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大爷和舞伴自驾游,拒接妻子103通电话,3个月后回家彻底破防
64岁大爷和舞伴自驾游,拒接妻子103通电话,3个月后回家彻底破防我叫王德贵，今年六十四岁，家住城东老旧的红星机械厂家属院里。老伴叫李秀兰，比我小两岁，我们结婚三十九年了。我要讲的这件事，是从去年三月十八号那天开始的。那天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我提着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深蓝色旅行包出门,包里塞着两件换洗衬衫、一条休闲裤、一副老花镜、一盒降压药,还有一张银行卡。银行卡里有三万八千块钱,是我瞒着秀兰攒了六七年的私房钱——退休金每月四千二,我交给秀兰三千八,自己抠出四百攒着,一分一分攒出来的。这钱我原本想留着以后万一生病住院不给她添麻烦,结果最后全花在了路上。 秀兰那天在厨房煮粥,听见我拉开门,随口问了句:"这么早去哪儿?"我说去公园下棋,中午可能不回来。她"哦"了一声,没再多问。三十九年的夫妻,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背对着我,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乱糟糟的髻,围裙上有块洗不掉的酱油渍。那一眼我看了很久,久到她察觉到不对转过身来,我才把门关上。后来我无数次想起这个画面,想起她转过身时疑惑的眼神——如果那天我说了实话,是不是后面那些事都不会发生?但世上没有如果。 跟我一起上路的人叫孙雅琴,五十八岁,是市文化馆退休的舞蹈老师,在人民公园的露天舞场教交谊舞。我去年秋天认识她的。那时候我刚从厂里退休三年,整天在家看电视、浇花、被秀兰指使着去菜市场买菜,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有一天下午我在公园遛弯,听见手风琴的声音,走过去看见一群人在跳舞,孙雅琴穿着一条墨绿色的裙子,在人群里转圈,裙摆扬起来像一朵花。我站在旁边看了半个多小时,她跳完一支曲子,端着水杯走过来,笑着问我:"大哥,想跳吗?我教你?" 我说我不会。她说不会就学,容易得很。那天下午我跟着她学了第一个基本步,笨手笨脚的,踩了她两脚,她一点没生气,还笑。后来我几乎天天去,一个月后,我能带着她跳慢三了。秀兰问过我为什么天天往公园跑,我说锻炼身体。她信了,或者说,她懒得不信。 孙雅琴这个人,跟秀兰完全是两回事。秀兰一辈子节俭、沉默、话少,一辈子围着灶台和孩子转。孙雅琴爱笑,爱说话,会化妆,身上总有股淡淡的香味,她跟我聊电影、聊音乐、聊她年轻时在省里得过奖,聊她丈夫十年前肝癌走了以后她一个人怎么过的。她说她想去西藏,想去看看布达拉宫,想在纳木错湖边跳一支舞。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我看着她,心里那口死水好像被什么东西搅动了。 自驾游这件事,是我先提的。三月中旬的一天,跳完舞我们坐在公园长椅上休息,她说她这个月月底想去云南,一个人不敢开长途。我鬼使神差地说:"我陪你去。"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敢?"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其实我心里怕得要死——我怕秀兰,怕儿子,怕街坊邻居。但那种怕,在那时候压不过心里那团火。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秀兰就睡在我旁边，呼吸均匀，偶尔翻身。我躺在床上想，明天天一亮，我就要走了，一走可能就是一两个月，我该怎么跟她说?说我跟一个跳舞认识的女的去自驾游?她不得疯了?我想了半宿，最后决定什么都不说，或者说个谎，说跟老同事出去玩几天。谎话我编好了，就在嘴边，可第二天早上真到那一刻，我发现我连那个谎都说不出口，只好含糊说了句去公园。 车是我自己那辆开了八年的国产SUV，空间大，孙雅琴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一个装画具的包——她还带了画架和水彩，说路上看见好风景就画下来。我们把后座放平，铺了毯子和枕头，累了能躺一会儿。第一天我们开了六百多公里，晚上在一个县城的小旅馆住下，一人一间房。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觉得自由，那种自由让我心里发慌。 第二天中午，秀兰打来第一个电话。 我手机响的时候，我正握着方向盘，孙雅琴在副驾上剥橘子。我看了一眼屏幕，"秀兰"两个字。我按了静音，没接。孙雅琴问谁啊，我说没事，推销的。过了十分钟，又打来。再过了五分钟，又打来。一连六个。我知道她是慌了——我从没在外面过过夜不打招呼。可我不知道怎么接，接了说什么?说到哪儿了?她肯定会追问。所以我没接，把手机扔进了手套箱里。 就这样，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来。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了，只记得那个数字一天天往上涨。孙雅琴后来也看出来了，有一次她趁我上厕所，看见我手机屏幕上一长串未接来电，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我说没有，就是家里的事，烦。她没再问。她是个聪明人，有些话不该问的她不问。 我们一路往南，从我们那个北方城市开到西安，看了兵马俑，在回民街吃羊肉泡馍。然后翻秦岭，过汉中，进四川，在成都的春熙路看人山人海，在都江堰看江水。孙雅琴在青城山下画了一张水彩，画的是山间的雾。我站在她旁边看她画，看她低头时后颈那道浅浅的皱纹，忽然觉得这一刻值了。那些没接的电话,那些我不敢面对的东西,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几百公里外。 到了云南，我们去了大理，在洱海边租了间民宿，住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早上我们沿着湖边散步，下午她在院子里画画，我在躺椅上晒太阳。有一天傍晚，夕阳把整个洱海染成金色，她突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德贵，我们跳一支吧"。没有音乐，我就搂着她，在洱海边的石板上慢慢转圈。那一刻我六十四岁的身子好像回到了二十岁。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泪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就是觉得这辈子值了。 那段时间我把手机彻底关了机。每天早上开机看一眼，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未接来电，秀兰的，儿子的，还有几个陌生号码——估计是她找邻居或者亲戚打的。我关机，然后出门。我告诉自己，等回去了再解释，等回去了什么都好说。可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一旦断了，就接不回去了。 我一共拒接了秀兰一百零三个电话。这个数字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是我回家以后翻开手机通话记录数出来的。一百零三个。从三月十九号到六月十七号,整整三个月。这里面有几十个是她自己打的,还有几十个是她借别人的手机打的,还有几个是我儿子打的,备注是"儿子急事"。我数的时候手在抖。一百零三个电话,平均一天一个多,她大概是每天都打,打不通就歇一天,第二天接着打。 三个月里,家里的电话应该也响过很多次。我不知道秀兰那三个月是怎么过的。我只知道,我儿子后来跟我说,那三个月,他妈瘦了二十斤。 六月十七号那天，我们结束了旅程，从云南往回开。孙雅琴在车上问我："回去了，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她说："德贵，我从来没问过你家里的情况，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你的事。但你得知道，我陪你走了这一趟，不是让你抛妻弃子的。"我说我知道。她说："我们都是六十上下的人了，别做让自己后半辈子睡不着觉的事。" 那句话像根针，扎在我心口上。剩下的路我开得很慢，一千多公里开了三天。 六月二十号下午四点多，车开进我们家楼下的巷子。我让孙雅琴在巷口下车，她叫了辆出租车走了，临走前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我坐在车里，看着我们那栋楼，五楼，我家的窗户开着半扇，窗帘挂着，是我们结婚那年买的蓝布窗帘。 我上楼的时候，腿是软的。我掏出钥匙，钥匙插进锁孔，转了半天转不动。锁换了。我按门铃，按了三下，没人应。我拍门，喊秀兰，喊了十几声，楼道里空荡荡的。隔壁的老张媳妇探出头来，看见我，脸色一下子变了，跟我说："德贵哥，你回来了……秀兰嫂子上个月就搬走了，搬到她妹妹家去了。她……她让你回来以后去趟区医院。" 我问她去医院干什么。她低下头不看我，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打车去了区医院，从急诊问到住院部，护士翻了半天记录，说五楼内科，有个叫李秀兰的，你上去看看。我坐电梯上了五楼，走廊尽头那间病房，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看见病床上躺着一个人，脸肿得变了形，头发掉光了，戴着氧气面罩，手上插着针管，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单，被单下面的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站在门口，两条腿像灌了铅。 那是我老伴。 是她。 旁边坐着的我儿子王小军站起来，看见我，眼睛红得像要滴血，他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领子，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他说："爸，你知不知道，妈是三月二十号查出来的，胃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她，她第一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告诉你这个。她打了三个月，一百零三个电话。她最后那几天，清醒的时候还在念，说德贵怎么还不回来，德贵是不是生我气了。"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我跟你们说，六十多年了，我王德贵不算什么好东西，年轻时也浑过，也对不起过秀兰。但我这辈子没这么疼过，那种疼不是从身上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是从心口那个地方一刀一刀剜出来的。我跪在那间病房的门口，看着床上那个我认不出的人，脑子里全是那天早上她转过身来的样子，全是我开车走时那个没说完的谎，全是那一百零三个电话，全是她一个人在医院里做检查、一个人签字、一个人听医生说"晚期"、一个人躺在家里等死、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等不到人接的时候。 三个月。整整三个月。我在洱海边跳舞的时候，她在做化疗。我在大理看日落的时候，她在吐。我在成都吃火锅的时候，她一个人从医院走回家，坐在黑乎乎的屋子里给我打电话，一个，两个，三个……打到最后自己都放弃了。 她妹妹后来告诉我，秀兰一直不让她把病情告诉我，说不要耽误我出去玩，说等我回来再说，说德贵难得高兴一回。她到死都在替我说话。 我把孙雅琴的电话删了。第二天我又去了医院,在她病床边守着。秀兰醒过来一次,看见我,眼睛动了动,嘴唇抖着,像是想说什么。我把耳朵凑过去,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她说:"德贵……你回来了……回来就好。锅里有粥。" 锅里有粥。她躺在床上,快死了,说的还是锅里有粥。 我趴在她耳边哭,我说秀兰我错了,我说你等我三个月你怎么不等,我说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跟我说清楚,我说我这个混蛋,我王德贵不是人。她就那样看着我,眼睛慢慢湿了,一滴眼泪从眼角滑到枕头上。她想抬手摸我的脸,抬到一半落了下去,没力气了。 秀兰是七月十一号凌晨走的。 她走的那天晚上我在旁边守着,她呼吸越来越弱,我握着她的手,那手冰凉冰凉的。两点多的时候,她忽然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清醒,里面有我熟悉的东西——是三十九年前她嫁给我那天看我的那种眼神。然后她闭上眼睛,仪器开始响。护士跑进来,医生跑进来,折腾了十几分钟,主治医生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站在病房里,窗外的天是一点点亮起来的。我就那么站着,站到天亮。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想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想她给我生儿子那天疼得满头大汗,想她三十年如一日地做饭洗衣,想我从来没给她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想她这辈子没出过我们这个省,想我答应过她退休了带她去看大海,想她最后连大海都没看到。 办后事那几天,来的亲戚朋友都在背后议论我,我也不怪他们。我儿子的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那种失望比恨还狠。出殡那天,我儿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爸,妈等了你三个月,你要是一开始就接电话,她还能多活几个月,至少能走得安心点。" 这句话我后半辈子都得背着了。 现在我一个人住在那个家里。厨房的米缸还是满的,冰箱里还有她包好的冻饺子,咸菜坛子是满的,阳台上她养的花枯了两盆。我每天早上起来煮一碗粥,煮多了吃不完,吃不完我就想,要是她在就好了,两个人正好。我学会了洗碗,学会了晾衣服,学会了一个人对着空屋子说话。 我把那副降压药扔了。因为我发现,我也不怎么想活了,但我又不能死,我得替她活着,替她把这日子过完。 有时候我坐在公园那张长椅上,就是当初孙雅琴教我跳舞的那张。手风琴还在响,还有人跳舞,只是跳舞的换了一批又一批。我坐在那儿一坐一下午,想秀兰,想那一百零三个电话。现在我的手机铃声我从来没换过,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因为我怕哪天她打过来,我听不见。 我知道她不会打过来了。永远不会了。 人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日子长,觉得有些话可以以后再说,有些人可以以后再陪,有些对不起可以以后再说对不起。可到了我这个岁数才明白,以后这两个字,是最骗人的。你以为的以后,可能明天就没有了。我用三个月换来了一句"锅里有粥",这句话我要在心里嚼一辈子。 如果现在有谁问我,这辈子最悔的事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我六十四岁那年春天,带着别人的老婆去看了一场风花雪月,把我自己的老伴,丢在了她最后的三个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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