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人涌入浏阳旅游,泼天的富贵,为何没人接?——一个浏阳人的回乡观察

“14号，14号，14号在哪里咯！”

大年初五下午，一中对面街道的“老某记”小吃店二楼。服务员的声音很响，很不耐烦。我紧张地来回翻看扫码下单的订单编号，生怕错过了，待会儿被凶一顿。老公开玩笑说：“这里应该是本地食客为主，不然这个服务态度，不把游客都吓跑了？”

没想到，他居然一语成谶。

这家店我上高中时就开着，卖的都是本地小吃，咸、香、辣，重油重味。两层简陋的小楼，地面油腻腻的，食客却络绎不绝。这么多年过去，味道没变，环境没变，服务态度也没变。

吃完饭，我们去文庙。刚踏进门口，就被值班的美女驱赶了出来：

“刚把里面的人清场，你们又来？明天再来，下班了！下班了！”

我看了看时间，下午五点整。

回乡下的路上，对面车道堵得一动不动。我还在疑惑，今天怎么这么多车。后来听父母说，那天对门高速上全是外地车，不知道从哪涌来这么多人。

第二天打开小红书，满屏推送的都是吐槽：

“大年初五浏阳烟花太拉垮！”
“浏阳，我再也不来了！”
“谁凌晨三点到家的？来报个到。”

我这才知道，前一天有30万人涌进浏阳看烟花。

30万人。一个小县城，一夜之间涌进来30万人。

然后，骂声一片。

那些年，我认识的浏阳

我是浏阳人。

每年回去，都能看到这座小城的变化：烟花越放越绚烂，高楼越盖越多，GDP数字越来越好看。2025年，浏阳新引进项目166个，总投资425亿元，蝉联全国县域百强县第5名。

但也有一些东西，几十年没变过。

先说高利贷。

前几年，浏阳刮起一阵高利贷风。我父亲五六十岁了，还在给建筑工地打下手，挑砖头、抬水泥，一天挣百来块钱。他攒了十几年，存下十几万，放到一个亲戚那里。开始还能拿点利息，后来本金没了。

我堂哥，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摘蘑菇，送到批发市场去卖，攒了十来万，也没了。

放贷的那个亲戚，其实也是受害者。他把钱交给上一层，上一层跑了，现在所有人都找他要钱。

但我听说，村里有个人，把钱放到他家当官的亲戚那里，几十万，一直拿高息，而且在出事前及时收回来了。

第二个是赌博。

这几年回家，常听母亲教育弟弟：“可不能像村里某某那样不听话，在外头躲债几年不敢回家。那个谁，他爸去世才回来了一天。”

我问怎么回事。说是他们在浏阳赌钱，借了高利贷，还不上。讨债的天天上门闹，家里人没法过，只好躲出去。那两个青年我都认识，不算坏人，就是一时糊涂。现在有家不能回，父母在家帮着还债。

第三个是老人。

村里很多老人，以前都在花炮厂干活。现在小花炮厂都关了，大厂不招六十岁以上的——当然也是为了安全。可老人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块的基础养老金，够干什么？

找活干，成了最头疼的事。

我爸干活踏实，六十多了还有人找他做零工。一天百来块，累是真累，但有活干就是福气。其他人干活没那么利索的，就很少有人找。只要有个五六十块一天的活，老人们都抢着去。

第二条出路是种菜卖。农村荒地多，老人们就在自家地里种点菜，熟了挑到街上去卖。我妈说那些菜可真便宜，青菜几毛钱一把，好像不要钱一样。种稻子更不划算，一年到头算下来还亏本，不如买着吃。

而那些大面积种水稻的，要么是村干部，要么是他们的亲戚。一亩能拿几百块补贴，其他人哪拿得到？

第四个是生病。

村里有好几个老人，五六十岁生了病，不敢去看。

早几年，邻居一个大叔，不到六十，肚子里长了个东西，肚子胀得老大，也没去医院。过了段时间，人就没了。我妈说，那都是命。看病要花很多钱，他儿子还在外头躲债呢，哪有钱？

还有个五十来岁的嫂子，我印象中还很年轻的，脖子上长了癌，脸色乌黑，也没去医院。一直撑到走的那天，都还在厂里干活。

第五个是挣钱。

父亲指着村里一栋新盖的豪华别墅说：“看到没？那家这两年发财了。”

我问怎么发的。

他说，他们家有个亲戚在政府，走得近，承包了一个工程，赚了少说几百万。

回到烟花节

想起这些，再回头看那30万游客的遭遇，好像就能想通一些事。

手机信号被屏蔽，人找不着人。
公共厕所严重不足，有人在绿化带里解决。
机关单位停车场空着，却对游客大门紧闭。
换票规则混乱，被质疑“鼓励黄牛”。

而沿线的公安局、海关、检察院、自然资源局——那些停车场明明空着，却一律不对外开放，门卫严防死守。

为什么？

因为在这些机关单位眼里，游客是“外人”。而在这座城市里，习惯了服务的是“自己人”——有关系的人、在体制内的人、能办事的人。

至于外面来的人，那是不需要负责的对象。

那些做小吃的老板，几十年如一日地“凶”着顾客，因为来的都是本地熟人，凶一点也无妨。他们没想过，有一天会有30万“外人”涌进来，需要被好好对待。

那些值班的工作人员，五点准时下班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没想过，游客是专门来看烟花的，不是来踩点的。

那些把持着停车场钥匙的门卫，守着空荡荡的车位，看着外面堵成一锅粥，心安理得。他们没想过，这些车位本来就是公共资源，本来就应该服务于公众。

一个让我动容的瞬间

但浏阳也有让我动容的时刻。

同样是初五的夜晚，同样是人山人海的锦程大道，一辆救护车急需通行。没有广播指挥，没有强行清场——数万名游客，仅仅用了几分钟，就自发地在拥挤的人潮中，为这辆救护车让出了一条长达1.5公里的“生命通道”。

更让人动容的是，为了配合救援，现场那场筹备已久、耗资巨大的烟花燃放，也默契地暂停了数分钟。

一位官方人士说：“基本上没有哪个单位在组织，这就是现场观众最朴素的反应。”

那几万人，大多是普通人。他们可能来自农村，可能一天只挣五十块，可能凌晨三点就起来卖菜，可能刚被骗走一辈子的积蓄。但在那一刻，他们是最体面的人。

从社会学视角看浏阳

为什么浏阳会这样？

我想起社会学里的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差序格局”——对待自己人和外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浏阳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面对陌生人社会时的“失灵”。那些服务人员、那些门卫、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习惯了在熟人圈子里行事，习惯了服务“自己人”，当30万陌生人突然涌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意识到需要应对。

第二个是基层治理的“悬浮”状态。有学者在研究基层治理时提出，在一些地方，政府是“悬浮”在老百姓之上的——它更关注的是“向上负责”（完成上级指标、争取项目资金），而不是“向下负责”（服务本地居民、回应群众需求）。

浏阳的招商引资做得那么热，2026年开年第一个大会就是招商引资大会，四套班子全员出席，19个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超63亿元。市委书记说，要以“一号工程”的站位抓招商。

为什么？

因为招商引资是“硬政绩”——项目落地了，数字上去了，领导能看见，上级能考核。一个百亿项目签下来，可以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上新闻头条，可以成为升迁的资本。

而旅游服务呢？把停车场打开、把厕所修好、把信号调通、把规则理顺——这些事，费时费力，看不见摸不着，做得好没人夸，做不好全是骂。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不能给少数人带来直接利益。

那些把持着大型超市供货渠道的官二代，能从旅游发展里得到什么？那些掌握物价审批权限的人，能从游客满意度里得到什么？那些管着招商引资项目的人，能从凌晨三点卖菜的农民身上得到什么？

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他们没兴趣。

而那些四十多岁就没了的人，那些被骗光了积蓄的人，那些一天挣五十块的老人——他们更是从来不在视线里。

旅游发展好了，能惠及多少人？

其实，旅游是典型的“普惠型产业”。

它不需要高学历、不需要特殊技能、不需要关系背景。只要有人来，普通人就能找到活路。

淄博火的时候，全城的烧烤摊主都忙不过来，连退休的老太太都去路边卖矿泉水。
天水火的时候，卖麻辣烫的小贩一天能挣以前一个月的钱。

如果浏阳能把旅游做好，受益的不会是那些官二代，不会是那些把持资源的少数人，而是那些最普通的老百姓——那些凌晨三点起来卖菜的农民，那些一天挣五十块的老人，那些被嫌弃“没本事”的媳妇，那些被骗光了积蓄的人。

可官员们没有心思去干这个。

因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能让少数人发财。而旅游服务的好，只能让多数人活得好一点。

在资源被少数人把持的县城里，“让多数人活得好一点”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优先级。

写在最后

写这些，不是为了骂家乡。

正因为是家乡，才更希望它好。

我知道，那些凶巴巴的服务员，可能就是我某个同学的朋友；那个五点准时下班的值班员，可能是我家某个亲戚的邻居；那些守着停车场不开的门卫，可能就是我爸一起挑过砖头的工友。

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习惯了在熟人社会里生活，习惯了服务“自己人”，习惯了“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

但当30万陌生人涌入，当一座城市需要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时候，这种习惯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有篇文章说得好：“烟花是用来欣赏的，但生命是用来敬畏的。”

其实不止生命。游客的体验、游客的尊严、游客的体面，都应该被敬畏。那些一天挣五十块的老人，那些凌晨三点起来卖菜的农民，那些四十多岁就没了的人，也应该被看见。

下次再有30万人涌入，浏阳准备好了吗？

至少，先把那些机关单位的停车场打开吧。

至少，让那些一天挣五十块的老人，也能体面地老去吧。

至少，让这座城市学会一件事：把“外人”当人，其实没有那么难。

而那些官员们，如果能把招商引资一半的热情，用在旅游服务上——把厕所修好，把信号调通，把停车位开放，把规则理顺——那些凌晨三点起来卖菜的农民，或许能多卖几块钱；那些一天挣五十块的老人，或许能少干几年活；那些看不起病的人，或许能多活几年。

这比一百个百亿项目，更能让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