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游超速罚款的思考

同一脚超速，不同一张罚单：地区差异不能变成法治“盲盒”

一位自驾游客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在内蒙古，两次超速10%不到20%，两次被罚；在河北，同样区间的超速，看视频接受教育后不罚款；而在上海，首违可以免罚。同一部《道路交通安全法》，同一类轻微违法行为，跨过省界，处理结果却大不相同。有人概括为：内蒙古“应罚尽罚”，河北“可不罚就不罚”，上海“首违免罚”。这种概括未必全面，却精准戳中了一个现实问题——交通执法的地区差异，正在成为公众法治体验的一部分。

差异首先来自制度空间。国家法律对超速处罚设定了框架，但具体罚款标准、裁量幅度，往往由地方性法规和执法政策细化。内蒙古的地方性法规对超速50%以下设定了200元罚款，执法部门据此处罚，形式上于法有据。河北、上海等地则通过“首违警告”“学法免罚”等柔性机制，对轻微违法有条件地不罚。于是，同样是超速10%到20%，有的地方是“罚单+教育”，有的地方是“视频+放行”。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地方立法权和执法裁量权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问题在于，差异过大，会损害法律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对司机而言，跨省自驾就像开“法治盲盒”：同样的行为，在这个省是警告，在那个省是罚款；在这个市看视频，在那个市掏现金。法律当然允许因地制宜，但因地制宜不等于“一省一法、一城一策”到让人无所适从。尤其对游客而言，他们不熟悉当地规则，一旦被罚，容易产生“是不是针对外地车”“是不是财政创收”的质疑。这种质疑一旦蔓延，伤害的不只是几张罚单，而是地方形象和法治公信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地区差异背后可能存在的财政激励。学术研究反复证明，财政压力越大的地区，越有动力通过交通罚款等罚没收入弥补缺口；罚没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越高的地方，正规税源往往越单薄。2021年国务院督查组在内蒙古暗访发现，部分交警为完成罚款任务，对货车司机随意罚款，甚至对没有违法行为的司机也进行处罚。这说明，尽管“收支两条线”早已推行，但“罚得越多、返还越多”的潜规则并未彻底根除。当执法与创收挂钩，罚单就不再是安全工具，而成了收入工具。当然，不能把所有严格执法都归为创收。内蒙古有地方性法规依据，严格处罚本身也有维护交通安全的考虑。但制度设计必须回答：为什么同样的轻微超速，有的地方以教育为主，有的地方却“逢违必罚”？如果罚款标准长期偏高、执法又以罚款为重心，公众难免怀疑其动机。

相比之下，河北“看视频不罚款”、上海“首违免罚”，体现的是另一种治理逻辑：过罚相当、教育优先。轻微超速、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当事人及时改正，本就不必一律罚款。行政处罚法也明确，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柔性执法不是“放水”，而是把有限的执法资源用在真正危险的违法行为上，同时降低公众的守法成本。这种逻辑更符合现代治理方向，也更能赢得公众认同。

但柔性执法同样需要规则稳定。如果“首违免罚”只存在于部分地区，或者标准不公开、裁量不透明，就可能变成选择性执法。今天看视频免罚，明天直接罚款；本地车警告，外地车处罚——这种差异同样会侵蚀法治信任。因此，真正要解决的，不是消灭所有地区差异，而是把差异控制在合理、透明、可预期的范围内。

具体而言，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统一轻微超速的裁量底线。对超速10%到20%、无危害后果、首次违法的，全国范围内推广“警告+教育”或“首违免罚”，避免同类行为处理结果悬殊。第二，公开罚款标准和裁量基准。哪个区间罚多少、什么条件可以免罚，应当一目了然，让司机跨省前就能知道规则。第三，坚决切断罚没收入与执法部门的利益关联。严禁下达罚款指标，严禁变相返还，对罚没收入异常增长、依赖度过高的地区进行审计和约谈。只有让罚款回归安全目的，地区差异才不会沦为创收冲动的遮羞布。

交通执法的地区差异，本质上是地方治理能力、法治水平和财政压力的一面镜子。内蒙古可以依法罚款，但应说明为何不适用警告；河北、上海可以教育免罚，也应形成稳定规则。真正的严格执法，不是逢违必罚，而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真正的法治统一，也不是全国一张罚单，而是底线一致、裁量透明、过罚相当。当每一张罚单都能经得起“为什么罚我、为什么不罚他”的追问，公众才会对规则心服口服。否则，跨省自驾的每一次油门，都可能踩出一场关于公平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