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导向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与模式研究

中央一号文件导向下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与模式研究

云南省富宁县民族中学地理教研组

摘要：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聚焦“三农”工作，明确提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为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政策指引。乡村旅游作为衔接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其发展深受区位条件制约，且需适配政策导向形成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本文基于地理学科视角，结合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旅游相关政策要求，系统分析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特征、影响因素，梳理当前主流发展模式，剖析区位选择与模式适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同时结合地理教育教学实践，探讨如何将乡村旅游区位与模式研究融入课堂，实现理论研究与教学应用的双向赋能，为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地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旅游；区位特征；发展模式；地理教育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自2004年起，连续二十年聚焦“三农”工作，逐步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其中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多次被重点提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促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发力，明确“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布局，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打造差异化乡村旅游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政策持续赋能下，我国乡村旅游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截至2024年底，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次突破30亿，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超200万家，带动近3000万农民就业增收，乡村旅游已成为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但与此同时，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区位选择不合理、发展模式同质化、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

从地理学科视角来看，乡村旅游的发展本质上是地理要素（自然、人文、交通、政策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区位条件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和辐射范围，发展模式则是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的集中体现。因此，结合中央一号文件导向，系统研究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特征与模式，不仅能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也能为地理教育教学提供鲜活的案例素材，推动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实施。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本文立足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导向，结合地理学中的区位理论、城乡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分析我国乡村旅游的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丰富了乡村旅游与地理学科交叉研究的内容，完善了乡村旅游区位选择与模式构建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将乡村旅游研究与地理教育教学相结合，拓展了地理教育的应用场景，为地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

2. 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剖析我国乡村旅游区位选择与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提出优化路径，能够为地方政府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优化空间布局、创新发展模式提供实践指导，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同时，结合地理教育教学实践，将乡村旅游案例融入课堂，能够提升学生的地理实践力、综合思维和人地协调观，实现地理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一是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旅游相关政策、国内外乡村旅游区位与模式研究成果，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案例分析法，选取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典型案例，剖析其区位特征与发展模式，总结经验教训；三是归纳总结法，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归纳，提炼共性规律和个性差异；四是交叉研究法，融合地理学、旅游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实现政策解读、区位分析、模式研究与教学应用的有机结合。

2.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梳理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旅游相关政策导向，明确政策对乡村旅游区位布局和发展模式的要求；其次，分析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揭示区位条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与支撑作用；再次，梳理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主流发展模式，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不同模式的适配条件和发展成效；然后，剖析我国乡村旅游区位选择与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最后，结合中央一号文件导向，提出乡村旅游区位优化与模式创新的路径，并探讨其在地理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形成“政策解读—区位分析—模式梳理—问题剖析—优化路径—教学应用”的完整研究思路。

二、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导向要求

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旅游的导向的核心是“提质增效、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富民兴村”，历经多年发展，政策导向从“鼓励发展”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单一开发”转向“融合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区位布局、资源利用、模式创新、利益分配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乡村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区位布局导向：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布局，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打造差异化乡村旅游集群”，强调打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推动乡村旅游从“点状发展”向“集群化、规模化”发展转变。针对东部地区，鼓励依托城市辐射优势，发展都市近郊型乡村旅游，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针对中西部地区，依托特色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发展特色体验型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针对贫困地区，依托扶贫政策，发展扶贫型乡村旅游，实现“旅游扶志、旅游扶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同时，政策强调加强乡村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旅游的可达性和便利性，破解区位劣势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

（二）资源利用导向：挖掘特色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立足乡村自然景观、民俗文化、农耕文明等优势，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反对同质化开发和过度商业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旅游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政策要求，乡村旅游开发需尊重自然规律和乡村发展规律，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传统风貌和文化遗产，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同时，鼓励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实现“生态保护—资源利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模式创新导向：推动融合发展，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推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鼓励乡村旅游与农业、林业、渔业、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打破单一的观光旅游模式，发展体验式、休闲式、度假式乡村旅游。政策支持发展乡村民宿、农耕体验、民俗展演、康养度假、研学旅游等新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度假型”转型；同时，鼓励创新经营模式，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农户”等多元化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民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

（四）发展目标导向：富民兴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强调乡村旅游的发展要以农民为主体，坚持“富民兴村”的根本导向。政策要求，完善乡村旅游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入股分红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同时，通过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乡村风貌整治，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实现“旅游兴、乡村美、农民富”的良性循环。

三、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区位条件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直接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资源可达性和发展潜力。结合我国地理环境特征和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同时受自然、人文、交通、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特征

1. 区域分布不均衡，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格局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部地区乡村旅游地数量占比高达84.08%，西部仅占15.92%；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乡村旅游地占比56.99%，北方占比43.01%[1]。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基础、密集的客源市场和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形成了一批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和特色乡村旅游集群，如长三角乡村旅游集群、京津冀乡村旅游集群；中西部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省份）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但受区位劣势、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相对滞后，多以点状开发为主，规模化、集群化水平较低。

2. 空间集聚明显，形成“两极两轴多核”分布格局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两极两轴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1]。“两极”即长三角（浙江、江苏、上海）和京津冀地区，作为全国乡村旅游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依托城市群消费市场、政策支持及品牌效应形成高度集聚；“两轴”即沿长江流域（川渝至长三角）和黄河流域（甘青至山东），串联沿线生态与文化资源，形成两条乡村旅游发展轴线；“多核”包括闽东南、黑吉、关中、川渝、晋冀豫等区域性核心，依托特色产业（如福建茶文化、东北农业）或文化遗产（如山西古村落）形成次级集聚区。这种集聚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资源禀赋密切相关，集聚区域往往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完善的配套设施。

3. 区位指向清晰，呈现“依山、傍水、环城、沿路”特征

我国乡村旅游的区位选择具有清晰的指向性，主要集中在三类区域[1]：一是都市近郊区域，依托城市客源市场优势，发展近郊休闲型乡村旅游，距离城市越近，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越大，如北京周边的密云古北水镇、上海周边的朱家角古镇等，这类区域交通便利、客源稳定，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二是景区周边区域，依托知名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发展配套型乡村旅游，为景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休闲等服务，如黄山周边的宏村、西递，张家界周边的袁家界等，这类区域依托景区的知名度和客流量，能够快速提升乡村旅游的影响力；三是特色资源富集区域，依托独特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农耕文明等资源，发展特色体验型乡村旅游，如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贵州黔东南的西江千户苗寨等，这类区域虽然距离城市较远，但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远程游客。从具体分布来看，乡村旅游地多呈现“依山（景区边缘）、傍水（河流6km内占比23.97%）、环城（大城市郊区）、沿路（交通干线）”的特征[1]。

4. 区域差异显著，适配不同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

不同区域的乡村旅游区位特征呈现出明显的个性差异：东部地区以都市近郊型和景区配套型为主，注重休闲体验和品牌打造，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以特色资源型为主，注重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的挖掘，发展潜力较大；东北地区依托广袤的农田和冰雪资源，发展农耕体验和冰雪乡村旅游；南方地区依托山水资源和民俗文化，发展休闲度假和民俗体验型乡村旅游。同时，同一区域内的乡村旅游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如浙江乡村旅游形成了景观生态型、产业赋能型、文化魅力型、综合发展型等多种类型，适配不同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2]。

（二）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影响因素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区位选择受自然、人文、交通、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自然因素是基础，人文因素是核心，交通因素是保障，政策因素是导向，各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1. 自然因素：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形、气候、自然资源等，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资源类型和开发潜力。地形方面，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耕体验型乡村旅游；山地、丘陵地区自然风光优美，适合发展休闲度假、登山探险型乡村旅游；河流、湖泊周边适合发展亲水型乡村旅游，如江南水乡的乡村旅游，依托河网密布的自然优势，打造了独特的水乡风情。气候方面，亚热带、温带地区气候适宜，四季分明，适合开展全年性乡村旅游；热带地区气候炎热，适合发展避暑、康养型乡村旅游；寒温带地区冬季漫长，适合发展冰雪乡村旅游。自然资源方面，独特的森林、草原、湿地、温泉等自然资源，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5]。

2. 人文因素：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人文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经济、文化等，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决定了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和文化内涵。人口因素方面，城市人口密度大、收入水平高、休闲需求旺盛，是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因此，靠近城市的乡村旅游地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乡村人口数量、劳动力素质则影响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经济因素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旅游的投资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客源消费能力，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乡村旅游的投资力度大、配套设施完善，客源消费能力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高；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薄弱，乡村旅游的投资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制约了其发展[5]。文化因素方面，独特的民俗文化、农耕文明、红色文化等人文资源，是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如安徽的宏村、西递，依托徽派文化，打造了具有文化底蕴的乡村旅游品牌；浙江横坎头村依托红色文化，开发沉浸式研学线路，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良性循环[2]。

3. 交通因素：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

交通因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可达性和客源辐射范围。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缩短乡村旅游地与客源市场的距离，提升游客的出行便利性，吸引更多游客前往。目前，我国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乡村公路覆盖广泛，乡村旅游的可达性强；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部分乡村旅游地交通不便，制约了客源市场的拓展。同时，交通线路的布局也影响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沿高速公路、铁路、景区道路周边的乡村旅游地，往往具有更好的区位优势，能够快速对接客源市场[1][5]。数据显示，公路客运量、交通干线分布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集聚程度，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乡村旅游地对交通条件的依赖度更高[5]。

4. 政策因素：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导向

政策因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导向，中央一号文件及地方相关政策的支持，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资金支持和方向指引。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加大对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鼓励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加强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等，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如浙江实施“万村景区化”战略，推动乡村旅游规模化、品牌化发展[2]；贵州出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带动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致富。政策支持能够有效破解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等瓶颈，优化乡村旅游的区位布局，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3]。

四、中央一号文件导向下我国乡村旅游的主流发展模式及案例分析

在中央一号文件“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富民兴村”的导向下，我国乡村旅游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不同模式适配不同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呈现出各自的发展特色和成效。结合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梳理出以下四种主流发展模式，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一）都市近郊休闲型发展模式

1. 模式内涵

都市近郊休闲型发展模式是依托城市客源市场优势，以都市周边乡村为载体，以休闲度假、农耕体验、亲子互动、乡村美食为核心内容，打造集休闲、娱乐、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模式。该模式的核心优势是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客源稳定，距离城市较近（通常在1-2小时车程内），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短途休闲、周末度假的需求，是我国东部地区乡村旅游的主要发展模式，契合中央一号文件“依托城市辐射优势，发展都市近郊型乡村旅游”的导向。

2. 适配条件

该模式适合布局在大城市周边的乡村，要求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区位优越，距离城市较近，交通便利，可达性强；二是客源市场充足，城市人口数量多、收入水平高、休闲需求旺盛；三是乡村环境优美，具备一定的农耕资源、田园景观或乡村风貌，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四是配套设施完善，具备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配套服务能力。

3. 典型案例：浙江安吉鲁家村

鲁家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地处长三角都市圈，距离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仅1-2小时车程，区位优势显著，契合都市近郊休闲型发展模式的适配条件。在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旅游政策的引导下，鲁家村创新实施“公司+村+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系统整治1.2万亩低丘缓坡地，构建规模化农业产业基底；创新引入工商资本，定制化打造18个主题鲜明的农场集群，涵盖农耕体验、亲子游乐、康养度假等多种业态；同步建设火车主题餐厅、生态房车营地等文旅配套设施，完善住宿、餐饮、休闲等服务体系[2]。

鲁家村依托都市客源市场优势，推出农耕体验、亲子采摘、乡村民宿、田园观光等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城市居民前往休闲度假，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带动300余人就近就业，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千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提升。该模式既发挥了都市近郊的区位优势，又实现了农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契合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乡村文旅融合、带动农民增收”的导向，成为都市近郊休闲型乡村旅游的典型范例[2]。

（二）特色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

1. 模式内涵

特色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是依托乡村独特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农耕文明、红色文化等资源，以资源挖掘、保护与开发为核心，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吸引游客前往的发展模式。该模式的核心优势是资源独特、辨识度高，能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适合布局在资源禀赋优越但区位相对偏远的乡村，契合中央一号文件“挖掘乡村特色资源，打造差异化乡村旅游品牌”的导向，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的主要发展模式。

2. 适配条件

该模式适合布局在特色资源富集的乡村，要求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湿地、温泉等）或人文资源（如民俗文化、农耕文明、红色文化等），资源辨识度高、吸引力强；二是资源保护状况良好，能够实现可持续开发；三是具备一定的交通基础，能够保障游客的可达性；四是当地政府重视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3. 典型案例：浙江淳安下姜村

下姜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地处千岛湖周边，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是特色资源驱动型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在中央一号文件政策引导下，下姜村立足“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和红色文化底蕴，实施“生态反哺”计划，保护生态环境，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了红色旅游产业链和生态休闲旅游产品[2]。

下姜村依托千岛湖的生态景观，开发了森林氧吧徒步线、萤火虫观测基地等生态旅游产品；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了“重走红军路”沉浸式研学线路，建设红色文创馆，开发竹编党徽制作、革命剧本游等体验项目，形成“参观—体验—消费”的完整文旅链条[2]。同时，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年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带动村民人均收入突破6万元，实现了“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该模式既挖掘了乡村特色资源，又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有机结合，契合中央一号文件“坚持生态优先、挖掘特色资源”的导向[2]。

（三）产业融合型发展模式

1. 模式内涵

产业融合型发展模式是遵循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导向，打破乡村旅游与农业、林业、渔业、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的界限，实现产业联动发展，打造“旅游+”多元化业态的发展模式。该模式的核心优势是业态丰富、附加值高，能够延长乡村旅游产业链，提升乡村旅游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适合布局在产业基础较好、资源禀赋多样的乡村。

2. 适配条件

该模式适合布局在产业基础较好、资源禀赋多样的乡村，要求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具备一定的农业、林业、渔业等产业基础，能够为乡村旅游提供支撑；二是拥有丰富的文化、体育、康养等资源，能够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三是具备较强的产业整合能力，能够实现不同产业的联动发展；四是具备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

3. 典型案例：浙江杭州外桐坞村

外桐坞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依托龙井茶核心产区优势，融合茶产业、艺术与旅游，打造了“茶乡艺术谷”，是产业融合型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在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乡村文旅融合”政策的引导下，外桐坞村实施“茶乡艺术振兴计划”，建立“村集体+乡贤+文创企业”的合作联盟，统一流转500亩茶园和20幢闲置农房，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2]。

外桐坞村推动“旅游+茶产业+艺术”深度融合，引入艺术家驻村创作，形成“茶园—画坊—民宿”空间联动体系，开发茶叶采摘、炒茶体验、艺术创作、民宿度假等组合产品；实施“艺术+茶产业”双驱战略，开发炒茶工艺体验馆、茶主题绘画写生基地，提升茶产品的附加值；创新“飞地联营”模式，将部分集体资产折价入股乡贤投资的文旅项目，实现产业联动发展[2]。该模式年吸引游客超20万人次，茶产品溢价提升30％，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600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超万元，实现了三产深度融合与共同富裕，契合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产业融合、带动农民增收”的导向[2]。

（四）扶贫攻坚型发展模式

1. 模式内涵

扶贫攻坚型发展模式是依托中央一号文件“旅游扶贫”的政策导向，以贫困乡村为载体，以乡村旅游为抓手，通过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培育乡村旅游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实现脱贫攻坚的发展模式。该模式的核心目标是富民兴村，注重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确保贫困农民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适合布局在贫困地区，尤其是资源禀赋较好的贫困乡村。

2. 适配条件

该模式适合布局在贫困地区，要求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拥有一定的乡村旅游资源（自然或人文资源），能够开发旅游产品；二是当地政府重视旅游扶贫工作，能够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人才培训；三是贫困农民参与意愿强，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入股分红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四是具备一定的交通基础和配套设施，能够保障游客的可达性和体验感。

3. 典型案例：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是我国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拥有独特的苗族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但曾是典型的贫困乡村。在中央一号文件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下，西江千户苗寨依托苗族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了扶贫攻坚型乡村旅游模式。

西江千户苗寨挖掘苗族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了苗族歌舞展演、苗族银饰制作、苗族刺绣体验等旅游产品，打造了具有苗族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游客可达性和体验感；构建“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通过开办民宿、销售特色农产品、参与歌舞展演等方式增加收入[3]。目前，西江千户苗寨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当地近万名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2000元提升至超2万元，实现了“旅游扶贫、富民兴村”的目标，契合中央一号文件“旅游扶志、旅游扶智”的导向，成为我国旅游扶贫的典型范例。

五、我国乡村旅游区位选择与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在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乡村旅游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但结合区位特征和发展模式的分析来看，我国乡村旅游在区位选择与模式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政策落实、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一）主要问题

1. 区位布局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加剧

我国乡村旅游区位布局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加剧。一方面，东部地区乡村旅游过度集聚，部分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地盲目开发，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资源浪费现象突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区位优势不足，交通不便、配套设施不完善，乡村旅游发展滞后，大量特色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开发[1][5]。同时，部分乡村旅游地忽视区位条件的适配性，盲目跟风开发，脱离自身客源市场和资源禀赋，导致旅游产品吸引力不足，经营效益不佳，如部分偏远乡村缺乏客源市场支撑，却盲目开发高端度假型乡村旅游，最终陷入经营困境。

2. 发展模式同质化严重，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多数乡村旅游地缺乏对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深入分析，盲目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主要集中在观光旅游、农耕体验、乡村民宿等单一业态，缺乏对特色资源的挖掘和创新，导致旅游产品千篇一律，吸引力不足[1][3]。例如，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与周边民俗村产品高度雷同，削弱整体盈利能力；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与青藏地区均以“高原藜麦”为卖点，差异化不足[1]。这种同质化发展不仅无法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还会导致恶性竞争，制约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 区位优势未充分发挥，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部分乡村旅游地虽然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但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资源利用效率不高。例如，部分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地未能依托城市客源市场优势，开发针对性的休闲体验产品，而是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导致客源流失；部分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地未能依托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配套服务，而是盲目开发与景区同质化的旅游产品，无法形成互补优势[5]。同时，部分乡村旅游地对特色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仅停留在表面开发，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提升，导致资源附加值不高，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2]。

4. 配套设施不完善，制约区位优势的发挥

配套设施不完善是制约我国乡村旅游区位优势发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偏远乡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部分乡村旅游地道路狭窄、路况较差，游客可达性不强；住宿、餐饮、卫生等配套服务设施简陋，无法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旅游信息化建设滞后，缺乏线上宣传、预约、支付等服务，影响游客体验[1][3]。例如，中西部及偏远地区常存在交通不便、住宿条件差、环保处理不足等问题，影响游客体验和重游率[1]。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导致许多具备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乡村旅游地，无法吸引大量游客前往，制约了其发展。

5. 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不足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乡村旅游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但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旅游地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农民参与度不高、收益有限[3]。部分乡村旅游地由企业主导开发，农民仅能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获得少量收入，无法参与旅游经营和分红，导致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不高；部分乡村旅游地利益分配不合理，村集体和农民的收益占比偏低，企业获得大部分利润，违背了“富民兴村”的政策导向[2]。同时，部分乡村旅游地缺乏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难以适应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二）问题成因

1. 政策落实不到位，区域扶持力度不均衡

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导向要求，但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区域扶持力度不均衡。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扶持力度大，投入资金多，完善了交通、配套设施等，推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薄弱，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的扶持力度不足，资金投入有限，无法有效改善交通和配套设施，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1][3]。同时，部分地方政府缺乏对乡村旅游区位布局和发展模式的科学规划，盲目引导乡村旅游开发，导致区位布局不合理、模式同质化等问题。

2. 缺乏科学规划，区位选择与模式适配性不足

多数乡村旅游地在开发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规划指导，未能深入分析自身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客源市场，盲目跟风开发，导致区位选择与模式适配性不足[5]。部分地方政府在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时，缺乏对区域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的全面分析，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规划方案，无法体现本地特色；部分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缺乏长远眼光，只注重短期利益，忽视对区位优势的挖掘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导致乡村旅游发展缺乏可持续性[2]。

3. 资金投入不足，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资金投入不足是导致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区位优势无法发挥的主要原因。乡村旅游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完善、资源挖掘和产品创新等，但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和企业投资，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3]。中西部地区和偏远乡村经济基础薄弱，政府资金投入有限，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导致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1]。同时，部分乡村旅游地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资金周转困难，无法进行产品创新和设施升级。

4. 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人才短缺问题突出

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的经营管理和人才支撑，但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人才短缺问题突出[3]。多数乡村旅游经营主体为当地农民，缺乏专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旅游服务技能，经营方式较为粗放，无法有效挖掘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同时，乡村旅游缺乏专业的旅游策划、营销、管理人才，导致旅游产品缺乏创新、宣传推广不到位、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吸引和留住游客[4]。此外，乡村地区条件相对艰苦，难以吸引城市专业人才扎根乡村，加剧了人才短缺的问题。

5. 资源保护意识薄弱，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部分乡村旅游地在开发过程中，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资源保护意识薄弱，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环境、文化遗产的现象较为突出[3]。例如，部分乡村旅游地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过度开发土地、破坏森林、污染河流，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部分乡村旅游地过度商业化，破坏了乡村传统风貌和文化遗产，导致乡村旅游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和吸引力[4]。这种粗放式的开发模式，不仅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违背了中央一号文件“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的导向[1]。

六、中央一号文件导向下我国乡村旅游区位优化与模式创新路径

结合中央一号文件“提质增效、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富民兴村”的导向要求，针对我国乡村旅游区位选择与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区位优化、模式创新、配套完善、人才培育、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以下优化路径，推动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优化区位布局，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 科学规划区位布局，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结合我国地理环境特征和乡村旅游发展实际，科学制定全国及地方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优化乡村旅游区位布局[5]。东部地区重点优化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布局，避免盲目开发和同质化竞争，依托城市客源市场优势，打造高端休闲度假型乡村旅游产品，形成乡村旅游集群；中西部地区重点依托特色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可达性，推动乡村旅游从“点状开发”向“集群化发展”转变[1]。同时，结合“两极两轴多核”的空间分布特征，强化长三角、京津冀核心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发展轴线，培育区域性核心节点，推动区域乡村旅游协同发展。

2. 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

打破区域壁垒，加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实现优势互补[3]。东部地区依托资金、人才、市场等优势，帮扶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开展人才培训、技术指导、品牌推广等合作；中西部地区依托特色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乡村旅游提供特色产品和体验项目，形成“东部市场+中西部资源”的协同发展模式。同时，推动同一区域内乡村旅游的差异化发展，结合不同乡村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打造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1]。例如，浙江不同乡村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形成景观生态型、产业赋能型等差异化模式，实现协同发展[2]。

（二）创新发展模式，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1. 立足资源禀赋，创新特色发展模式

结合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2]。都市近郊乡村重点发展休闲度假型、亲子互动型、康养型乡村旅游，依托城市客源市场，开发高端民宿、休闲农庄、亲子乐园等产品；特色资源富集乡村重点发展特色体验型、文化研学型乡村旅游，挖掘自然景观、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产业基础较好的乡村重点发展产业融合型乡村旅游，推动“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康养”等多元化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3]；贫困乡村重点发展扶贫攻坚型乡村旅游，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2]。

2. 推动模式创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遵循中央一号文件“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的导向，推动乡村旅游模式创新，培育多元化新业态[3]。鼓励发展乡村民宿、农耕体验、民俗展演、康养度假、研学旅游、乡村直播等新业态，打破单一的观光旅游模式；创新经营模式，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农户”“民宿+农户”等多元化经营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民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2]；推动数字乡村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线上宣传、预约、支付等服务，提升乡村旅游的智能化水平[4]。例如，浙江外桐坞村创新“村集体+乡贤+文创企业”模式，推动“旅游+茶产业+艺术”融合，培育了独特的发展模式[2]。

（三）完善配套设施，发挥区位优势

1.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可达性

加大对乡村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偏远乡村，完善乡村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线路，提升乡村旅游地的可达性[1]。推动“乡村旅游公路”建设，打通乡村旅游“最后一公里”；完善交通标识体系，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主要交通线路上设置乡村旅游标识，方便游客前往；加强乡村旅游交通接驳，开通城市到乡村旅游地的专线班车，提升游客出行便利性[5]。

2.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游客体验

完善乡村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提升游客体验[4]。加强住宿、餐饮、卫生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打造特色民宿、乡村餐厅，保障游客的基本需求；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卫生间等，提供旅游咨询、导游服务、行李寄存等服务；加强旅游信息化建设，搭建乡村旅游线上服务平台，实现线上宣传、预约、支付、评价等功能，提升乡村旅游的智能化水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完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设施，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1]。

（四）培育专业人才，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1. 加强人才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结合中央一号文件“加强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要求，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3]。针对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农民等，开展经营管理、旅游服务、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展乡村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为乡村旅游发展输送专业的策划、营销、管理人才[4]；邀请行业专家、优秀经营主体开展讲座、现场指导，分享发展经验，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2.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专业人才扎根乡村

完善乡村旅游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城市专业人才扎根乡村[4]。出台针对性的人才扶持政策，为乡村旅游专业人才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鼓励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创业人员等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创业指导等优惠政策；建立乡村旅游人才评价体系，对优秀人才给予表彰奖励，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强化政策保障，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落实中央政策，加大扶持力度

深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旅游相关政策，加大对乡村旅游的扶持力度[3]。加大资金投入，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创新、人才培养等；出台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鼓励企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地方政府制定针对性的乡村旅游扶持政策，优化乡村旅游发展环境[1]。

2.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富民兴村

完善乡村旅游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富民兴村”的根本导向[2]。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农户”等经营模式，让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入股分红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分配乡村旅游收益，提高村集体和农民的收益占比，确保农民共享乡村旅游发展成果；建立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管理的机制，鼓励农民参与旅游策划、服务、管理等环节，提升农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3]。

3. 强化资源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化乡村旅游资源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1]。加强对自然环境、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定乡村旅游资源保护细则，禁止过度开发和破坏；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推广生态旅游、低碳旅游等模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挖掘和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推动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的传承与发展，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2]。

七、乡村旅游区位与模式研究在地理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乡村旅游的区位选择与模式发展，是地理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与地理学科中的区位理论、城乡融合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密切相关，能够为地理教育教学提供鲜活的案例素材，推动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实施。结合中央一号文件导向和地理教育教学实际，探讨乡村旅游区位与模式研究在地理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融入课堂教学，深化地理核心素养培育

1. 结合区位理论，培养综合思维

在地理课堂教学中，结合乡村旅游的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融入区位理论，引导学生分析不同区域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和劣势，探讨自然、人文、交通、政策等因素对乡村旅游区位选择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4]。例如，在“城市与乡村”“产业区位因素”等章节教学中，以浙江鲁家村、西江千户苗寨等典型案例为载体，引导学生分析都市近郊型、特色资源驱动型乡村旅游的区位条件，探讨区位因素的相互作用，提升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2. 结合区域差异，培养区域认知

结合我国乡村旅游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引导学生分析不同区域乡村旅游的区位差异、发展模式差异，培养学生的区域认知[4]。例如，对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的区位条件和发展模式，分析长三角、京津冀核心极与中西部次级集聚区的发展差异，探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资源禀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让学生认识到“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区域认知能力。

3. 结合可持续发展，培养人地协调观

结合乡村旅游发展中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融入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导学生探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4]。例如，以部分乡村旅游地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案例为反面素材，以浙江下姜村、外桐坞村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良性循环的案例为正面素材，引导学生分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

4. 结合实践案例，培养地理实践力

结合乡村旅游典型案例，设计地理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4]。例如，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旅游区位调查”实践活动，让学生实地考察本地乡村旅游地，分析其区位条件、发展模式，撰写调查报告，提出优化建议；引导学生利用地图、大数据等工具，分析我国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绘制乡村旅游区位分布图，提升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

（二）丰富教学素材，创新地理教学模式

1. 挖掘乡村旅游案例，丰富教学素材

收集整理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典型案例，如浙江鲁家村、下姜村、外桐坞村，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等，将其融入地理教学素材库，丰富教学内容[2][4]。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乡村旅游的区位特征和发展模式，提升教学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同时，结合中央一号文件政策，引导学生解读政策对乡村旅游区位布局和发展模式的导向要求，让学生认识到地理学科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

2. 创新教学模式，推动知行合一

依托乡村旅游案例，创新地理教学模式，推动知行合一[4]。采用“案例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乡村旅游的区位问题和发展模式；开展“乡村旅游规划”设计活动，让学生结合某一乡村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设计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方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旅游研学活动，实地感受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深化对地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三）对接乡村振兴，彰显地理教育价值

结合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导向，将乡村旅游区位与模式研究融入地理教育教学，彰显地理教育的社会价值[4]。引导学生认识到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鼓励学生运用地理知识和技能，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推动地理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让地理教育真正服务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