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尔湖，这个被誉为“西伯利亚的蓝眼睛”的世界最深淡水湖，承载着中国千年的历史记忆——汉代称其为“北海”，是苏武牧羊十九载的苦寒之地；唐代将其划入版图，定名“小海”，纳入安北大都护府管辖；宋明以来，虽未直接掌控，却始终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这片曾属于中国的“北海”，最终却在历史的浪潮中脱离中国版图，其失落的来龙去脉，是一段值得每个中国人铭记的历史，也暗藏着国家疆域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贝加尔湖：从中国“北海”到异国湖泊的历史变迁

贝加尔湖的历史归属，始终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衰、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紧密相关。早在公元前1世纪，贝加尔湖地区就有丁零人在此游牧，后被匈奴征服，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

西汉时期，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流放至“北海”之滨牧羊，这是中国古籍中对贝加尔湖最明确的记载，也证明当时这片湖泊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认知与势力辐射范围。

魏晋南北朝时期，贝加尔湖先后被鲜卑、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控制，虽未直接归属中原王朝，但与中原的交流从未中断。

到了唐代，国力强盛，疆域大幅拓展，唐太宗时期，击败薛延陀部后，将外贝加尔大部分区域纳入关内道安北大都护府管辖，贝加尔湖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朝廷在此设置行政与军事机构，对当地进行有效治理，“小海”这一名称也在此时被正式定名并沿用。

唐末至元代，中原王朝势力衰退，贝加尔湖地区再次被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掌控。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统一北方草原，贝加尔湖成为蒙古帝国的腹地，随后归入元朝版图，属岭北行省管辖。

这一时期，贝加尔湖地区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深度交融，成为多民族共生的家园。

贝加尔湖的归属转折点，发生在明清时期。明朝建立后，势力范围退缩至长城以北，贝加尔湖地区被瓦剌、鞑靼等部落控制，不再属于中国版图。

清朝初期，满洲贵族崛起，逐步统一北方，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部落曾向清朝臣服，朝廷短暂对该地区拥有宗主权。但此时，西方的沙皇俄国开始向东扩张，哥萨克骑兵不断侵入西伯利亚，逐步渗透到贝加尔湖地区，建立军事堡垒，掠夺当地资源，压迫土著居民。

17世纪末，中俄双方围绕外贝加尔地区的疆域展开激烈争夺，清军与俄军多次交战，互有胜负。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尼布楚条约》。

这是中国历史上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俄在外贝加尔以东地区以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流域尽属中国，但也正式将贝加尔湖以西、以北的区域划归俄国，中国首次正式放弃了对贝加尔湖核心区域的主权要求。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再次签订《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进一步划分了中俄中段边界，明确规定自额尔古纳河向西至沙毕纳依岭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

至此，贝加尔湖地区彻底脱离中国版图，成为沙皇俄国的领土。此后，历经苏联时期，直至今日，贝加尔湖始终属于俄罗斯，这片承载着中国千年记忆的“北海”，最终成为了异国的风景，留给中国人无尽的感慨与反思。

二、近年俄罗斯旅游安全事故：贝加尔湖畔的血色警示

如今，贝加尔湖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每年都有大量中国游客前往此处观赏蓝冰、领略湖光山色。

但伴随着旅游热度的，是频发的安全事故，尤其是贝加尔湖冰面相关的意外，多次造成中国游客伤亡，这些血淋淋的案例，撕开了俄罗斯旅游安全治理的短板。

2026年1月至2月，短短一个月内，贝加尔湖就发生了两起涉中国游客的重大安全事故，造成8名中国游客遇难，多人受伤。

1月28日，一辆载有10名中国游客的UAZ越野车（当地俗称“小钢炮”）在贝加尔湖冰面上行驶时，陷入冰面裂缝导致翻车，致使一名中国游客身亡，另有4人受伤。

据悉，这种车辆是当地游客冰面游览的常用车型，通过酒店、民宿即可预订，费用约400元人民币/人，但车辆内没有扶手和安全带，安全保障极其薄弱，且当时行驶的冰面虽看似厚实，却遍布肉眼可见的冰缝，同行游客甚至有不慎踩入冰缝的情况。

事发后，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馆紧急发布安全提醒，告诫中国公民切勿乘坐车辆穿越自然冰面或未开放的冰面道路，优先选择气垫船出行。

然而，这份警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2月20日，贝加尔湖奥利洪岛“三兄弟岩”附近再次发生惨剧，一辆载有8名中国游客的车辆因冰面破裂沉湖，最终仅1名游客逃生，其余7名中国游客全部溺亡。

据事发前一天去过该区域的游客回忆，事发地冰面到处都是冰裂，返回时司机为避开冰裂找了很久的路，甚至有游客在冰裂附近拍照时听到开裂声，吓得仓皇逃离。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游客透露，2月17日就已发现该区域冰面有明显裂痕，2月19日还曾有人掉进冰窟窿，幸好被及时救出，但当地相关机构并未及时采取封闭措施，直至2月20日事故发生后，才禁止汽车在贝加尔湖冰面行驶，当地旅行社也紧急取消了北线和南线的冰面行程。

事实上，这并非贝加尔湖首次发生中国游客安全事故。近年来，随着赴俄旅游人数的增加，中国游客在俄罗斯遭遇车祸、溺水、意外坠落等事故的案例逐年增多。

背后折射出的，是当地旅游安全管理的混乱：无资质“黑车”横行，车辆安全无保障；冰面游览等高危项目缺乏有效监管，未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安全警示流于形式，未落实到具体的旅游环节；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能力不足，难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这些问题，不仅让贝加尔湖的美景蒙上了阴影，也让中国游客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三、鲜明对比：日本旅游警告与游客流向的背后逻辑

与俄罗斯旅游安全事故频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外交部对日本旅游的多次安全警告，以及游客流向的微妙变化——尽管警告不断，但赴日游客数量虽有波动，仍保持着一定规模。

这一现象背后，恰恰是社会治理水平对旅游安全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人们对“安全”的认知正在逐步理性化。

2025年以来，中国外交部多次发布赴日旅游安全提醒，尤其是2026年1月26日，外交部明确提醒中国公民春节期间避免前往日本。

理由是日本社会治安不靖，针对中国公民的违法犯罪案件多发，且部分地区连续发生地震，造成人员受伤，日本政府已发布后续地震预警，中国公民在日本面临严重安全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2025年12月以来，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连续发生多起地震，最大震级达7.5级，造成多人受伤，多地出现房屋损毁、基础设施中断等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赴日旅游的安全风险。

受此影响，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出现明显下降，2025年12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大降45.3%，2026年1月降幅进一步扩大至60.7%，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也时隔四年首次出现同比下降。（当然这个数字更主要的可能是受季节性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明确的安全警告，仍有部分中国游客选择前往日本旅游。这并非游客忽视安全，而是日本的社会治理水平，让游客的安全预期相对更高。

尽管存在治安和自然灾害风险，但日本的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地震预警及时、救援高效；社会治安虽有恶化，但整体秩序井然，针对游客的暴力犯罪发生率相对较低；旅游服务规范，商家诚信度较高，游客遭遇“黑导游”“黑车”的概率极低。

相比之下，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的旅游安全治理，显得极为薄弱：安全隐患排查不及时、应急救援能力不足、旅游服务乱象丛生，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游客的安全预期大幅降低，即便没有明确的“禁止前往”警告，频发的事故也让不少游客望而却步。

这种对比背后，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人们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当地社会治理水平的投票。

安全从来不是单一的“有没有危险”，而是“危险发生前能否预防、发生时能否应对、发生后能否妥善处置”，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反思与警示：旅游建议应守住“安全底线”

从贝加尔湖的失落，到近年俄罗斯旅游的安全惨剧，再到日本旅游警告与游客流向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社会治理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安全系数，而安全，是人们出行、生活的首要前提。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旅游引导，还是个人层面的旅游选择，都应将安全放在首位，那些鼓励国民前往高风险地区旅游的建议，尤其是前往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或是旅游安全治理极其薄弱地区的建议，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深刻商榷。

首先，对于正在发生战争的地区，任何旅游建议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战争意味着动荡、暴力、人道主义危机，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即便有所谓的“独特风景”，也无法掩盖其致命的风险。近年来，多个国家因战争陷入混乱，中国公民在战乱地区遭遇绑架、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外交部多次发布紧急提醒，告诫中国公民切勿前往战乱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鼓励国民前往此类地区旅游的言论或建议，都是对生命的漠视，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和安全底线。

其次，像柬埔寨这类旅游安全治理薄弱、风险居高不下的地区，鼓励大家去旅游的建议，真的值得好好商榷一番。

柬埔寨作为新兴旅游目的地，确实有吴哥窟这样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吸引着不少游客慕名而去，但它背后隐藏的旅游安全隐患，实在太突出了——这一点，从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反复发布的安全提醒里就能看得明明白白。

使馆提醒的核心就一条：中国公民在柬埔寨失踪、失联的案件，一直处于高发状态，而这些失联的人，大多和电信网络诈骗、非法偷渡脱不了干系。

更让人揪心的是，柬埔寨部分区域遍布的电诈园区，简直就是非法拘禁、虐待甚至谋杀的“重灾区”，2025年8月江西铅山那起青年失联事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当时，当地两个年轻人叶某斌、欧阳某某，被网上所谓的“高薪背包客”广告骗了，对方拍着胸脯承诺，只要去一趟，就能赚5万到10万的佣金。两人一时糊涂，不管边防民警怎么劝、家里人怎么拦，硬是绕道广西，偷偷偷渡去了柬埔寨，结果一落地就掉进了电诈园区的“陷阱”，被强迫着给国内公民搞精准诈骗。

直到2026年1月，才被人送到中越边境，偷偷遣返回国，刚回来就因为偷越国（边）境和诈骗，被警方依法刑拘。

后来两人交代，一进电诈园区，手机就被当场收走，人身自由更是被看得死死的，只要诈骗业绩不达标，等待他们的就是残酷处罚；想从里面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家里人交高额赎金。

而在金钱的诱惑下，两人也慢慢变了，从一开始被动的偷渡者，变成了主动的诈骗帮凶，仅仅20天，就参与诈骗了几十个人，到最后，还心安理得地领了所谓的“诈骗工资”。

另一边，叶某斌的妈妈得知儿子失联后，急得整个人都垮了，不顾自己一个女人家在国外的危险，独自跑到柬埔寨找儿子。她在当地跑遍了好几个疑似电诈园区，问遍了能问的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因为签证到期，只能无奈回国。

一场满心期待的寻子之路，到最后只剩下徒劳和心酸。更过分的是，这件事还被人添油加醋，传出了“母亲被柬埔寨警方强行遣返”“儿子被转卖到其他园区毒打”的谣言，不仅搅乱了警方的办案节奏，也让更多人实实在在看到了柬埔寨电诈园区的凶险和残酷。

除了电诈这个最大隐患，柬埔寨的社会治安、交通设施、应急救援能力，也都差得很远。游客在当地被偷被抢、遭遇车祸、被骗钱的情况屡见不鲜，再加上当地法律体系不完善，真出了事儿，想维权比登天还难。

这些年，柬埔寨政府也在试着加强旅游管理，但想从根本上改善当地的旅游安全环境，短期内根本不现实。这种情况下，还鼓励国民大批量去柬埔寨旅游，无疑是把中国公民的安全当儿戏，显然不符合国家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责任。

贝加尔湖的失落，是历史的遗憾；但旅游安全的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守护人的安全与幸福；而旅游的本质，是放松身心、感受美好，而非承担无谓的风险。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旅游引导，还是个人层面的旅游选择，都应坚守安全底线：不鼓励、不倡导前往高风险地区旅游，理性看待异国风景，珍惜身边的安全环境。

毕竟，风景再美，也不及生命安全可贵；异国再有吸引力，也不如一个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让人安心。

人们对安全的追求，从来都是最朴素的诉求，而这种诉求，最终会指引我们做出最理性的选择——看清哪里更安全，哪里才是真正值得前往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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