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分享| 旅游:一种理解大众消费社会的方法

文旅消费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如何理解旅游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议题。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塑造社会精神理念的文化实践。在此背景下，2026年5月20日，复旦大学遗产活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邀请美国俄勒冈大学地理系苏晓波教授，与团队师生在光华楼15楼星空咖啡厅会议室举行午餐会交流。苏教授以“旅游：一种理解大众消费社会的方法”为主题进行讲座。他长期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在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文化资源管理、不均衡发展与区域政策、跨境民族与经济一体化等领域成果丰硕。本次讲座使在场师生对从旅游视角审视消费社会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跳出旅游：为什么要从旅游认识社会

苏晓波教授首先指出，旅游研究应该跳出旅游本身，介入更广阔的社会议题。如果局限在旅游内部研究旅游，就会丧失生命力。这一判断源于他对旅游本质的理解：旅游不只是商业活动，更是一种理解现代社会的独特视角。为什么是旅游？因为游客在消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认识消费社会，应该从游客的角度出发。

苏晓波从MacCannell、Bauman、Franklin三位学者的理论层层推进，最终落到了“旅游化”这一核心概念上。MacCannell在1976年出版的《The Tourist》中指出，游客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旅行者，主要是追求各种体验的中产阶级；第二重是游客代表了一种现代世界中的生活典型范式。既有研究多关注了第一重，忽略了第二重。Bauman则在1998年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纯粹就游客来论游客，是无法知道游客是谁的，必须找到参照物。他找到的参照物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虽然也在流动，但与游客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两者互相映照，才能看清各自的身份。这个道理类似于唯物辩证法中的正反两面：你离开自己舒适的家去寻找“家在他处”，正是因为日常生活让你感到无聊，而只有离开惯常的地方，才会发现惯常地方的美好。在此基础上，苏教授介绍了2003年Franklin提出的“旅游化”概念，一种游客在世界中生活的状态：暂时停留在某个地方，对此有所意识，却并不属于这个地方，也不会被当地生活所束缚。正是这种时刻流动的状态奠定了消费社会的基础。

二、作为生活方式的旅游

理解了旅游化的概念，苏晓波教授接着用几个鲜活的案例展示了旅游如何渗透进日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第一个案例是数字游牧群体。他们工作在完全在线的环境中，只要有网络和电脑，无论在丽江、大理还是上海，都可以工作。他们去一个地方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体验新的东西，工作时时刻刻在线上完成。第二个案例是小红书的“精神村民”活动。精神村民不是简单的游览和度假，而是深入村子，去收获、去体验、去创造，与村子产生更深度的链接，去寻找“家的感觉”。但关键在于，千万不能真的“再家”，不要买房子，不要产生很强的依恋，因为依恋对游客最具杀伤性。第三个案例是Staycation，即居家度假。疫情期间，这项活动在欧美变得非常流行，正所谓“只要你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生活被迫放慢，出行受限，但你仍然想成为一名游客，因为不成为游客，就无法定义自己是中产阶级。第四个案例是第二居所，即在海边或乡村拥有额外的住所，周末度假时前往居住，这是一种典型的度假模式。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一定非要去伦敦或巴黎，在本地、在家中也同样可以“旅游”。有钱有有钱的玩法，没钱有没钱的玩法，关键是实现了旅游的过程。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倾向于寻求新的东西、新的体验、新的人、新的接触，希望从不同视角看待世界，享受当下，感受此时所拥有的一切。

三、作为方法的旅游

在厘清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后，苏晓波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旅游”这一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含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商品化。从旅游的角度看待世界，所有一切都可以被商业化。第二个维度是去安全化，目的是推行消费主义。不能在紧张的环境中让人开心消费，一定要创造舒适、安全的环境，让游客舒服地愿意花钱。第三个维度是差异化。游客需要找到参照物，这类参照物有两类：在本地，参照物是移民；在目的地，参照物是那些没有流动性的服务人员。差异化正是以流动性作为驱动人群升级的工具。

基于这三个维度，苏晓波指出，旅游实际上被视为大众消费社会中产阶级的一种特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资产阶级通过权力实现傲慢，不需要通过旅游。中产阶级的特权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能够逃避日常的无聊，想走就走，诗和远方支付得起，或者至少觉得自己支付得起；第二，拥有对“家”的购买力，即为意向中的家园服务付费的能力，可以在世界各地寻找宾至如归的体验，而无需担忧家园的实质拥有权，就像住酒店一样，只需要使用权，不需要承担维护运营的负担；第三，社会地位的对比。游客轻易踏足他人的故乡去寻找家的感觉，而那些固守在家园的人却没有支付能力离开。游客在享受休闲和情感价值的同时，目的地的服务人员必须通过提供家园式的服务来谋生。流动与栖居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直在交换、在变化。对中产阶级而言，旅游是一种差异可控的、短暂的旅程，如果变成长期旅程，就成了移民，心态完全不同。

四、两个案例分析：家与边境

为了更具体地展示这套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苏晓波教授分享了自己两篇文章中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旅游视角下的“家”。传统视角下，家是被逃离的对象，因为乏味、异化、日常惯例让人难受。但如果只看到“离家”这一面，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就被割裂了。实际上，游客从未抛弃家园的气氛，家是起点，也是定义游客的核心：没有家，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不是游客希望的状态。

苏晓波提出流动下的三重结构：离散与回归的辩证：离开和回家是同时存在的事情；日常生活的双面镜像：熟悉与差异；流动与栖居的不平等互动：这是最核心的，如果所有人都是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无聊，必须看到有人过得很“惨”，才会产生优越感。旅游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游客极度依赖家的安全与温暖，同时又通过将陌生之物熟悉化，在异乡构建他人的家园来调和失落感。家既是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陌生的地方，只有去其他地方才能感受到自己家的好处，而回到家待了几天之后又觉得无聊，再去寻找下一个“他处的家”。在这个意义上，游客既不是移民，也不是无家可归者，而是在两者之间不断摆荡的那群人，这也正是他们代表消费社会主流特征的原因。

第二个案例是旅游视角下的“边境”。苏晓波指出，边境研究存在一个巨大的盲区：研究者大多关注跨境移民和边境居民，但使用和接触边境的最大群体其实是游客。2019年，国际游客达到14.6亿人次，而国际移民仅2亿多一点，相差五六倍。从旅游角度看边境，与移民角度完全不同。通过旅游这个滤镜看边境，会发现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互通。他用商品化、去安全化、差异化三个维度来分析：在商品化维度，边境墙、检查站、冲突区都成了独特的旅游目的地，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税收差异也催生了各种套利行为；在去安全化维度，边检站和边境墙不是为了阻隔游客，而是让游客感觉被保护，免签政策、无缝体验等都是为了欢迎游客、剔除不是游客的人；在差异化维度，通过边境后的人群分为两个明确的分叉，游客享有特权，被视为合法消费者，象征着现代性、自由和世界主义，而低端移民则面临高度排斥，被视为现代性的边缘。这两类人恰恰是互相映照的参照物。移民千辛万苦跨过边界，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最终目的是希望有一天能成为游客(游客拥有的自由、地位和身份)，如果不能成为游客，他们跨境流动的动力就不存在了。

五、总结：旅游的本质

通过以上层层递进的分析，苏晓波教授最后对旅游的本质做出了总结。旅游并未免于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它深受各种力量的塑造，但同时也作为一种强大的塑造力去改变其他地方。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家”，还是主权空间中的“边境”，均揭示了现代大众消费主义的核心逻辑：一个人的自由流动是他的诗与远方，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牢房和囚禁。旅游本质上是一层精密过滤的膜，过了边境，有的人往上走，有的人往下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在维持身份与地位幻想的同时，最核心的目标是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我们获得了体验和对地位的想象，资本获得了利益，大家各取所需。正如苏晓波教授所言，旅游不仅是空间的移动，更是阶层能力的具象化展现。

问答与讨论环节

薛岚老师提问： 从1970年代到现在，中国旅游成本已大幅降低，大部分人无论出国还是本地游都能享受旅游乐趣，旅游已渗透进大众。对于经济弱势人群，旅游可能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那么，中产阶级在旅游时，真的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特权阶层吗？

苏晓波老师回答： 特权是相对的。中产阶级不会把“特权”写在额头上。理论上的二分只是一种叙述手段，现实中存在大量中间状态。就像马克思说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产阶级是虚幻的存在，但不把矛盾凸显出来就无法推动变革。另外，中国14亿人中坐过飞机的还是少部分，还有巨大的潜力。现在不仅要有新质生产力，还要有新质消费力。

王莎老师提问： 您对游客和移民的二分，是不是有点美国情境的叙事？在中国，“移民”往往代表中产甚至以上的群体，他们去了欧美发达国家。

苏晓波老师回答： 我所说的移民特指无证移民、黑户和难民。这个群体在中国基本不存在，但在美国和欧洲大量存在。

张茜博士后提问： 您在讲座中提到游客有特权，服务者被困在当地。但以阳朔为例，当地经营者虽然服务游客，但本身很富裕，也会关门自己去旅游。这种观点是否应该有情境限定？被困在本地的人是否在特定情境下也能成为游客？

苏晓波老师回答： 被固定在当地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提供体力服务的群体。但即便他们，在中国交通便利、价格低廉的背景下，高铁比美国便宜得多，也可以成为游客。离开了家才知道家的美好。他们的选择程度较低，但并非没有选择，而且是可以转化的。

提问四：质性研究的实践意义与政策建议

郑丹妮老师提问： 在这篇论文中，您最后的practical implication（实践启示）是怎么写的？它能给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政策建议？作为旅游学者，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实际呼吁？

      苏晓波教授回答： 定性研究的故事性更强，做宣传要靠故事打动人，而不是靠模型。有些东西无法定量，比如“家”这个概念，今天和明天测出来就不一样，但定性研究能抓住本质。至于政策建议，拉动内需到饱和阶段就是旅游，所以要推动更多假期，营造新鲜景观让人消费。现在的新质生产力，很大部分也在为旅游服务，比如机器人表演、无人机表演。

杨昱斐博士提问：您在讲座中提到了移动的概念。但居家度假没有物理移动，VR旅游也不需要出门，很多时候旅游消费已经不需要身体移动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超越了物理概念的mobility概念要怎么理解？

苏晓波老师回答：非常认可这个判断。居家旅游虽然没有移动，但快递员、外卖员在为你服务，依然促进了消费。旅游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在于集体行为和氛围感，跑到武康大楼拍照，看到一群人都在拍，才会觉得开心，拍完还要分享。这是VR难以提供的。疫情期间很多人出现心理问题，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旅游是实现社会性的重要手段。我承认电子技术对旅游的影响非常深刻。

张朝枝教授在问答环节最后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他首先表示非常认同苏晓波教授的研究视角，认为透过旅游观察社会，能够把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更有张力地表现出来。但他同时提出一个深层追问：这种观察结论有没有超越地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特殊性？一个地区的成功与另一个地区的衰退紧密相关，这是普遍现象，旅游视角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他也将话题引向对于当下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思：如今引用最广、最深的理论，当初问世时相当粗糙，而现在学术发表追求形式精致的成果。好的研究在于思想，而不在于精致的呈现形式。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还有容许粗糙表达方式的思想存在的空间吗？

主要参考文献：

苏晓波. 旅游与家：一种关联性的辩证思考[J]. 旅游学刊, 2025, 40(4): 1-2.

Bauman, Z.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ranklin, A. (2004). Tourism as an ordering: Towards a new ontology of tourism. Tourist studies, 4(3), 277-301.

MacCannell, D. (2013).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Su, X. (2024). Security, economy, and the touristification of border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05, 103734.

复旦大学遗产活化与可持续旅游研究中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

文字｜张    茜

图片｜张朝枝 杨昱斐

审核｜张朝枝

编辑｜张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