贺诚 曹行|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旅游中的仪式展演与情感记忆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2025年第8期。

作者简介：贺诚，湖北美术学院影视动画学院副教授；曹行，湖北美术学院影视动画学院研究生。

摘要：武陵民族走廊是中国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存续的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革命文化基因，而且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武陵民族走廊丰富的红色文化在武陵山区屏障与通道兼具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当地红色文化旅游中红色文化景区内的红色文化仪式展演具有文化活动与教育形式相结合、娱乐与教育相协调的双重属性，呈现出象征性、规范性、周期性、重复性等多元特质，不仅在价值观教育层面有着重要引导作用，更在建构当代青年情感记忆、民族责任感培养方面意义深远。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旅游通过仪式展演完成了情感记忆空间的营造、情感记忆叙事的表达、情感记忆传播的实现，建构起了赓续红色文化基因的独特情感记忆编码、转码谱系。对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进行学术关照，不仅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讲好红色文化故事，更对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合创新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仪式展演；情感记忆；文化认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一脉相承，但各有侧重。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态，其革命精神突出，是红色文化的源头活水与重要组成部分。而红色文化范畴广泛，是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拓展与丰富。“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新中国是红色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让红色血脉始终赓续、代代相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能。”党和国家向来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国红色旅游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干部群众前往革命圣地与纪念地的学习、参观活动，经过70余年发展，现已实现了从最初的政治接待活动到全国性红色旅游活动的转变。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与发展红色文旅产业成为与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并重的红色旅游发展方向。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红色文化旅游的指导性文件，不仅明确了革命遗址、革命纪念馆等场所展示红色文化、宣讲革命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的社会功能，而且提出了发展红色旅游产业，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实践路径。如《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首先指出了红色旅游的发展方向，从红色旅游发展意义、方向和思路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则进一步分析了红色精神文化的重要地位，优化了红色旅游的发展思路与实践措施。《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则结合当时的红色旅游发展案例，总结出红色旅游的经验与特点，强调了明确时代特色、高举红色旗帜、强化教育职能的发展原则。通过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能够以文塑旅，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够以旅彰文，引导人民从心理层面树立红色文化信仰，进而将信仰转化为内生动力，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仪式展演在红色文化旅游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其具有文化活动与教育形式相结合、娱乐与教育相协调的双重属性，不仅在价值观教育层面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更在当代青年的情感记忆建构、民族责任感培养方面意义深远。

“民族走廊”地区地形地貌复杂，群众基础良好，是中国红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区域内红色文化旅游颇具特色。“民族走廊”这一民族学概念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涉及南岭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藏彝走廊。后经李绍明、李星星等诸多学者的系统阐发而愈发完善，成为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之一。其实，费孝通曾对武陵民族走廊地区进行过初步阐释。受其启发，李绍明与黄柏权等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基于武陵民族地区的长期研究实践提出了“武陵民族走廊”的概念。李绍明尝试从学术理论和具体研究实践等两个维度建构中国“武陵民族走廊”学说，其学术实践对“推动武陵民族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发掘、民族脱贫致富与政府决策、高层次人才培养等都有积极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黄柏权则认为：“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他还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着眼，系统梳理了先秦以降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探讨了该地文化互动的多元类型，为武陵民族走廊学说的推进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革命老区的武陵民族走廊在长期的区域族际互动中生成了跨区域社会体系，包括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各民族于潜移默化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该区域文化彼此交织，兼容并包，不仅形成了地域色彩浓厚的民族文化，而且存在赓续着革命基因的红色文化，生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红色文化形态。在弘扬革命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时代语境下，这为其赋能红色文化旅游提供了可能。当前，学界关涉武陵民族走廊的研究既有聚焦民族文化、民族音乐、民族武术、土司文化的个案分析；亦有注重民间传统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探讨；还有文化遗产旅游、文旅开发策略的实践研究。而现有研究对该地区红色文化旅游的关照鲜有，聚焦武陵民族走廊一隅，深度剖析该地红色文化旅游中的仪式展演与情感记忆建构，无疑对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有所助益。

一、文化生境：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资源的生成背景

武陵民族走廊如井冈山、太行山、武夷山等山区的革命根据地一样，是孕育中国红色文化的圣地。武陵民族走廊是一个民族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术语，而从地理空间上来看，该地区对应我国的武陵山区，是一个地处中国中南部，横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四省市的政区交界地带。这里山峦起伏、峡谷幽深、溶洞密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自然地理的独特单元，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活态博物馆”，还是中国红色文化诞生发展的重要摇篮。

武陵山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受板块运动内外力作用，长期塑造逐渐生成。远古时期，该区域处于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的碰撞地带。板块的相互挤压、碰撞，使得地壳发生强烈褶皱、断裂和隆升。这种强烈的构造运动，如同大自然的“雕塑家”，初步塑造了武陵山区的山脉雏形和整体地势格局。大量的地层被挤压变形，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褶皱山脉，山脉走向多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武陵山区的地形奠定了基本骨架。而在板块运动过程中，岩浆活动也较为频繁。岩浆的侵入和喷发，改变了地层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岩浆冷却凝固后形成的花岗岩、玄武岩等岩石与周围的沉积岩相互作用，增强了武陵山区山体的稳定性和抗侵蚀能力，同时也形成了诸如张家界、恩施等地独特的地质景观。与此同时，外力作用则在精雕细琢着武陵山区的地形地貌。武陵山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河流水量充沛。长期以来，流水对地表进行着持续的侵蚀和切割作用。河流在山谷间奔腾而下，以强大的力量侵蚀河床和河岸，使得山谷不断加深、加宽。在河流的溯源侵蚀作用下，峡谷不断向源头方向延伸；侧蚀作用则使河谷变得更加宽阔，形成了众多深邃的峡谷景观，如著名的乌江峡谷等。而流水对可溶性岩石的溶蚀作用，造就了大量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地下河、石林等喀斯特景观在武陵山区也广泛分布。此外，武陵山区的气温和热量条件，在垂直方向上存在明显差异。这里从山麓到山顶，依次分布着不同类型的植被带和土壤带，如常绿阔叶林带、落叶阔叶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以及灌丛草甸带等，形成了立体式地理景观和生态梯度。武陵山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这不仅为当地民众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这里红色文化的孕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陵山区的地理环境兼有屏障与通道的双重属性，而“民族走廊”一词正是其通道属性的生动体现。这里因地形险峻而成为历史上中原政权治理的边缘地带，为苗、土家、侗、瑶等民族远离中原战火提供了生存空间与安全屏障。闭塞的地理环境使武陵山区的饮食、服饰、节庆等文化保留较完整，如瑶族盘王节、土家族摆手舞、侗族大歌等非遗文化异彩纷呈，形成了当地“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分布格局。同时，高大山脉作为地理屏障虽造成局部隔离，但区域内的沅江、乌江等水系网络四通八达，沟通诸方，成为山区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有利通道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枢纽，最终促成了该区域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武陵山区的汉、苗、侗、瑶、土家等诸多民族在长期的贸易、通婚等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融合发展，造就了该地兼容并蓄的文化样态。武陵山区闭塞的自然环境与淳朴的民风民俗为红色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武陵民族走廊丰富的红色文化正是在这种自然与人文生境中诞生发展。该地涵盖今鄂、湘、渝、贵四省市交界地区，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这里留存着众多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与伟大胜利。

武陵民族走廊是湘鄂川黔苏区的核心区与湘鄂西苏区的重要组成区。“湘鄂川黔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地区创建的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其区域以湖南的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包括湖南的保靖、慈利，湖北的宣恩、咸丰，重庆市酉阳县、秀山，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县的部分地区。其游击区则达到沅陵、桃源、常德、石门、临澧、澧县、津市、松滋、鹤峰、来凤、利川、恩施、黔江、石柱、彭水、思南等县。从1933年底算起，苏区历时两年多。”而湘鄂西苏区（亦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以周逸群、贺龙、万涛、段德昌等为代表的湘鄂西党组织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带领广大军民通过武装斗争创建。湘鄂西苏区由以湖北洪湖地区为中心的几块根据地组成，武陵民族走廊地区的鹤峰、桑植、石门、慈利、五峰、长阳、恩施、宣恩、建始、巴东、大庸、龙山等县大部或部分地区在内的湘鄂边根据地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涉及遗址遗迹类、建筑与设施类（纪念碑、纪念塔、烈士陵园、纪念馆等）、重要革命历史文物、重要文艺作品等多种类型。当前，武陵民族走廊代表性的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分布于湘西、渝东、黔东、鄂西等地区。如湖南湘西地区的桑植、永顺。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拥有贺龙故居（贺龙纪念馆）、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等重要红色遗址与纪念场所。永顺县的塔卧镇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保存有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省军区旧址等大量革命遗迹。重庆酉阳地区的南腰界是川黔湘鄂革命根据地的核心枢纽，完整保存着56处革命遗址，包括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地等，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贵州铜仁地区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木黄镇是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地，留存有会师纪念碑、会师柏等红色文化景观，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湖北来凤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勋章”与时代楷模获得者张富清老英雄长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来凤县民族博物馆是以展陈红色文化为核心的主题博物馆，馆内专设有张富清先进事迹展，系统展示了红色战斗英雄张富清的传奇经历。武陵民族走廊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不仅是武陵山区红色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民族特色鲜明、地域特征浓郁的红色景观、红色精神等呈现出来。“红色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具有多维的时代价值。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制度文化则是红色文化的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红色文化资源是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的宝贵财精神财富，更是对人们进行红色教育的最具生命力、感召力与影响力的有效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开展红色文化旅游则是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仪式展演：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中的意义表达

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首先是红色主题公园，一般依托革命遗址地秀丽的自然景观资源，并梳理其丰富的人文历史，设计各类活动吸引游客，主要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对观览的青少年进行红色教育、树立红色信仰，如张家界永定区的“红军长征主题公园”等；其次是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纪念场馆，风格上比主题公园更肃穆庄重，以革命史迹、革命人物为主要题材，以革命遗物、图片视频、历史景观为主要展品，有助于游客了解更真实、更残酷的革命战争，如桑植县的贺龙纪念馆、张家界烈士陵园等；最后是散点分布于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红色文化元素，作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非常适合潜移默化地宣传红色文化。如城市雕塑、广场环境、公园设施等都可用来展现区域人文风貌与地方革命历史，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城市的历史岁月与精神面貌，可直接将红色文化精神渗透进居民生活环境中，使民众在休闲娱乐的过程中感知红色精神、理解红色文化。但在当下的数智时代，这些红色文化旅游场所缺乏一定的“生动性”，简单的场景设置、设备展现无法给游客带来情感互动体验，缺少情感引导。游客往往带着饱满的情绪来参观游览，又逐渐在千篇一律的展陈中走马观花地结束旅程，这不仅降低了游客对红色旅游的期待，更削弱了红色文化旅游的精神教育功能。而各类交互性强的仪式展演活动的存在无疑为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仪式展演的育人功能

仪式是一个确认的时间、地点、器具、规章、程序以及一个特定的人群网络的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各种仪式历经数千年演变重构，类型繁复，影响深远，从古至今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从古代的“祭祀仪式”“登基仪式”到现代的“开幕仪式”“表演仪式”等，均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行为活动。仪式作为具体行为，是指待人接物时的文明举止，多以“礼仪”形态呈现，如日常生活中“茶道”“香道”等活动衬托出中国人的“生活仪式感”。仪式作为社会行为，是一种有范式、有意义的重复性活动。仪式像一个玻璃容器，灌装不同内容则呈现出迥异的属性。从政治属性来看，仪式活动与政治动态息息相关，是政治领域不可或缺的有效宣传手段；从社会学视角着眼，仪式在社交活动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能够借此形式完成内容的有效传播；从文化研究的层面而言，仪式又是一种神圣的文化现象，在仪式进行中能够生成象征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并承载了文化传承的作用；基于教育学角度，仪式则是一种情境教育，是教育活动的经典表达方式之一，特别是仪式在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功用无出其右，政治教育是仪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最重要的功能。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仪式在输出主流意识、塑造正确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强化制度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合适的内在运行机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原则相互成就、高度契合。

仪式展演与仪式密切相关，但侧重点略有差异，它是以仪式行为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展演活动。仪式展演的举行注重形式表达、组织流程、影响时效等几个方面，通过仪式来虚化时空限制，实现情景再现或记忆重构，从而促成情感共同体的产生。就“展演”的字面含义而言，主要表现为“展示、呈现、展开、公布和演出、演艺、表演、行为等等”，并潜在地含有教育、传播、交流、启示等功能目标。仪式展演往往生发于一个特定而富有象征意义的时空之中，以形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情境，从而激发起仪式参与者对某种情感和意义的共享，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仪式展演的某种目的。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中的意义表达正是在神圣场域中发挥效能。如作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的渝东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赵世炎烈士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7.1建党节等神圣时间里，馆内通过开展入党宣誓、默哀凭吊、敬献鲜花、互动讲解等仪式展演活动，赓续红色基因，担当教育使命。

（二）仪式展演的多元特质

1. 仪式展演的呈现具有象征性

仪式展演是象征符号的集聚式、具象化呈现方式，仪式过程中往往包含并展现出许多标识性极强的文化符号或象征表达。仪式中的思想、物体、流程、事件、行为、空间等诸多要素均可单独成为一个符号，可以视作某一文化精神、某一价值观念的具象化呈现。仪式展演将抽象的观念具象依附在行为、物品、文化上，并以或喜闻乐见，或神圣庄严的实践活动将这些符号意义通过仪式转变为约定俗成的、易于接受的社会文化，进而使各类文化形态得以脱离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得以传递，凭借这些符号所包含的文化价值激活文化记忆，提升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培养更加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仪式展演的本质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采用不同的精神文化为其赋能，通过设立感知场域来强化文化感知，进而达成增强文化认同和传播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仪式展演就是一种文化记忆，是对意义的传承。当下受互联网浪潮的影响，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中的事象受到冲击，面对如此严峻态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仪式感”迫在眉睫。而对红色文化旅游进行仪式展演无疑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在红色文化旅游的仪式展演中，“游客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真实性体验形塑红色记忆，从而构建其社会身份认同，达到个体（归属感和自尊）和社会（凝聚力）的共赢。”如武陵民族走廊的诸多红色文化遗迹、革命纪念馆等神圣场域往往成为当地民族干部开展入党宣誓、重温入党初心等党支部党日活动开展的不二之选。鄂西来凤县民族博物馆中的张富清事迹展陈，湘西桑植县贺龙纪念馆诸多贺龙元帅生平展览等场馆将静态展陈与动态讲解、纪念日宣传等展演活动有机融合，革命文物、精彩图片、记录视频等诸多仪式物品在特殊的文化场域中浸染着游客的心灵，游客在具身体验中收获了精神的力量。红色文化旅游中的仪式展演不仅为当地文旅发展塑造了亮丽的红色文化品牌，还于潜移默化中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神圣场域。红色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色文化旅游过程中开展行之有效的仪式展演活动不仅有利于加深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激活民众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文化记忆，更有利于有效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增进文化自信自强。

2. 仪式展演的组织具有规范性

仪式展演需要按照既定流程进行，时间安排、场地选定、情景布置、步骤实施、行为展演等诸多环节都有较严格的规定，是一个系统化、模式化、程序化的行为过程。规范的仪式展演流程意味着该仪式的构成要素缺一不可，因此在设定仪式展演的时候就需将仪式流程与内容设计得恰到好处，进而确保仪式展演的逻辑严密、内容紧凑、便于感知。不少仪式展演活动还对参与者的服饰、神态有所要求，这些都需在组织仪式前设置好，确保仪式的有序开展与功能发挥，进而提高仪式本身符号化规范，打破仪式的时空限制。湘西桑植县的贺龙纪念馆、张家界市区的湘鄂川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龙山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内经常举办敬献花篮仪式、红色文化教育讲座、红色文化主题研学、党日活动、红色文艺汇演等仪式展演活动，而这些活动基本具有规范性。当然，仪式展演并不是机械的、静止的，因特定目标组织的仪式立足于需要宣扬的活动意义，当活动意义发生变化，仪式展演也需跟随意义的变化而重新设计。

3. 仪式展演的举办具有周期性与重复性

周期性是仪式的普适特征，在固定的时间周期内进行仪式内容与流程上的重复，基本确保了仪式的开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例如国庆大阅兵遵循的“五年一小阅，十年一大阅”规则，每年举行“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活动等，这些仪式中组织流程、象征符号、活动意义等构成要素都重复使用。重复性不仅仅暗示对过去的延续，而且明确地宣称这样的延续。稳定并且周期重复的仪式强化了仪式的文化符号功能，也使仪式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得到更广泛的传承。如在建党节、建军节、贺龙元帅诞辰等时间节点，湘西的贺龙纪念馆内往往会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展演。相关人员首先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手持花篮在贺龙元帅铜像前敬献，其次会朝着铜像深深地三鞠躬，最后会缓步绕行一周瞻仰铜像，看似简单的仪式表达了游客对贺龙元帅的深切怀念与无比崇敬。

三、情感记忆建构：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的功能呈现

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旅游通过仪式展演完成了情感记忆空间的营造、情感记忆叙事的表达、情感记忆传播的实现，建构起了赓续红色文化基因的独特情感记忆编码、转码谱系。

（一）情感记忆空间的营造：氛围沉浸与语境呈现

红色文化旅游中情感记忆空间的营造有助于氛围沉浸与语境呈现。仪式展演包含了参观游览、红色学习、纪念活动、宣誓仪式、主题演出等各类红色活动，它们之所以可以构建出沉浸式空间，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第一，仪式展演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有形界限。仪式展演具有相对独立性，在营造出的特定氛围中，促使参与人的情绪完全投入，容易引发情感共鸣，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形成情感共同体与集体记忆。仪式展演的稳定性特征能够串联起不同时期参与人的集体记忆，激发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使新的参与人在特定情境下产生同质性情感体验。第二，仪式展演实现了物质与文化的有机结合。纪念馆与烈士陵园是红色纪念仪式的重要举行场所，但是若仅有红色场所设施，简单的游览无法引发游客的情感共鸣，需要配合相应的历史事件或纪念人物举行仪式，才能打造完整的沉浸式红色感知空间。如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的贺龙纪念馆是当地乃至整个武陵民族走廊最具代表性、标识性的红色文化资源的金字招牌。其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二级博物馆、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湖南省首批红色旅游景区（点），是张家界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了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该纪念馆系统展出了与贺龙元帅密切相关的文物近2000件，馆内的《贺龙元帅生平业绩陈列》共设九大部分，分别为桑植骄子、北伐名将、南昌起义总指挥、创建革命根据地、率部长征、威震抗日战场、征战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人民功臣、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等板块。在此神圣场域之中，故事性、互动性强的讲解与影视作品呈现，将游客置身于沉浸式的情景中，不仅增强了红色文化的趣味性，而且可以更好地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教育中感受贺龙元帅彰显出的红色文化精神，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建立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贺龙纪念馆现已成为贺龙元帅纪念活动开展、新入党党员入党宣誓、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等功能集于一体的红色文化情感记忆空间。对于游客来说，国家发展历程如果写作一本书，是一部宏观而庞大的文集，但是像这样通过沉浸式的观览，就能唤起不同游客群体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对游客而言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相对于传统的阅读、讲座等形式，这样的思想教育模式更容易接受、传播与普及。

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空间通过仪式展演完成了感性与理性并存的语境呈现。从感性层面来看，在特定场域中的红色文化事象营造出一种沉浸式的氛围，不仅向游客生动展示了该地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奋斗的辉煌历史与精神谱系，而且通过具象可感的红色文化旅游体验唤起了民众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从理性层面来看，游客接受革命精神洗礼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产生认同感，最终得以确立自身目标信仰与终身追求。“红色博物馆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价值理念之上，以时空叙事为核心的物理场域以及以观众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共同建构而成的心-物交织的场域空间。”武陵民族走廊的各类红色文化资源正如红色博物馆一样将物理场域与精神世界沟通起来，使得游客在具身性体验中获得精神的崇高与前进的动力。

与此同时，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资源还可以借助文艺创作实现跨媒介叙事，通过戏剧、影视作品等重新编码的仪式展演构建起饱满的文化语境场域。就红色革命历史文化来说，因为存在于特定年代，所以生活在革命年代的群众能够更直接地连接进红色集体记忆中，而对于未经历过革命年代的群体而言，红色文化是一些历史、人物与精神的文化集合，受众对这种集合有情感认知但无法亲身体验融入其中。仪式展演在消融时空界限的同时，也让参与人能够“成为”文化集合中的元素之一。文化记忆是需要持续生成并延续传承，而戏剧与影视作品的仪式展演方式颇具时代特色。例如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创作了以战斗英雄张富清事迹为题材的大型原创现代南剧《本色》，该剧以国家级非遗、土家族传统戏曲南剧为艺术表现形式，生动再现了张富清坚守初心、对党忠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一生清廉、克己奉公的共产党员形象。张富清革命战斗、为民造福的历史细节、场景保存其中。这段历史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游客眼前，从不同人物视角展现跌宕起伏的战斗故事和英勇无畏的爱国情怀。如何使观众加入展演这一行为更加天衣无缝，没有违和感，是沉浸式仪式展演需要研究的重点。仪式展演中真实的、厚重的、饱满的文化场域是引领观众进入状态的钥匙，情绪的紧密跟随与身心的全情投入是观众能否“入戏”的影响因素。区别于传统、生硬的知识课堂传授，仪式展演通过展陈与布置打造不同属性的场景，这样的展演空间用更加灵活多变的主题形式，将历史、文化与精神传达给每一位观众。通过仪式展演形成内核饱满的文化场域，并配合时代前沿科技的发展趋势，积极利用媒介开展多角度、多形式的文化传播活动，通过创新红色文化内容，使当下的参与人逐步浸润于红色文化仪式展演情景中。

（二）情感记忆叙事的表达：记忆共享与情感阐释

红色文化旅游中往往通过情感记忆叙事的表达来实现群体的记忆共享与情感阐释。叙事的本质就是讲故事。红色文化旅游中的仪式展演包含了一定的叙事功能。这些仪式展演活动通过时间和人物的建构刻画历史情节，依托记忆共享与情感连接激发参与人的情绪投入，利用红色历史事件展演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实现了红色记忆在代际群体中的共享与延续。情节设置是实现情感记忆叙事、再现红色文化记忆的重要环节。红色文化旅游语境中的情节具有真实性与生动性兼具的特点，能够还原中国共产党奋斗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而激发出群体对红色记忆的感同身受与文化认同。红色博物馆等场所可以通过情节设置构建具体的历史事件情景，完成空间叙事，并借由叙事来凸显事件目标与价值取向，准确标记出红色记忆的具体情节，从而生成便于记忆的符号。例如张家界元宇宙馆是国内首个景区超高清元宇宙孪生体验馆，被授予“武陵源、马栏山红色党建科技联盟示范项目”，为游客提供了有场景、有故事、有创意、有深度、有温度的元宇宙体验空间，搭建起红色文旅元宇宙，通过构建叙事空间，再现了历史场景与故事情节，全面展现了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革命历史进程，为游客带来极具视觉冲击的场景体验。

游客是否经历过革命年代决定了其感知范围与强度，即使是参与同一个仪式展演活动，因人生经历不同、个体记忆不同，在参加纪念活动或红色仪式时，势必会唤起不同的记忆与情感。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生的老年人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开放、发展的过程，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更多地感受到对先辈的敬佩与对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代际差异非常显著，记忆与情感认知也有不同。因此，在仪式中如何让参与群体实现记忆共享从而形成情感共同体，是仪式展演达成教育功能的重点。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该地是开展红色文化旅游与教育的重要场所。张家界市委党校在培训当地民族干部时，多采用“场景还原+情感共鸣+思想升华”的三维模式开展教学活动，通过重走长征路，参观纪念馆，感悟使命感等红色文化实践，与革命先烈建构起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学员们得以共享红色文化记忆，共情红色文化精神，共传红色文化基因。

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融合转换需借助互联网等媒介手段，通过对红色记忆的再现与拼接，完成面向大众的红色文化记忆普及。只有在形成基本的认知与理解后，才能确保参与群体在参与仪式时没有文化盲区，能够跟随仪式流程认知相应的红色情结，再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传播手段，梳理红色历史文化，达到集体记忆共享的目的。在红色文化旅游这一形式中，实现红色文化即“以文化人”中的“文”。地方政府或相关文旅集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资源设置旅游观览体验环节，引导游客感受红色文化、了解红色历史、学习革命精神，从而实现旅游活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效果。文化体验过程与文化教育过程恰恰相反，前者具备个体自发性，是由点及面的过程；后者是群体接受性，更偏向普及行为，而红色文旅的融合能够淡化体验与教育之间的界限，给游客构建一个身临其境的认知场所。在构建红色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基本可概括为三个阶段：范围了解、自主感知、形成信念，这个由情感体验抵达理智信念的过程需要不断强化，红色仪式展演在其中就扮演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角色。通过纪念仪式打造极具感染力的体验场所，将红色历史文化与当代新闻事件有机连接，强化红色文化的价值维度，形成个体体验与群体教育相辅相成的教育模式，进而达到增强红色文化影响力与认同度。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资源中有不少名人文化景观，如贺龙纪念馆、张富清事迹展览馆等。它们凝聚着当地民众对红色文化的朴素理解与英雄人物的文化记忆，在跨时间叙事、跨空间叙事、跨文体叙事的多维叙事中实现了层累性生成、恋地性呈现、互文性表达。在当代语境下，这些名人文化景观通过遗产化、文本化、影像化等当代叙事形态，进一步激发了叙事活力，完成了情感记忆叙事，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情感记忆传播的实现：文化传播与精神延续

红色文化旅游中情感记忆传播的实现最终指向是文化传播与精神延续。“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仪式展演的本质功能是通过设置包含红色文化元素的仪式去强化红色文化认同，可以说仪式最终是为了培养文化认同。仪式展演的沉浸式场所将参与群体与原本的社会生活隔离开来，并在仪式流程中共享集体记忆形成共通的情感体验，并接受群体意识影响。位于黔东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拥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该馆以木黄会师纪念馆为中心，营建连贯会师柏、会师纪念碑等红色文化景观的经典线路，打造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红色廉政文化宣教矩阵，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与宣传活动，激活红色文化记忆，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互联网平台中也会隐藏着非理性表达，这些内容会消解部分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面对这种情况，应将完备的线下红色仪式展演延伸到线上进行展示、宣传，使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呈几何式增长。依托于现代传媒技术，传统的展演空间、固定的纪念活动空间将向虚拟现实空间投射，这样就“重组了传统纪念空间固有的时空序列，纪念空间仪式及其操演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此时、此地的活动，而成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全球化、媒介化空间纪念仪式。”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际援助，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过举办外语专业训练班建设人才梯队，再借助外文刊物、广播电台等媒体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红色文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红色精神依托短视频、微博、微信、学习强国等新媒体矩阵，多途径、全要素、宽领域的有效传播，游客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加强对红色精神的认知，无论是参观线上展馆还是观看往期红色活动，都能达成辐射范围更广、传播内容形式更丰富的新型传播效果。当下，VR、AR、全息技术等前沿视听技术也为红色文旅仪式展演的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通过技术赋能为线上参与群体带来更加真实、沉浸的仪式感受，从而获得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在新潮的传播媒介渠道中，受众群体更便于、乐于去接收相关信息，也更容易获得受众的情感认同。武陵山区位于华中腹地，通达四方，是我国地理上的中西结合部，自古以来就是各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通道。在武陵民族走廊红色文化旅游传承红色文化、增进文化认同、强化红色信仰的过程中，应追求创新精神，将优秀红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优化仪式展演设计；应注重历史文化与当下社会需求进行融合提炼，提高仪式的文化信息权威性；应完善行业机制与领域范围，确保仪式的文化表达守正创新，从而保证红色文旅中的仪式展演能够有效增强参与群体的红色文化认同。

四、结语

武陵民族走廊是中国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存续的红色文化不仅承载着革命文化基因，而且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写照。仪式展演在红色文化旅游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其具有文化活动与教育形式相结合、娱乐与教育相协调的双重属性，呈现出象征性、规范性、周期性、重复性等多元特质，不仅在价值观教育层面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更在当代青年的情感记忆建构、民族责任感培养方面意义深远。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旅游通过仪式展演完成了情感记忆空间的营造、情感记忆叙事的表达、情感记忆传播的实现，建构起了赓续红色文化基因的独特情感记忆编码、转码谱系。对武陵民族走廊的红色文化旅游进行学术关照，不仅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讲好红色文化故事，更对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有裨益。

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漫长过程，借助仪式展演来营造情感共享空间，从唤醒集体记忆到引导情感认同，再通过红色精神指导实践行为，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个体、集体、组织得以耦合共生，相互成就。仪式展演是红色文旅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播手段，而内涵深厚的红色文化内容、不断优化的仪式展演设计、积极稳定的仪式展演环境是仪式展演实现的基石。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本土文化极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传承着优良革命基因的红色文化必将成为引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题中之义，进而成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强大精神力量。当前，各地的红色文旅融合由政府机构大力主导、推动、扶持，但今后的发展将更加依赖于市场导向，如何搭上红色文旅的快车建立仪式展演的长效发展机制促进红色基因传承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