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推荐|翁时秀:旅游领域与权力逻辑——《基于展演性视角的领域化机制探讨》评论

领域（territory）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和旅游研究来说，它却至今仍是一个未被充分展开的概念。

国内学者关于领域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都还不多。遇到“权力如何在旅游空间中布展”这样的问题，多数成果停在零散的经验描述，或直接借用西方概念，真正进入机制层面去追问的很少。

黄燕等所著的《基于展演性视角的旅游领域化机制探讨》（以下简称《探讨》）正是近年来少数能够弥补上述遗憾的“深度好文”之一。文章梳理了旅游领域化的已有研究，援引展演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说明旅游活动如何影响领域建构，并提炼出“重复性”与“引用性”两种机制。

评论把《探讨》重新放回领域研究与旅游研究的整体脉络中审视：先补上理解“领域”所需的背景知识，再发掘作者隐而未发的潜在贡献，最后就四个有待展开的问题提出商榷。

发表时间：发表于《华南地理学报》2026 年第 4 卷第 3 期

引用格式：翁时秀. 旅游领域与权力逻辑：《基于展演性视角的旅游领域化机制探讨》评论 [J]. 华南地理学报, 2026, 4(3): 20-25. [Weng Shixiu. Tourism territory and the logic of power: a commentary on A Performativity Perspective on the Mechanism of Tourism Territorialisation [J]. South China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6, 4(3):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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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域”一词，首先要追问的是：对于特定地理实体，为何要称其为“领域”，而非“区域”“空间”或“地方”？地理学者之所以用不同概念指称同一地理实体，是因为每个概念想要揭示的现象和问题都不一样。使用不同的概念，核心是为了强调特定对象所应“被看见”的不同属性，以及针对这些属性所形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当称其为“区域”，意在强调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独特性，背后对应的可能是（新）区域地理学对地理实体的理解；当称其为“空间”，支撑这一概念的既可能是计量革命的思想，从而试图将所研究的地理实体抽象为几何空间，也可能是列斐伏尔意义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批判；而“地方”一词，则往往被置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脉络中，意在强调地理实体与特定群体或个体之间的情感与意义关联。相较而言，“领域”所聚焦的，则是空间与权力的相互纠缠。

对“领域”最基本的理解，可概括为“权力+地方”：即首先承认地理实体是充满意义和价值的地方，而非空洞的几何空间；但更重要的是，“领域”进一步揭示了各种权力在这片地方中的布展——权力如何试图控制各类地理要素、调整人地关系并建构意义和价值。

“领域”概念之所以如此关键，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人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已在社会科学中获得广泛认可，甚至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学所探讨的“谁得到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其背后正是权力的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领域被视为政治地理学最核心的概念。谁控制了地方，谁就得以重构附着于其上的一切人地关系，并决定地方收益的产生方式和分配方式。各类权力主体围绕地方中的自然要素、人文要素乃至整个地方的支配权，展开各种斗争与合作，由此引发权力在地方中的动态布展——这一过程就是“领域化”。正是通过“领域”和“领域化”等概念，政治学中“谁得到什么”的问题，被转化为了政治地理学的“谁在哪里得到什么”的核心追问。

在领域化过程中，各类权力主体往往通过多种途径建构领域。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途径进行分类，是深入开展领域化研究的必经之路。其中，根据“基础性”程度进行的二元化分类，便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第一类领域化具有长期持续、相对静态且稳定的特征，旨在不断强化权力主体对地方的根本控制。国家为了强化领土控制，可通过基础设施和官僚体系建设逐渐加强基层治理；也可通过文化教化与意识形态传播塑造国家意识，并借助“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加强情感认同，从而实现控制的正当性；还可通过暴力垄断，削弱乃至瓦解其他与之冲突的权力主体的领域化能力。这些途径均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根本性，能为其他形式的领域化提供强大支撑。与之相对，第二类领域化则持续时间较短、动态性更强，并具有一定视觉或情感冲击性——《探讨》一文的核心内容即聚焦于该类领域化。为便于分析，评论者暂且称前者为“部署领域化”，后者为“展演领域化”。

这个区分不只是贴标签。两种类型对于旅游领域化均有重要研究意义：前者是解析领域中各类要素和关系如何“被结构化”的关键钥匙，而后者则是理解既定“结构”如何在实践中被“能动性”所维系或挑战的主要线索。缺了哪一条，图景都不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评论者本人正是“部署领域化”这条线索的长期耕耘者。文中提到，自 2009 年着手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起，作者便开始探索旅游场域中领域建构的多元方式与机制，尝试分析不同尺度、不同类型权力主体的“基础性”领域化逻辑。而领域的动态实践——无论是居民的日常活动，还是游客的旅游行为——则构成了另一个重要议题。文中举了一个颇有画面感的例子：在许多传统村落和历史城镇，各类投资主体建造的旅游广场，在淡季往往自然转化为居民的晒谷场或公共活动空间，各类主体在实践中自然形成一种使用权和收益权的默契。

正因为有这样一条自身的研究脉络作底，评论对《探讨》的定位才显得准确：既有研究对基础性的部署领域化关注较多，对建立于部署领域化之上的、更具动态性的领域化研究相对不足，而《探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问题。倘若认可依据“基础性”对领域化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价值，那么《探讨》一文无疑是对部署领域化之外的“半壁江山”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贡献。评论还特别强调，该文为理解旅游领域化中不稳定性、稍纵即逝的个体实践与持续不断的展演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探讨》另一个隐而未发、作者未予明言的潜在贡献，或许在于对人类领域性（human territoriality）理论发展方向的探索。所谓“人类领域性”，即个体或群体通过对一个地理区域实施限制或声明控制，以影响或控制人、事物、现象及关系的企图。在某种意义上，领域性近乎一种本能，因而可能是比领域和领域化更为底层的解释逻辑。当然，人类因具备理性分析、价值判断的能动性，从而能够对领域本能形成约束和限制，故人类的领域性呈现出诸多不同于动物领域性的倾向。

通过《探讨》，可以隐约窥见的人类领域性理论发展方向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1）个体领域性和群体/社会领域性的区分及其关联方式的深化研究。既有领域性研究中不乏对尺度差异和尺度关联的思考，也不乏从微观到宏观的递进分析。然而，《探讨》借由展演性视角提出的旅游领域化二维理解——一是指向多元主体在旅游活动中施行的一次或者多次领域实践，二是指向领域实践的持续进行将目的地改造为有界、差异化空间的模式——把生产性、动态性、关系性和不稳定性的情境特征纳入分析视野，从而为“非惯常环境里短暂交互、迅速退场的领域实践中，个体领域性的调动如何转化为群体领域性的塑造与延续”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继续深挖的分析路径。

（2）可引伸出“游客领域性”的专门研究。对于人类领域性中的“人类”一词，除按尺度划分外，还可按类型划分，“游客”显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有趣类型。相较于惯常环境中定居者的日常领域实践，不同类型的游客在不同旅游情境中如何彰显或压制个体领域性、是否会因个体领域性受到影响而采取特定行为、其领域性倾向是否会表现出与 Sack 的十大倾向不同的特征、从游客个体到游客群体的领域性存在何种尺度关联、是否有可能总结出一种以“陌生人继替”为基本逻辑的游客群体领域性——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回答。在《探讨》着墨较多的旅游地缘政治中，已隐约可见个体领域本能（地盘意识）、游客群体领域性与国家领域性的共同激活。若能在更多情境中对上述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未来或许有可能形成关于“游客领域性”的谱系化研究成果。

（3）或可为人文地理学中的领域性研究增添“展演性”理论视角。Agnew 在《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五版）的“领域性”词条中列举了领域性研究的五个重要理论思想：Sack 的人类领域性理论、Mann 的领域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Foucault 的治理术概念，以及 Simmel 和 Barth 的社会群体认同及相关的政治认同社会学。而透过《探讨》及其他展演性相关成果，或许可将“展演性”视为领域性研究的第六个重要理论思想。

评论单列一节，谈了一件容易被跳过的事：为什么用中文发表。作者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判的长期兴趣，使其很早就对学术发表的英文霸权形成了祛魅。在学术传播中，为何言说、为谁言说、向谁言说，或许比刊物级别与影响因子更加重要。当研究者自觉选择一种发表的语言和方式时，某种主体性便可能随之建构。

Fanon 关于殖民者语言如何塑造殖民地居民意识的经典分析认为，殖民地在接受殖民者语言的同时，也就无意识地接纳了这种语言背后的世界观及其对殖民地地理与种族的诸多假定。后殖民时代虽已有所不同，但各种权力仍以不同方式渗透各个领域，而语言无疑是这些权力最重要的承载工具之一。中国地理学者固然需要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然而，当述说的目的仅仅是“讲述真理”，而并不专门“为谁”或“对谁”时，或希望激发共鸣的对象并非其他语言的读者时，语言选择本身便意味着某种主体意识或责任。当然，许多时候，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评论由此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探讨》完全具备在高水平英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品质，但最终选择了《华南地理学报》这份新生刊物，以中国学者更为亲切、更易理解、更便于传播的中文为载体，系统阐述人文地理学者和旅游研究者亟需深入探究的旅游领域化机制。这一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是值得特别强调的。

评论的后半部分转入商榷。作者的态度很清楚：这些讨论并非否定，而是希望把《探讨》打开的问题继续往下推。

“旅游”是一个多义概念，对旅游领域化的理解根植于对“旅游是什么”的思考上。在英文文献中， Tourism 既可指游客的旅游活动，也可指为服务旅游活动而形成的旅游产业，还可泛指围绕旅游发展而形成的旅游系统。跳出《探讨》的特定语境，可以进一步思考：基于何种旅游观或旅游定义来探讨旅游领域化最为合适？评论认为，系统旅游观提供了一条较为周全的认知路径——只有理解支撑旅游活动得以运转的整体旅游系统如何被建构与组织，才能真正把握旅游活动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地理意涵；同理，只有理解那些相对静态且稳定的“部署领域化”机制，才能充分认识“展演领域化”所具有的学理价值。

基于此，将“旅游领域化”视为一个从空间控制、产权实践、制度建立、行为规训、态度与情感塑造，直至游客展演等多个环节相互关联的复杂体系，可能是更具学术意义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所聚焦的“旅游领域化”实则为整个系统性领域化中的一个环节。评论因此建议，若能将其分析对象更为精准地定位到旅游系统的特定部分（如游客活动），将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其提出的展演式旅游领域性的主要适用情境与对象范围，避免读者混淆不同层面旅游领域化的不同运作机制。

在任何一个层级化治理的空间体系中，追问“究竟有哪些类型的权力施加于特定空间或地方”，便会发现这些权力大多存在等级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尺度关联。对特定地方的治理，首先呈现为从国家到地方的政治权力层层递进的制约关系；对其中的文化权力进行分析，则会看到国家层面往往致力于建构国家认同，而生活于地方的族群则可能尝试建构族群认同，由此形成“国家—族群”的尺度关系；从全球到地方，经济权力也呈现出鲜明的尺度性。然而，在许多具体情境中，高层级权力往往处在一种隐而不彰的状态，因而在具体现象的分析中很容易被忽视。

旅游领域化机制分析同样应关注尺度问题。以《探讨》着墨较多的旅游地缘政治为例：如果缺乏国家权力对争端地区的实际控制，游客的任何展演行动都将无法实现；如果缺乏意识形态层面对民众领土意识的持续建构，游客之间接力式展演所形成的情感共鸣，或许也难以实现。评论指出，尽管《探讨》多处关注到了尺度问题，但在其旅游领域化的相关阐述和机制总结中，“尺度”始终处在一个隐而未发的理论状态，尚未从文字中明确浮现。这可能造成读者对更深层次领域化机制中所蕴含的尺度关联与尺度效应的忽视。

受行动者—网络理论、后结构主义等的影响，人文地理学日益关注非人行动者，体现了地理学家对更广阔理论视野的追求，以及更加平等地看待人与万物关系的学术胸怀。然而，评论提醒，学理性的研究似乎应遵循“先求真，后求善”的基本逻辑：首先应探究特定领域建构过程中各类主体互动的真实机制，继而才可依据特定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原则，探讨互动关系的优化路径，这样似乎更契合科学精神。

在旅游领域化分析中纳入非人行动者值得肯定，但从权力研究必然包含的“对称性”（symmetry）问题出发，仍需进一步追问：各类主体在领域化过程中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对称？若不对称，哪些行动者实际处于弱势地位？哪些本应作为主体的人或动植物被弱化为了客体（objects）？又有哪些非人要素（如一片沙滩、一处海域）应被视为环境（客体的一种）而非行动者？

评论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探讨》已敏锐注意到“主导权力”的存在，体现出对权力对称问题的潜在关切，但又因强调“非人元素能动性不容忽视”而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对旅游领域化中权力不对称的深入刻画。若能依据各类要素在旅游领域化过程中实际承担的功能进行恰当分类，并依此刻画其作用机制，而非刻意突出“非人主体”“物质性”等概念，或许反而能对机制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探讨》从地缘政治切入旅游领域化的讨论，逐步建构展演性概念框架，并以南海旅游案例收尾，验证了该框架的适用性。可以说，针对地缘政治、领土争端区域的旅游活动情境，该文给出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回应。此外，对于其他情境中的一些游客活动和行为，通过展演性框架分析其旅游领域化机制，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然而，由于旅游情境的复杂多样，基于展演性的旅游领域化机制分析，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旅游情境。未来可进一步分情境、分类型进行细化和深化研究。这项工作有赖学术共同体以证伪逻辑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以确认展演性领域化的适用情境，进而综合各类相关理论，构建旅游领域化的理论解释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