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40年 | 苏晓波:我与《旅游学刊》40年——从学术启蒙到连接学术界的桥梁

1986年，《旅游学刊》创刊的时候，我在湖北乡下的一所农村小学读书。那时的我，对“旅游”没有什么概念，对“学术研究”更是毫无感知。第一次真正接触《旅游学刊》，已经是大约15年之后，那时我正在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开始逐渐进入学术的世界。除了地理学领域的专业期刊，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旅游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最重要、也是阅读最多的，就是《旅游学刊》。

那段时期的阅读对我的学术成长影响很大。《旅游学刊》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我第一次比较具体地感受到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学术规范，以及一篇学术论文究竟应该如何提出问题、组织材料和呈现研究。那时的我更多是一个学习者和吸收者，认真阅读、理解和模仿，慢慢建立自己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认识。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在《旅游学刊》上发表文章。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训练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也缺乏足够的信心，总觉得《旅游学刊》代表着一个相当高的学术标准，自己距离这个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我前往新加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阶段对我的学术训练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与此前以中文文献阅读为主的学习经历相比，我开始大量接触英文文献，阅读英文期刊论文和学术专著，并逐渐转向用英文进行学术写作。这不仅改变了我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虽然研究仍然以旅游为重要领域，但我开始更加明确地从地理学的视角思考旅游问题，关注旅游生成与消费背后的空间关系、地方过程以及社会经济变化。

此后，我与《旅游学刊》之间经历了一段相对较长的“间隔期”。再次认真关注《旅游学刊》，大约过了10年。从攻读博士到开始工作这10多年，也是我从一个以学习和吸收为主的研究生，逐渐成长为一个开始形成自己研究兴趣、研究视角和学术判断的研究者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积累之后，我再次回望《旅游学刊》时，它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再只是一本需要我学习和仰慕的期刊，而逐渐成为我学术成长经历中的一个重要参照。

重逢与投稿

2012年，我已经开始在美国工作。那年暑假，应保继刚老师的邀请，我回国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主要是面向博士生的研修和培训。在这些活动中，我有机会与一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学生交流，分享自己刚刚起步做研究时的一些思考。也正是在这一年，我重新拾起中文学术写作，从一篇很小的“笔谈”开始，讨论的题目是“旅游研究的边界”。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如果把旅游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我而言，这篇笔谈实际上是在尝试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成为旅游研究的问题，旅游研究又能够为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提供怎样的独特视角？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也有意识地把自己正在接触的新政治经济学思考带入旅游研究，开始关注旅游产品所具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旅游产品并不是一种简单、静态的商品，它与地方、空间移动以及特定的时间过程密切相关。虽然当时的讨论还比较初步，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第一次有意识地把自己在英文文献中接触到的理论思考，带回中文学术语境，并尝试用中文表达出来。

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篇笔谈很快就发表了。它虽然只是一篇篇幅不长的文章，却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此前，我一直在英文环境中进行学术阅读和写作，而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同样可以继续进行中文学术写作。2013年，我又写了一篇笔谈，讨论商业化与城市旅游。这一次的思考与我当时正在开展的云南丽江古城遗产旅游研究联系得更加紧密。丽江古城的案例让我开始意识到，城市遗产的商业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商品交易或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商业化背后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经济动力：当城市遗产进入旅游和消费市场之后，它不仅改变了遗产本身的利用方式，也可能通过旅游消费、资本投入和相关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一阶段的研究也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旅游不仅是一个消费现象，也是一种深刻的地方经济和空间发展过程，这也逐渐成为我后来从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旅游的重要起点。

热情与感悟

完成这些笔谈之后，我逐渐建立了对中文学术写作的信心和热情，也确信自己可以继续用中文表达和发展自己的研究思考。此后，一个更重要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大约从2015年开始，我与华南师范大学蔡晓梅老师开展合作，围绕广州高星级酒店展开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案例就是白天鹅宾馆。

在蔡晓梅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我有机会深入白天鹅宾馆开展访谈和田野调查，对这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酒店及其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白天鹅宾馆并不仅仅是一家酒店，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酒店业乃至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景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意义。基于这些田野材料，我们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并投稿《旅游学刊》，从地理学的视角重新理解白天鹅宾馆的历史演变。

文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白天鹅宾馆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政治，以及景观文化意义的变化。白天鹅宾馆经历了从优雅到朴实的历程，一方面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以及广州城市空间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揭示随着市场化和商业化不断推进，一些原本具有鲜明政治和历史意味的城市景观，如何逐渐经历一个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过程。

从那以后，我与不同高校的老师继续开展合作，并陆续在《旅游学刊》发表了一些研究。2017年，我与暨南大学文彤老师合作发表关于地方嵌入与旅游小企业的研究，开始关注旅游企业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后，我又与蔡晓梅老师及其团队合作，讨论高星级酒店商业性空间的营造；与蔡晓梅老师、朱竑老师合作，探讨微信时代旅游体验的互动建构。这些研究虽然关注的对象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从地理学的视角进入旅游研究，关注旅游活动背后的空间关系、地方过程、社会互动和意义生产。

2021年，我与衡阳师范学院的黄翅勤和彭慧军两位老师合作完成了一篇文章。当时，我特别鼓励他们将文章投稿《旅游学刊》。我一直希望能够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术背景的老师开展合作，尤其是与那些不一定处在学术资源和学术网络核心区域的青年教师合作，把不同地方的经验和问题带入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同时也帮助年轻学者提升研究和发表的能力。

这些合作经历让我与《旅游学刊》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不再只是我早年学习和模仿的一本期刊，而逐渐成为我参与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与不同地区的学者交流和共同成长的重要平台。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完成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单一作者文章。在旅游学、地理学等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单一作者的论文相对少见，更多的文章是由两位或多位作者合作完成的。相比之下，在英文地理学界，乃至旅游研究领域，学者独立完成论文仍然是比较常见的。长期以来，我自己的英文论文也大多是独立完成，因此一直希望能够尝试写一篇中文的单一作者文章。

这个想法最终在2021年变成了现实。我完成了一篇单一作者的文章，题目是“旅游与家： 一种关联性的辩证思考”，投稿《旅游学刊》。文章经历了几轮修改之后，最终顺利被接受。这篇文章不仅是一次研究上的尝试，更是一次从英文写作重新回到中文学术表达的训练。整个过程中，真正困难的其实并不是提出观点，也不是完成数据分析，而是如何用中文把自己的研究真正“写出来”。长期使用英文进行学术写作之后，我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文论文写作规范的影响。文章虽然是用中文写的，但最初的文字表达多少带有一种“英文思维的中文翻译”痕迹——从句式、逻辑到概念的组织方式，都容易变成一种披着中文外衣的英文表达。《旅游学刊》编辑部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文章的语言表达进行了非常细致的修改和打磨。

桥梁与平台

《旅游学刊》在我的学术职业生涯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见证了我从一个读者逐渐成长为一个作者的过程。早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旅游学刊》是我认识旅游研究、学习学术规范和理解中国旅游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后来，它又成为我发表研究、表达观点和开展学术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旅游学刊》，我不仅学习了许多概念、案例和研究观点，更重要的是，有机会与国内不同高校的老师开展合作，也有机会把自己对旅游研究的一些思考带回中文学术语境，包括对旅游研究的本质、旅游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思考。 

作为一名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中文论文发表并不是我职业发展中的主要考核任务。无论是在《旅游学刊》，还是在其他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常都不会直接计入我所在大学的科研绩效考核。因此，如果单纯从职业发展的功利角度来看，我其实没有必须持续进行中文学术写作的压力。但是，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中文写作，必须得承认《旅游学刊》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坚持在《旅游学刊》这样的中文学术平台上写作，首先是为了保持自己使用中文进行学术思考和表达的能力。与此同时，《旅游学刊》也是我与国内旅游学术界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通过投稿、发表和合作，我能够与国内的学者保持持续的学术交流，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和研修活动，也能够了解国内旅游研究正在关注什么问题、形成了哪些新的研究方向。 

因此，《旅游学刊》在我的学术职业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与长期在国内工作的学者有所不同。对他们而言，《旅游学刊》可能主要是发表研究成果、参与学术竞争和建立学术声誉的重要期刊。对我而言，《旅游学刊》是一个桥梁和平台——连接我与中国旅游学术界，连接中文与英文的学术世界，也连接我过去的学术训练与今天的研究实践，让我始终能够保持与国内学者的学术联系，也让我有机会继续用中文思考和表达。

参与与塑造

大约在2016年左右，受吴巧红老师的邀请，我开始逐渐参与《旅游学刊》的幕后工作。最初，我只是比较不定期地为《旅游学刊》审稿。后来，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旅游学刊》的编委，并开始更加深入地参与学刊的一些编辑和学术工作。虽然我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只是锦上添花，能够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莫大的荣幸。

如果说这些年来我对《旅游学刊》有什么一点小小的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对学术规范和理论建设的持续强调。当然，学术规范首先包括学术诚信、引用规范和研究伦理，但对我而言，它的内涵远不止这些。我一直强调文献综述的重要性，尤其是研究者与既有文献进行真正“对话”的重要性。一篇好的论文不应该只是罗列前人做过什么，也不应该把文献综述简单地当作论文开头的一个形式性部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通过文献发现问题、定位自己的研究，并在与既有研究的对话中提出新的解释和理论思考。

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中文的旅游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呈现案例”的层面。中国旅游研究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案例，但如果这些案例之间缺乏理论上的连接，那么丰富的经验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具有更广泛解释力的学术知识，也缺乏讲好中国故事的渗透力。因此，我一直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理论化建设，鼓励研究者不仅仅回答“发生了什么”，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以及“它能够为现有理论带来什么新的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规范，不只是让论文写得更加规范、引用更加准确，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与既有知识进行认真对话、在经验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的学术习惯。如果我在参与《旅游学刊》的过程中，能够在这些方面贡献一点自己的思考，我就会觉得这份服务是有意义的。 

2025年，我非常荣幸地成为《旅游学刊》的副主编。与此同时，我也担任几本英文期刊的联席主编或副主编，比较深入地参与英文期刊的编辑工作和审稿决策。这些不同的编辑经历让我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中英文期刊在办刊理念、编辑流程和论文评价方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然，我并不认为其中哪一种模式一定更好。不同的办刊模式都有其自身的制度背景和现实逻辑，更多是不同学术环境下形成的现实选择。

在参与《旅游学刊》编辑工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引言部分其实是学术论文中一个值得进一步强化的环节。我非常希望作者能够在引言中更充分地阐述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目的以及论文的学术贡献，或者以一个真正能够吸引读者的开头进入研究主题。

目前不少论文的引言相对比较简短，大致是先用一段介绍研究背景，然后说明文章的研究目标，最后用一句话概括“贡献”。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构远远不够。因为一篇论文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研究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以及这个研究究竟改变了我们对什么问题的认识。如果引言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由来、学术争论的脉络和研究的实质性贡献讲清楚，那么即使后面的案例非常丰富、方法非常规范，读者仍然可能不清楚这篇文章为什么值得阅读。

因此，我希望《旅游学刊》的作者能够进一步重视引言的功能，把它从一个简单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的介绍部分，变成真正能够建立学术问题、引导理论对话和展示研究价值的部分。好的引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写得很长，而是要让读者在文章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现有研究缺少什么？本文究竟试图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之后，我们能够对已有研究多认识什么？我认为，这也是提升论文理论性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期待与展望

非常期待《旅游学刊》继续重视和支持青年学者，包括博士生和博士后。一个学术期刊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发表已经成熟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于为新一代研究者提供进入学术共同体的机会。我们应该尽可能让更多年轻学者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潜力。

我特别希望能够坚持一个简单的原则：以文章的质量论英雄，而不是以作者的背景来决定一篇文章是否值得送审，更不是以作者的身份来决定文章是否能够发表。无论作者来自什么学校、处于什么职业阶段，只要研究问题有意义、研究设计扎实、论证充分，并且能够对旅游研究形成真正的贡献，就应该获得公平的评审机会。 

自始至终，我都认为《旅游学刊》的办刊非常重视程序和规范。无论是稿件处理、同行评审，还是编辑决策，编辑部的各位老师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高度的责任感维护和提升学刊的学术声誉。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愿意与《旅游学刊》保持合作，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学刊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展望未来，我也非常期待《旅游学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旅游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和中坚力量，在推动旅游学术创新、促进旅游学科发展以及培养和支持新一代旅游研究人才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