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享】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关联及区域调控

1.旅游发展多维评价与协调度分析

1.1.多维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

如图4所示，2005年、2015年和2023年MRYRUA的TD呈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和清晰的动态演化特征。从时间维度看，TD、旅游规模、旅游服务和旅游经济效益这四个指标均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但其增长速度和波动程度存在显著差异。TD指标从2005年的0.03增长至2023年的0.14，尤其在2020年后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旅游规模指标增长最为显著，从0.02上升至0.25，增长了12.5倍。旅游服务指标从0.06稳步增长至0.15，增长相对平稳。相比之下，旅游经济效益指标增长较为缓慢且波动性更大，从接近零增长至约0.07，这表明需要提升旅游产业的经济转化效率。从空间维度看，旅游规模指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高值区集中在武汉、长沙、南昌等省会城市。这些高值区到2015年显著扩张，到2023年趋于稳定，约75%的城市实现了大幅增长。旅游经济效益指标呈现出东南向西北的梯度特征。2005年，区域东部和南部城市普遍优于西北部城市。到2015年，高值区进一步向东扩展，至2023年，南昌、武汉、长沙等城市达到了0.16至0.27的最高值区间。同时，旅游服务指标呈现出相对均衡的空间分布和明显的层级分异特征，中心城市始终维持较高水平。大多数城市经历了1至2倍的中等增长，少数城市实现了3至4倍的增长倍数。总体而言，TD指标呈现出多中心、层级化的空间格局，从最初集中于核心城市，逐步演进形成次级中心。到2023年，MRYRUA内大多数城市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形成了以核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显著高值簇。

1.2.旅游发展协调度的时空格局

如图5和图6所示，MRYRUA的TD协调度呈现出清晰的时空演化格局。从2005年到2023年，区域协调度经历了三个distinct阶段，即低水平阶段、快速提升阶段和稳定优化阶段。在此期间，空间格局从散点分布演变为集聚块状结构。区域平均协调度从2005年的0.37上升至2015年的峰值0.90，随后在2023年略微下降至0.81，但整体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这种时间演变密切反映在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上。高协调区域经历了点-轴-面的扩散过程。2005年，空间格局以黄冈、宜昌、宜春等城市为代表的散点状高协调点为主。到2015年，形成了连接荆门、岳阳、上饶、鹰潭等城市的带状结构。到2023年，形成了以武汉、荆州、襄阳、九江、景德镇、抚州为核心城市的连片集群格局。城市间协调度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襄阳、荆门、荆州、娄底、新余等城市的增幅超过70%，黄石和鄂州的增幅也超过45%，增长显著。相比之下，黄冈和宜春则略有下降。2015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转折点。2005年至2015年期间，大多数城市协调度快速提升，而2015年至2023年期间，增速普遍放缓，部分城市协调水平下降。这一模式表明，MRYRUA的TD已进入一个以精细化、优化为特征，而非快速扩张的阶段。总体而言，这些结果为理解TD协调度的时空演化提供了重要见解，并强调了需要持续的政策努力以加强区域一体化，促进更均衡、高质量的发展。

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2.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演化格局

2005年至2023年，MRYRUA的ESV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并伴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图7）。在过去二十年中，研究区的ESV总量下降了3.16%。生态资源丰富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始终保持较高的ESV，而东部地区则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从货币价值来看，ESV总量从2005年的约190432.2亿元下降至2015年的187503.9亿元，进一步下降至2023年的184410.7亿元，累计减少6021.5亿元。这种时间上的下降伴随着明显的空间分异。总体而言，MRYRUA的ESV空间格局可概括为西高东低、中部相对集聚。宜昌、荆州等西部城市，连同岳阳、九江等中部城市，保持着相对较高的ESV水平。相比之下，上饶、景德镇、鹰潭等东部城市，以及武汉周边的北部城市，ESV值持续较低。2005年至2023年间，尽管总体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但大多数城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ESV下降，且原本ESV水平较高的地区下降更为明显。岳阳和上饶的降幅最为显著，分别下降了17.48%和12.68%。其他ESV损失显著的城市包括九江、益阳和荆门。相比之下，有七个城市在研究期间ESV呈现正向变化。其中，常德、孝感和咸宁增幅最为明显，黄冈、襄阳、株洲和随州也录得ESV增长，但增速相对温和。总体而言，这些结果凸显了区域ESV持续下降以及强烈的空间分异，强调了识别关键驱动因素、推行能更好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MRYRUA的紧迫性。

2.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自相关与集聚

图8展示了MRYRUA的ESV空间自相关与集聚特征的时序演变。总体而言，研究期间区域西部和中部的高值区始终突出，但空间集聚的强度随时间逐渐减弱。从2005年到2023年，观察到ESV空间集聚模式的若干显著变化。高-高集聚区的空间范围保持相对稳定，而低-低集聚区则表现出更明显的空间调整。具体而言，低-低集聚区在区域北部和西南部收缩，但在东部地区扩张。此外，低-高集聚区在岳阳、九江和宜昌等城市有所增加，而在南昌略有减少。同时，高-低集聚区在黄石显著扩张。2005年，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岳阳-益阳走廊以及宜昌-咸宁地区，表明这些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ESV持续处于高水平。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城市圈外围、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以及赣江中游地区，反映了这些区域ESV持续偏低。同时，宜昌、衡阳、武冈、湘潭等城市呈现出高-低集聚模式，形成孤立的高值区，而益阳和岳阳的部分地区则呈现低-高集聚，表明在高值环绕中存在局部的低值区。到2015年，低-低集聚区在南昌和娄底收缩，但在景德镇扩张。到2023年，低-低集聚区在九江和南昌进一步增加，而在景德镇则有所减少。与此同时，高-低和低-高集聚模式的数量减少，表明区域ESV空间分布趋于均质化。总体而言，这些结果突显了ESV空间集聚模式的动态演化及其对区域生态与城市规划的启示。应对空间均质化带来的挑战，同时保护生态价值，对于指导MRYRUA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3.旅游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机制

图9、图10展示了2005年至2023年期间TD影响MRYRUA的ESV的多维方式。总体而言，基础设施相关因素、接待能力以及关键的经济和流动性关联（如TTR与RPTV的交互作用、NTE与PTR-TSI%的交互作用）对ESV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TSD、RPTV以及TTR-GDP%与RPTV的交互作用对ESV产生不利影响。从空间角度看，TSD、SRH数量和RM呈现出西向东递增的梯度，而RPTV则由南向北递增。AATA数量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中部集聚模式。此外，交互效应显示出显著的空间分异。TSD与TA数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SRH与RPV之间的交互作用，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增强。涉及TTR的交互效应从西南向东逐步增强。NTE与PTR-TSI%之间的交互作用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扩散的包围式格局。

具体而言，TSD对ESV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常德、鄂州和抚州观测到的影响最强，而在株洲、长沙和岳阳的影响相对中等。在空间上，这种负向影响从西部城市向东部地区逐渐减弱。类似地，RPTV对ESV持续产生负向影响，在衡阳、株洲、娄底、湘潭和吉安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而黄冈、孝感和襄阳受影响较小。这种模式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明显梯度，负向影响从南部城市群向北部地区逐渐减弱。相比之下，AATA数量显著促进ESV，在萍乡、新余和宜春观测到的贡献最为显著。在空间上，这种正向效应呈现出集聚模式，从外围城市向中心核心区增强。SRH数量对ESV也产生正向影响，城市间差异相对有限。在景德镇、抚州、九江和宜春观测到较高的贡献，而常德、荆门和襄阳的效应相对较弱。在空间上，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分异，高值城市集中在东部。与RPTV不同，RM对ESV产生正向影响。最强的贡献出现在景德镇、鹰潭和上饶，而在益阳和常德的效应相对较弱。在空间上，这种正向影响从西向东逐渐扩散，形成清晰的空间传播格局。

TTR-GDP%与RPTV的交互作用对ESV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娄底和衡阳观测到的抑制作用最强，在上饶和景德镇的影响相对中等。在空间上，这种负向影响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增强。同样，SRH与RPV的交互作用对ESV产生负向影响，在上饶、鹰潭、景德镇和抚州的影响最为显著，在宜昌和常德的效应相对较弱。在空间上，这种交互作用的强度从西部低值区向东部高值区递增，形成一个高影响集中区。

相比之下，TSD与TA数量的交互作用对ESV产生正向影响，部分抵消了TSD的独立负向效应。最强的正向影响出现在襄阳和宜昌，而在抚州和鹰潭观测到较弱的效应。在空间上，这种正向影响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增强。TTR与RPTV的交互作用也对ESV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景德镇和上饶的影响最大，在娄底和益阳的效应相对较弱。这种影响在空间上由南向北增强。最后，NTE与PTR-TSI%的交互作用对ESV产生最强的正向影响，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驱动因素。最大的贡献出现在衡阳、萍乡、长沙、湘潭和株洲，而上饶和景德镇的效应相对较弱。在空间上，这种交互作用的强度由北向西南方向增强。

4.旅游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区特征分析

4.1.静态与动态维度分区特征

图11展示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MRYRUA进行的分区特征。从静态维度看，识别出四种类型区。第一，生态优先型(II)主要分布在区域西部和中部。这些地区以高ESV但旅游业相对欠发达为特征，因此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第二，协调发展型(I)主要出现在宜昌、吉安、武汉、九江、上饶等城市，这些地区旅游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对平衡。第三，旅游主导型(IV)主要限于长沙和南昌，表现为旅游业发展相对领先但ESV相对较低。第四，低度发展型(III)集中在研究区域的西南边缘地区，旅游发展和生态系统服务水平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从动态维度看，基于时间演化模式识别出五种类型区。强协调发展型(S1)包括孝感、咸宁、常德等城市，其旅游发展与生态系统服务以高度协调的方式增长。弱协调发展型(S2)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边缘，包括襄阳、黄冈、抚州、鹰潭、株洲等地，特征是旅游和生态指标均呈正向但相对缓慢的增长。轻度生态退化型(US1)覆盖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从外围向内延伸。在这些地区，旅游业持续增长，而ESV略有下降。中度生态退化型(US2)位于过渡地带，旅游快速扩张伴随显著的生态退化，表明旅游-生态系统失衡风险增加。最后，重度生态退化型(US3)形成一条西-东向轴线，包括益阳、岳阳、九江、上饶等城市。在这些地区，旅游压力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严重的生态退化。

4.2.动静结合分区特征

图12展示了MRYRUA的动静结合分区，将其划分为六个生态管理区，揭示了生态-旅游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总体而言，14.3%的城市处于生态-旅游临界状态，17.9%的城市需要加强生态系统修复，21.4%的城市已进入生态-旅游重构阶段。具体而言：(1)生态-旅游临界区(I-US3)包括宜昌、武汉、九江、上饶，TD与ESV均较高，但生态退化明显；(2)生态功能维护区(II-US1)位于外围，包括襄阳、常德、黄冈、抚州，ESV高，旅游业发展相对较低，生态状况改善；(3)生态系统修复区(II-US1)集中在中心区域，包括荆州、岳阳、益阳、宜春、吉安，高ESV与低旅游业发展并存，同时存在生态退化；(4)生态-旅游优化区(III-S1)包括孝感、咸宁、鹰潭、株洲，特征是旅游业发展和ESV均较低，但生态状况改善；(5)生态-旅游转型区(III-US1)集聚在西南部，包括娄底、衡阳、湘潭、黄石、景德镇，特征是旅游业发展低、ESV低，并有轻微生态退化；(6)生态-旅游重构区(III-US2和IV-US2)分散在南部地区，以长沙、萍乡、新余、南昌、荆门为代表，过度的旅游开发已导致显著的生态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