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生态旅游|如何定义一场“好的旅行”
2026年初，维儿巴组织了一场不丹之行。在这场喜马拉雅佛国的深度旅行中，大家不仅沉浸于它的自然与文化，也生发出了不同的思考。这篇文章来自同行伙伴小勒，她从生态旅游在市场逻辑中的内在张力为切口，分析不丹如何在"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下奉行"高价值、低影响"的旅游政策，在增长逻辑之外为自然意义、社区关系与文化延续保留空间。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旅游开发与自然保护还很少被放在同一个发展框架中讨论。大众旅游在带来收入的同时，伴随着土地利用变化、水资源压力、垃圾增加，以及地方社会对外部资本和游客消费的依赖等问题，使旅游一度成为环境批评的重要对象。
生态旅游（ecotourism）在此背景下逐步兴起，被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等机构视作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方案加以推广。目前学界尚未对生态旅游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1990 年最初将其定义为，到访自然区域的负责任旅行，既要保护自然环境，也要增进当地居民福祉，后续修订版本又增加了解读与教育的内涵；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则提出，生态旅游是在受干扰程度较低的自然区域开展环境友好型游览活动，欣赏自然风貌与本土人文，推动生态保护、减少旅游带来的环境冲击，保障当地社区参与并获取收益。
理想的生态旅游能够兼顾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实现游客、社区、环境三方协同共赢。但在现实中不少号称生态旅游的项目只是“基于自然的旅游”，缺少当地人实质参与，仅仅只是贴上参与的标签，正如Honey（2008）坦言：真正的生态旅游其实十分罕见。生态旅游不是万能灵药。游客支付的费用确实可能支持保护区管理、社区就业和环境教育，产生真实的保护收益。不过，当环境责任越来越通过消费来表达：选择生态住宿或者一场“负责任的旅行”。原本针对旅游增长和消费方式的反思，也被吸纳进市场体系，试图依靠更“绿色” 的消费，去消解消费行为本身制造的环境问题。生态旅游将市场逻辑引入自然保护。市场推崇竞争、私有化、个体利益优先，预设人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即追求自利的理性行动者。让保护自然能够产生经济回报，以此维系保护的内生动力，而产生动机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即金钱激励会挤出原有信仰、社群责任等这类内生性保护动机。在此逻辑下，自然变成被动客体，供人类体验、索取，出售自然以拯救自然。
从早期堡垒式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到 1970 年代之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保护（neoliberal conservation），每一阶段的治理模式都试图化解前一模式的内在矛盾，却又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经济增长、生态保护与减贫三者之间的调和本身就充满张力。那么，生态旅游在市场逻辑之内或之外，是否还存在别样的实践可能？当全球各地都在探寻替代性发展路径时，秉持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发展理念的不丹，被塑造成“理想范本”。所以它的生态旅游实践，可否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佛教国家，常被想象成某种远离现代市场的例外：不追求GDP，不追求消费，也不追求规模增长，而是在群山之间守着森林、寺庙和传统生活。真实的不丹当然复杂得多，它没有拒绝市场，也从未停留在一个未经现代化改变的世界。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国土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70余万。这个国家南北距离并不长，但海拔落差很大，从南部的亚热带低地到北部的高寒山区，形成了多样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造就了境内茂密且类型多样的森林植被，是喜马拉雅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不丹在宪法中规定国土永久维持六成以上森林覆盖率，并作出永久碳中和的国际承诺。首都廷布（Thimphu）位于西部河谷，是全国的政治、行政和商业中心。全国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河谷，北部高山区和东部一些地区则较为偏远。不同地区分布着竹巴人、仓洛人、洛昌帕人以及布罗克帕人等群体，地方语言也有多种。官方语言是宗卡语，英语则广泛用于教育和行政系统。17世纪的不丹以佛教（竹巴噶举，Drukpa）为核心，实行神权治理；到20世纪初经历派系混战，第一任国王掌权，君主制由此确立。彼时虽处于隔绝状态，但已经存在有限对外商贸往来，之后中印地缘冲突、国内贫困等议题使不丹放弃固有锁国策略。1961年由印度资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国家迈向现代化。1998年第四任国王把权力移交国民议会，向民选内阁过渡；第五任国王继续推进改革，在2008年颁布宪法，迎来第一届民选政府。Masaki (2013）提出：不丹转向民主，不是照搬欧洲模式，而是本土集体价值的现实化。现代国家建设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宗教和社会传统。佛教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不丹社会，17世纪形成的宗教-政治治理传统也可以在“宗”（dzong）中看到。这些大型堡垒式建筑既是地方行政空间，也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传统与现代共存在于今天的不丹。这种并置在经济生活中同样明显。农业和畜牧业仍是许多家庭的重要生计方式，对印度出口水电则是不丹主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不少工业制成品和消费品依赖进口，旅游也是重要的服务业和外汇来源。与此同时，不丹还利用丰富的水电资源发展比特币挖矿，国家投资机构持有相当规模的比特币资产。近二十年来，互联网、移动通信和数字服务快速普及，城市年轻人的生活与全球其他城市越来越接近。但现代化并没有均匀地到达每一个地方。城市与乡村、西部河谷与东部和高山地区之间，在基础设施、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与其把不丹想象成香巴拉，不如理解为一个正在快速变化的国家。它既面对现代化、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处理传统、自然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第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开始以“国民幸福总值”表达不丹的发展理念。“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后来成为对GNH最广为流传的概括。据考证GNH 概念最早成文记录是 1980 年，直到 1996 年才正式成为顶层政策指引。
幸福作为国家责任的理念早在 17、18 世纪的不丹古代法典就已经存在。法典提出：没有法律，众生便无法获得幸福；众生不幸福，统治者的存在便失去意义。Givel 与 Figueroa (2014) 总结：早期不丹幸福政策，是贤明统治者提供治理条件，让民众得以实现大乘佛教所追求的觉悟。GNH的内核来自于佛教“缘起相依”（Dependent Origination)的思想：一切事物都依靠关系而存在，不存在完全独立的个体，GNH 当中 “总体（gross）” 一词，就是指向集体幸福。社会被理解成相互关联的整体，个体心理、肉身依托他物而生成，幸福可以被个体感知，但幸福的追求是集体性事业。另一方面，GNH也受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20世纪末，国际社会也开始反思单纯以经济增长衡量社会进步的局限，也尝试把基本需求、环境与人的福祉逐渐纳入发展讨论。早期的GNH更像是一种关于“发展目的”的原则，后来才逐渐进入国家规划和测量体系。1999年的《不丹2020：和平、繁荣与幸福的愿景》进一步把经济、环境、文化和善治联系在一起。此后，GNH被概括为四大支柱：公平且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与弘扬、环境保护、善治。经历2006、2008 两轮全国 GNH 调查，拓展为九大领域：心理福祉、生活水平、善治、健康、教育、社区活力、文化多样性与韧性、时间利用、生态多样性与韧性。后来形成的GNH指数，则把这些领域转化为一套多维度的福祉测量体系。GNH强调的不是“精神高于物质”。贫困、疾病、住房不足和教育匮乏都会造成真实的苦难，因此物质发展不可缺少；但财富和消费也不能成为没有边界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可以发生，并需要同时考虑公平、文化、环境和社会福祉。"幸福能否被测量？"是不少人对GNH的质疑。但这套体系的核心，并不在于回答幸福值的高低，而是它拒绝让单一的经济尺度取代其他生活价值。换句话说，GNH是对GDP这类传统繁荣衡量标准的反抗，代表着不丹自主探索何为社会进步。尽管这套指数作为实践工具成效尚存争议，但作为哲学理念，它持续影响着国家政策。所以，GNH是不丹在回应现代化挑战、持续自我调适中形成的治理理念。它依托佛教世界观、国家父权传统等本土制度，吸纳并改造外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一套成分高度混杂的治理模式。
通常的旅游发展逻辑里，游客数量既是市场目标，也很容易成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指标。游客增加意味着更多住宿、交通和消费，于是目的地继续扩建机场、道路、酒店和接待设施，以容纳下一轮增长。往往直到拥堵、垃圾、生态压力和居民不满变得明显以后，旅游承载力才重新成为公共议题。
1974 年，不丹第一次对外开放旅游，当年仅有 287 名外国游客入境这座 “雷龙之国” 。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不丹把旅游业作为发展策略，实现财富从发达国家向本国转移，推动经济多元化。1983 年帕罗机场建成，提升可达性，旅游机会进一步扩大。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但政策依旧谨慎，把保护文化、环境放在重要位置。吸取邻国旅游业破坏文化的教训，政府担心无管控旅游带来恶果，因此推行管控型旅游模式。没有把游客数量最大化作为旅游发展的首要目标，而是遵循“High value，Low volume”（高价值，低容量）。2009 年，不丹政府聘请麦肯锡公司，目标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其报告提出：大幅提升入境游客数量。但这套建议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最终政策没有完全采纳，不过政策措辞变化为 “High value，Low impact”（高价值，低影响 ），目前两种措辞会混用。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国家对旅游准入和服务体系的控制。政府不再硬性规定每年访客上限，依靠市场价格筛选目标客户，瞄准高消费游客。国际游客需要通过官方认证的不丹旅行社安排行程，并接受最低日消费、导游和线路管理等要求，从而实现控制其数量。一方面，政府希望降低游客对当地的文化、生态冲击。另一方面，也在塑造不丹稀缺旅游产品，进一步提升目的地吸引力，各大旅行杂志都将不丹列为一生必去之地。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国民希望参与旅游产业，于是政府 1991 年放开部分管控，旅游业走向私有化，但准入、收费和总体规划等重要权力仍然由国家掌握。价格是其中最明显的工具。2022年改革以前，国际游客长期实行最低日消费（Minimum Daily Package Rate, MDPR）制度，旺季每人每日250美元、淡季200美元，其中包括住宿、餐饮、交通和导游等服务，并包含65美元的政府收费。希望通过较高的单客收益，降低旅游经济对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的依赖。但原有制度也并非对所有游客统一适用。2019年，不丹共接待315,599名游客，其中243,400人为区域游客，主要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这部分游客当时并不适用国际游客的MDPR制度。“低容量”虽然是政策原则，但游客规模仍然受到区域市场、国际关系等影响。2022年的旅游改革做了进一步调整。原有统一的最低日消费套餐被取消，游客可以分别根据需求购买住宿、交通、餐饮和导游等商业服务；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费（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e, SDF）被单独收取（目前国际游客实际支付每人每晚100美元），游客的商业消费与公共贡献区分开来。支付给酒店、餐厅和导游的费用，是购买具体服务；SDF则不直接对应某一项旅游产品，进入国家统一账户用于支付医疗、教育和生态保护等更广泛的公共领域。一次旅行所依赖的并不只是酒店、旅行社和景区。文化和自然产品主导不丹旅游市场，森林、宗教传统、社会秩序、文化遗产，以及居民长期对这些条件的维护，共同构成了旅游能够发生的基础。如果这些条件由整个社会共同维护，那么旅游产生的一部分收益也可以重新进入公共领域。所以，在不丹旅游收益并不只属于旅游业。高价值‑低影响（High‑Value，Low‑Impact）的旅行，它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为游客与东道主带来积极、充实的体验；确保当地社区获得实实在在收益；并且服务于国民幸福总值 GNH 的各大支柱。
旅游发展具有强大的社会改造力量，除非和保护严格绑定、配套监管，否则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机会，可能加速资源掠夺。不丹君主制历史带来强大国家管控，GNH 作为政策筛查工具，虽然约束了不丹生态旅游发展的纯粹市场逻辑，但是在实践中依旧面临着各类挑战。不丹旅游因基础设施差异，旅游活动地理分布极不均衡，长期集中在帕罗、廷布等西部地区。一些偏远地区拥有丰富的森林、野生动物和地方文化，却较少直接分享到旅游收益。保护区周边居民还可能承担资源使用限制、人兽冲突等保护成本。社区生态旅游（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CBE）因此成为不丹连接保护与地方生计的一种方式。民宿、地方向导、驮运、徒步营地和手工艺等，都可以让旅游收入进入乡村。一些社区尝试采用民宿轮换接待和共同规则，而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竞争分配游客。市场通常认为，最有竞争力的经营者获得更多客源是自然结果。但轮换制度表达的是另一种价值判断：村庄的旅游吸引力不是某一户家庭单独创造的，而来自共同的景观、文化和社会环境，因此旅游机会也不必完全按照市场竞争来分配。富毕卡谷地（Phobjikha Valley）的民宿网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里是不丹中部重要的高山谷地，也是黑颈鹤的重要越冬区域。当地通过轮换方式把游客分配给不同家庭，希望避免少数条件最好的民宿长期占据客源。不过，这种合作结构进入更大的旅游市场以后，也在遇到新的压力。随着当地旅游吸引力提高，外部投资者和更强的市场主体开始进入。拥有城市营销渠道和旅行社关系的经营者可以绕开社区网络；一些原本希望帮助社区提升经营能力的项目，也可能通过网站建设和营销培训强化个体竞争，从而削弱原来的集体分配规则。除了经济收益，旅游也可以给地方文化带来新关注，使居民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节庆、宗教实践或地方传统，可以既是当地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游客认识一个地方的方式。例如，黑颈鹤节(Black‑necked Crane Festival)的设立，1998年由不丹皇家自然保护协会(不丹本土最大民间环保 NGO)正式创办，初期得到美国国际鹤类基金会(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ICF)支持。每年11月11日在岗提寺(Gangtey Goenpa)庭院举办。民间传说黑颈鹤抵达、离开之前都会绕岗提寺盘旋三圈，相当于朝圣转经。节日上，僧侣会举行祈福仪式，学生也扮演黑颈鹤跳起鹤舞，并结合本土与生物多样性知识设置科普宣讲。除了吸引游客，也是本地人聚会的日子。在萨克滕（Sakteng，不丹东部萨克滕野生动物保护区所在地区），布罗克帕（Brokpa）牧民与山的关系并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利用。当地关于保护神Ama Jomo的叙事里，把神圣景观与地方社会对于福祉、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理解紧密相连。生态人类学家Tim Ingold提到建造视角（building perspective）是人预先在头脑形成蓝图，把自然当作外部对象，加以经营改造，换取收益。与之相对， 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认为人是内嵌于景观之中，与环境互相塑造，不存在主客体割裂。人不是自然的管理者、经营者，而是景观关系网络当中的一员。对当地人而言，自然空间的意义来自人与地方长期形成的关系，而不仅是景观是否具有观赏价值。
在旅游市场中，神圣性本身可以成为吸引力。一个地方越遥远、越神圣、文化差异越明显，游客可能越希望前往体验。于是，同一个"神圣"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判断：旅游可能认为："因为这里神圣，所以值得体验"，地方伦理可能认为："正因为这里神圣，所以应该保持距离"。景观作为过往世代栖居于此留下的持久记录与见证，储存着集体记忆与关系。生态旅游通过全球化市场互动，潜移默化的向地方社区输出一整套价值观，它不只是带来生意，也在重新定义景观的意义。当然，市场化并不一定会消除神圣意义，旅游也可能帮助传播地方故事，为保护提供资源。但当“神圣”同时成为旅游吸引力时，地方社会就需要面对新的问题：哪些内容可以展示，哪些空间可以进入，哪些东西应该继续留在旅游之外？老一辈或许可能保留栖居式理解，但年轻一代是否会越来越容易形成商品化的建造视角？往往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如何让自然更好地进入旅游开发，而是知道自己的边界。一个地方可以发展旅游，但不必让旅游来定义这个地方的价值。不丹的生态旅游不是一个完美样本，而是一场持续博弈、不断演化的治理想象。GNH没有忽视经济价值，旅游发展更是处在全球市场之中，好在不丹还在这个矛盾中，持续协商，努力建构。
在越来越习惯用增长来理解“发展”的世界里，不丹以自身为例，提供了一场宝贵的尝试，也保留了一个追问：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断向“前”，究竟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还是因为你我Ta想要的更多？参考文献West, P., & Carrier, J. G. (2004). Ecotourism and authenticity: Getting away from it all?
McAfee, K. (1999). Selling nature to save it? Biodivers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alism.
Gurung, D. B., & Seeland, K. (2008). Ecotourism in Bhutan: Extending its benefits to rural communities.
Karst, H. (2017). "This is a holy place of Ama Jomo": Buen vivir, indigenous voices and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protected area of Bhutan.
Karst, H. E., & Nepal, S. K. (2022). Social-ecological wellbeing of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cotourism: Perspectives from Sakteng Wildlife Sanctuary, Bhutan.
Montes, J. (2019).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Bhutan: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ity and cosmological subjectivities .
不丹旅游官网（https://bhutan.travel）
本文写作过程中使用ChatGPT协助调整表达和部分文献线索。文章的核心观点与最终判断均由作者完成。勒毛吉，26年维儿巴项目协调员，生态学博士在读。县城假牧民，三分钟热度，目前在藏区·生态旅游·主体性的议题交叉点流浪。排版/ 勒毛吉
图片/ 千明、姊怡、林子、Lin
维儿巴跨学科自然保护计划（Conservation Edgewalkers）致力于融合跨学科理论与实践，培养具有反思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思维的自然保护行动者，为行业机构和项目提供人才及智识支持。“维儿巴”一词源自藏语音译，意指“探访隐秘世界之人”。维儿巴们穿梭于主流世界与边缘地带之间，超越人为设定的僵化边界，搭建不同世界之间平等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他们是“自然保护的边界行者”，通过知识共创、实践共学和社群共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