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旅游(四)
小军熊的博物观
The Vision of XiaoJunXiong


No.122 黑暗旅游(四)

男性与女性

黄泉路上无老少,当然也不分男女。不过在表现死亡上,男女并没有得到相同的待遇,至少在黑暗旅游中对逝去女性的描绘是这样的。黑暗旅游实践中引发了关于女性逝者在全球旅游经济中的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既与生活中的平等问题相关,也与女性死亡的表现形式有关。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死亡被认为是“安静的”、“无力的”或是“悲惨的”。正如女性曾被剥夺完整生活权力一样,她们也被剥夺了完全死亡的权力。女性在生活中时常会感到压力,而去遵循一套特定的美丽法则,这套法则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波动,甚至可能相互矛盾。人们经常鼓励女性节食,修复身体上的“问题区域”,减少皱纹或瑕疵,去除多余体毛,进行适宜化妆,保持年轻和苗条,乃至通过手术来实现这一目标,以达到所谓的”女性化“。
尽管男女在死后都无法逃脱尘归尘、土归土的自然法则。但诸如殡葬等下游行业女性员工的匮乏,使得死亡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会延续男性公认的审美理想。尸体之谜长期以来一直是艺术、文学和流行文化中的一个好奇对象,死去的女性尸体更是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如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所说:“毫无疑问,一个美丽女人的死亡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话题。”关于女性死亡与尸体在文学与艺术中是如何被色情化的,本篇不再赘述。无论中外名著,都有描写令人愉快的女性死亡桥段。即使在医学这种自然科学领域,女性的死亡也可能是色情的。许多被用于解剖教学的女性身体蜡模会被制作的很漂亮,细节惊人且会用真发制作,排列的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

一八八八年发生于伦敦白教堂的连环杀手案,随后被转化为“媒体轰动、流行文化现象与旅游业赚钱热点”,如今支撑起囊括主题游览、展览与景点等诸多旅游产品。作为一个神秘的、未被定罪的杀手,谋杀并残害了许多女性。其中被称为“典型五人”的受害者,在事后被污蔑为“妓女”,并被认为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责任,暴露了性别歧视与厌女症的倾向。尽管这些被杀害妇女的共同点是酗酒、被谋杀时穷困潦倒、没有固定住所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从事性工作谋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心中,对“夜间女士”的暴力行为是被容忍的,甚至是被社会接受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开膛手杰克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罪犯的神秘感得到了超越案件是非对错的关注。

图片|来源于Lordprice Collection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警方新闻》头版
尽管受害者都是生活在极其脆弱环境中的妇女,而反派则是一个残忍的反社会者。然而,开膛手杰克通常是媒体与旅游叙事中的核心,而女性受害者只是出现在他的行进轨道上,作为故事的道具。在虚构和事实的描述中,都有将受害者性化的倾向。女性死者受到不同的物化,尸体、照片及其存在都被视为惊悚背景。“开膛手旅游”的第一个例子是,第二名受害者安妮·查普曼的尸体成为了临时景点。一八八八年九月八日上午,当查普曼死在汉伯里街二十九号的后院时,附近公寓的租户颇具商业头脑的打开门,向游客收取“鸟瞰尸体”的费用。虽然尸体并没有长期成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但查普曼和其他受害者在当代文化叙事中仍被描绘成死亡或残缺形象,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二〇一五年,开膛手杰克博物馆(Jack the Ripper Museum)在靠近原始犯罪发生地的凯布尔街开业。这座博物馆在筹备时被誉为为第一个从女性受害者的角度,来讲述连环杀人案的景点。然而,博物馆在开放后被认为改变了初衷。被批评是在推广所谓的“贫困色情”,即城市贫民的窥淫癖,在没有任何有关贫困原因与影响的教育目的下吸引游客目光。尽管博物馆对谋杀案有着媚俗与粗俗的解释,但在以维多利亚时代停尸房为主题的地下室,还是提供了女性受害者生活的简短叙述。

虽然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态度是具有限制性与规范性的,流行的二分法是“家中的天使”与“街上的妓女”,甚至同情受害者遭遇的人也持相同态度,但是如开膛手杰克案的虚假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被视为正常与不会消失的文化认识。因此,黑暗旅游中可能出现的道德败坏或不合理改编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需要让“无言女性”这样的边缘化人物的声音回归。
黑暗旅游中描绘的女性死者绝不是中立的或真实的,而是一种集体性别歧视、剥削性的男性凝视所延续的。在某些情况下,死亡女性可能会被更加积极的、具有同情心的讲述。然而,在此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排除部分女性特质,在闪耀光辉的地方向男性靠拢。安妮·弗兰克是二战大屠杀中被讨论最多的犹太受害者之一。战争结束后,《安妮日记》的问世使她在死后声名鹊起。不过日记中对安妮本人的描绘也受到社会建构的影响,初稿经过编辑,删除了她对性、月经与生殖器探索的表述。

十五世纪初,法国自由与独立的象征-圣女贞德通过女扮男装确立身份认同,成功升任军事领导人捍卫了法兰西民族。但在贡比涅城撤退战时,战败被俘。一个月后,她被带到圣旺公墓,在那里被正式、公开地逐出教会。她的头发被剃掉,身着衣裙,以当时悔罪女性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也是她从军以来,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身着女装。尽管贞德签署的弃绝书中同意身着女装受刑,然而在殉难当日,却因为裙子被偷走或是防止骚扰等原因,最终无法实现。作为国家英雄,贞德的死亡得到了比其他人更积极地对待。对贞德的性别化描绘不仅注重她作为已故救世主的传奇,还关注她的异装癖以及如何在父权文化中挑战传统。

女性死亡主题在黑暗旅游中是复杂且微妙的,浪漫化与色情化只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有些故事会体现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厌女症等主题。这些因素的集合揭示了消费黑暗旅游对女性剥削合法化的默认,然而黑暗旅游的核心诉求应该是培养游客更多的同理心。若要试图改变女性死亡在黑暗旅游中的表现方向,需要打破女性生活经历中“保守”的社会规范,延伸到对死亡女性身体的“治疗”,赋予女性在公共展览和消费场所对女性死者的管理权。来达到对女性死者进行更具包容性、道德性和赋权性的描绘。

一七八九年,萨拉·巴特曼出生于南非东开普省坎代布附近的库克霍家庭(Khoekhoe-非洲西南部的土著游牧民族),九十年代搬到了开普敦。巴特曼臀部和腿部有大量脂肪组织的脂肪变性体质在西欧非常罕见,而彼时臀脂过多被认为是令人好奇的,也是科学热门课题,甚至是一种充满种族主义的色情投射。一八一〇年,巴特曼在两名商人的“监护”下,成为公共畸形秀的招牌,作为人类学和性变态的例子向欧洲各地的白人观众展示。她被描述为既有性吸引力,又令人作呕的一种性怪诞状态,广告宣传她是“位于人与野兽之间的存在”,也被称作“霍吞督的维纳斯”,即是种族主义诽谤,也是艺术与人类学中对女性身体的称呼。

图片|来源于Bing
一八一五年,二十六岁的巴特曼在巴黎去世,身无分文。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对她进行了解剖,保留了大脑和生殖器,并对骨骼进行了关节连接。随后,遗体被存放在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进行展出,直到一九七十年代末才成为热门景点。自一九四十年代起,就有呼吁将遗体归还南非的倡议,其中包括南非诗人戴安娜·菲路斯创作的诗《我来接你回家》影响最甚。直到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后,巴特曼的遗体终于在二〇〇二年返回故土,被安葬在出生地东开普省内。
巴特曼的经历不仅是种族主义殖民剥削的故事,还被视为对黑人女性商品化和非人化的历史教训。尽管她作为女性死者的展示已不复存在,但她体现了过去的黑暗旅游中女性逝者如何在今天与当代社会产生共鸣:巴特曼的墓碑遭到破坏,引发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女性艺术家一直批评巴特曼的传统肖像画迎合了欧洲人对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当地黑人女学生也抗议在开普敦大学展出的巴特曼雕像继续受到男性凝视的影响,出自男雕塑家之手且仍以裸体的形式出现,随后用传统长袍和头饰覆盖了雕像。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年来那些抗议白人主流女性美丽身材的人在西方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中越来越有市场。二〇一四年,金·卡戴珊用突出的臀部平衡着香槟酒杯的造型登上了《Paper》杂志封面,就被很多人联想到那些有关巴特曼的当代画作。

图片|来源于Paper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黑暗旅游”已被纳入国际公认的分类法,表示前往全球旅游经济体中与死亡或“苦难遗产”相关地点的旅行。黑暗旅游提供了一种有选择的声音,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来反映悲剧。黑暗旅游的不同文化、政治和语言表现以及不同的解释是复杂多样的,不能仅从表层解读。其提供的多种含义视觉符号,可以催生出游客对受害者的同情或是对背景的反思与方案。作为暴行或悲剧的回顾性见证者,我们凝视着黑暗,并对黑暗深处挥出批判的利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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