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高媛丨帝国与观光:“满洲” 旅游折射下的近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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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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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2日，驹泽大学高媛教授在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举行了题为《帝国与观光：“满洲” 旅游折射下的近代日本》的讲座。生于北京的高媛教授在吉林大学日语系度过4年的大学时光，于1995年赴日留学，并长期关注中国东北这片曾经被称为“满洲”的土地的历史和现状。讲座上，高媛教授以“观光的政治性”为切入点，通过追踪近代以来日本“满洲”旅游的形成、发展与延续轨迹，深入探讨形塑“满洲”旅游及其变迁的历史背景、旅游基础设施、组织文化等制度性因素，同时详细分析了旅游这一现象所伴生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力结构中多种主体之间的互动、协调和冲突。讲座由书店主理人向蕾蕾主持，吸引了中日两国学界、在日华人群体、新闻媒体等领域的听众30余人参加。

一、研究缘起

熊猫来日与研究志向

然而，“满洲”这一历史名称承载着战争与殖民的沉重记忆，它如何与自带明亮喜悦色彩的“观光”联系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学界，尽管旅游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的旅游社会学经典之作《旅游凝视》已经被译介至日本，但是旅游研究依旧被视为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正统的边缘领域。包含战场参观等内容的黑色旅游（dark tourism）这一概念，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美学界逐渐受到关注，但是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却是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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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媛教授介绍自己的研究背景（摄影:可越）

尽管面临先行研究匮乏等种种困难，高媛教授始终着眼“观光的政治性”这一研究主题，广泛收集并深挖包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06年11月成立，1907年4月正式营业）的相关记录、报刊杂志、旅游出版物、明信片等多种史料，结合多次多点的田野调查，于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2025年《帝国与观光：“满洲” 旅行的近代》（岩波书店）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高媛教授对过去30年满洲旅游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二、“满洲”的特殊性

扭曲的权力结构下展开的“满洲”旅游

在简单介绍研究缘起之后，高媛教授通过回顾与满洲相关的大事记，把观众带回到日本殖民扩张背景下的中国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也为此后日本人赴“满洲”旅行创造了新的政治与交通条件。日俄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消散，日本的大型旅行团已经接连踏上“满洲”的土地。

相较于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对日本帝国而言有多重特殊意义。首先，围绕中国东北权益与俄国进行的军事争夺，让日本政府付出了惨痛的人员和经济代价。整个日本社会在陶醉于胜利喜悦之时，也将新获得的殖民地权益视为既得之利，不愿轻易割舍。其次，尽管处于日本行政权力的实际控制之下，中国东北名义上仍是他国的主权领土。同时，对于步欧美列强后尘走上殖民扩张之路的日本而言，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历程尚不足数十年。如何让欧美列强对日本所取得的成就刮目相看，从而确定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明治以来日本国家长期追求的目标。而在日本扶持下建国的“满洲国”，正好成为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展现所谓近代化与国家建设“成果”的舞台。

最能体现“满洲”旅游政治性的，便是“满洲”旅游发展初期日本军队的角色。1906年夏，日俄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两支规模庞大的日本旅行团接连造访“满洲”。一支是东京、大阪两家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的“罗塞塔丸”豪华邮轮“满韩巡游”，另一支则是日本陆军省及文部省联合举办的全国性“满韩修学旅行团”，其人数达到惊人的3400名。在满铁尚未正式成立、遑论日本旅行协会大连支部等旅游机构的年代，负责如此众多人员的食宿、交通，并承担当地导游角色的，正是尚未完全撤离的日本军队。日本政府的政治动机和旅游现场中多重主体之间权力纠葛，为此后的满洲旅游奠定了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形态和底色。

三、谁是“东道主”？

“代理东道主”概念映射出的多重主体

在分析旅游中多重权力主体的互动过程时，高媛教授着重强调“代理东道主（代理ホスト）”这一概念的有效性。所谓“代理东道主”，指的是取代原本的东道主，承担接待游客的角色，并透过“帝国之眼（参见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著《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发现、解释旅游地社会，并赋予其“旅游资源”以价值的“权威的潜在代行者”。“权威的潜在代行者”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指代在殖民主义的知识权力体系下，代替难以发声的当地人，表述和评价当地社会与文化的西方殖民官员、探险家和知识分子等。

在“满洲”旅行中，代替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人行使旅游活动的组织、接待、旅游宣传等各项功能，并决定游客“看什么”以及“如何看”，是日本在“满洲“的各种机构和团体。这里既包括满铁、JTB大连支社等帝国旅游机构，也包含分布在满洲各处的日本人同乡会、校友会等组织。满铁在“满洲”旅游中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它不仅负责铁路和旅馆建设，设计旅游路线，同时通过发行旅游宣传品、刊登旅游广告、设计旅游路线、邀请文化人士来访等方式塑造满洲作为“观光乐土”的旅游地形象，吸引日本本土游客前往“满洲”。满铁尤其重视 “修学旅行”这一旅游形式，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以近乎不惜成本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中学生、高等学校学生等青年学生前往。

与此同时，在地理版图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帝国边缘的在满日本人组织，在吸引、接待游客以及塑造“满洲”旅游形象上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帝国框架内的移民网络和旅游带来的社会流动之间的重叠互动关系再次得到印证。高媛教授正是把1906年以后日本人在“满洲”的旅游活动置于帝国扩张与现代性经验交织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在旅游这一特殊“磁场”里，多重权力如何传递、碰撞，并彼此作用。在此，高教授重申了“旅游的政治性”这一主题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政治”，既是宏观制度层面的，也包含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政治。

 四、“满洲”旅游的现场

修学旅行团，巴士观光与后殖民时代的“满洲”乡愁之旅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高媛教授结合史料和田野资料梳理了“满洲”旅游的历史脉络，并向观众展示了“满洲”修学旅行、巴士观光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东北旅游这三个历史横切面，分别对应书中的第5章、第7章和第9章。

据高媛教授统计，从1924年至1940年间，参加满洲旅游团的学生人数始终占团队游客人数的一半以上（1937年参加的学生人数不详），比例最高的年份甚至达到80%以上（如1930年的86%）。这与之前提到的满铁在吸引日本国内游客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密不可分。1921年，日本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在奉天（今沈阳）举行。这是时任满铁学务课长的保保隆矣促成的，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参会的校长们向学生及其家人宣传满洲。同时，满铁还针对学生群体提供了各项旅行优惠。据满铁发行的《南满洲铁道旅行案内》（1924年9月版）记载，以从东京出发为例，学生团体参加为期15日的满洲、朝鲜之旅，费用概算为75日元，其中包含交通费、住宿费、便当、旅馆内用午餐的费用等。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同时期日本上班族每月实际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对于中等学校的学生而言，这样的旅行并非遥不可及。有的学校从入学起就会让学生每月向学校存入一定数额的“旅行积立金”，作为毕业时参加旅行的费用，到五年级，也就是最高年级时，便已足以支付一次学生团体的满洲旅行费用。

此外，满洲的校友会也在修学旅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负责学生的接送、宴请、解说等日常接待任务，甚至提供有关赴“满洲”就职的咨询服务。因此，有些学生将修学旅行看成是去满洲工作的前期考察，毕业后即奔赴他们想象中的“乐土”。

在介绍满洲的巴士旅行时，高媛教授引出了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戏剧论（ドラマトゥルギー）。这个概念承接自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吉见俊哉的都市研究。在《都市的戏剧论——东京繁华街区的社会史》（『都市のドラマトゥルギー――東京・盛り場の社会史』）这本书中，吉见将盛り場（浅草、银座、新宿、涩谷等）理解为人们不断“上演”社会关系的场域，把都市作为一种事件、舞台和表演过程来分析，而不只是人物、事件的空间容器。

穿行于“满洲”城市之中的观光巴士，将帝国统治下的“满洲”这一空间具体呈现为一座现代剧场，并将游客作为观众纳入这一舞台之中，由此上演并传播帝国的理念。观光巴士中上演的“剧目”，既包含日本将士浴血奋战的战争片，也有展现日本统治下近代化成就的歌功颂德剧，更有展现多民族异域风情的民俗剧。高媛教授举例说，为了凸显日本人和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进而宣传日本统治的优越性，大连的观光巴士特意在满铁开发的名胜地“星个浦”（今星海公园）之后，安排参观一处中国下层民众聚集的“杂乱喧闹”的露天市场（别称“小偷市场”）。另一个例子体现在哈尔滨的旅行中。巴士公司特意安排白俄女性导游同行，并将白俄陪酒女郎印在宣传哈尔滨夜生活的明信片上，从而迎合日本游客对于白人女性的异国情调想象乃至象征性征服欲望。

帝国已去，何以观光？伴随着1945年的战败，日本帝国的版图瓦解，曾经负责迎接日本本土游客的“代理东道主”也随之离去。但是“满洲”旅游的光影残照并未随着帝国的崩溃完全消散。高媛教授指出，尽管存在着数十年的时间间隔，在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此后中国逐步开放国际旅游的历史背景下，曾经的“代理东道主”得以重返中国东北。不过这一次，他们的身份从“代理东道主”变成了“游客”。作为真正东道主的中国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这一次积极地参与和介入到“满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之中。可以说，这些旅游现场成为中日双方恢复接触、重新讲述和诠释“满洲”的新型剧场。

时至2026年，日本的旅行社在宣传中国东北旅行团时，仍会以“乡愁”“旧满洲”等词句作为招徕游客的广告语。高媛教授强调，对于“满洲”那段历史的记忆，至今仍通过书籍、影像乃至极其寻常的大众旅游商品被再次唤醒，并在新的社会现实和国家关系中，被中日双方的多种主体再次讲述、诠释乃至重塑。

五、重返《帝国与观光》

“满洲”旅游的当代启示

在讲座的最后，高媛教授再次回到“旅游的政治性”这一研究主题，并强调其对于理解当代旅游现象的现实意义。“满洲”观光的历史告诉我们，旅游从来不是一种与政治无涉的单纯娱乐活动，而是在特定的制度、机构与话语作用下被塑造和生产出来的。旅游常被称为“通往和平的通行证”，这种说法似乎预设，只要促进旅游发展，带动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人员交流，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世界和平。然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看似不言自明的结论保持审慎。正如战前的“满洲”旅行所揭示的那样，预设了特定立场和观看方式的旅游，不仅未必能够促进相互理解，有时候反而可能固话甚乃至加深既有偏见，进一步激化主客之间的矛盾。

不过高媛教授也提醒我们，关注政治对立导致旅游和人员往来萎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样重要。当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彼此不相干，无需往来”的思维形成后，相互认识与理解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受到影响。近年来，中日关系氛围的变化，也给两国之间的旅游和人员往来蒙上了一层阴影。旅游既不是天然的和平工具，也不是与政治无关的中性活动；但旅游所创造的跨越国境、与陌生人相遇的机会，本身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如高媛教授所强调的，只有意识到旅游“看什么、如何看”背后的政治性，同时也看到旅游连接人与人、促成相遇与交流的可能性，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旅游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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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的讲座现场（摄影:可越）

六、现场观众问答摘选

Q：说到“满洲”，很多人会联想到满洲开拓团。在“满洲”旅行中，开拓团和旅游团之间有实际接触吗？

A：随着中日战争不断深入，1940年5月，日本文部省发布通知，禁止或限制学生赴中华民国和满洲国旅行。此后，前往满洲的修学旅行急剧减少。与此同时，由日本旅行机构组织的、以参观满洲开拓团村庄为主要内容的视察旅行却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尤其在1940年至1941年前后较为突出。这一变化与1936年以后日本政府推行的满洲开拓移民国策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当时提出在20年内向满洲移民100万户的目标。

至于战后，在过去近30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曾经自费参加过几次日本旅行社组织的中国东北旅行团，通过参与观察开展调查，也曾在旅途中遇到重返东北的原满洲开拓团团员。这些人的满洲旅游还有一个隐含主题——缅怀逝者。即回到曾经生活的村庄，追忆过去并悼念日本战败前后逃亡途中死去的亲人。

Q：“满洲”旅游开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与开拓团移民又有什么关联？

A：虽然在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就有日本旅行团奔赴“满洲”，但是大规模的修学旅行团来访和旅游开发，却是在十多年之后。其中有两个重要契机，一个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日本地方上的中高学生一度难以前往东京，从而将旅行目的地转向海外的“满洲”。另一个是1932年“满洲国”的成立，此前顾忌中国政府抗议的日本政府，开始大张旗鼓的开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至于大规模的满蒙开拓团视察旅行，可以说是在1936年日本政府将开拓移民作为国策之后逐渐展开的。

Q：当年的“满洲”旅游中是否有中国人参与？比如作为中文导游，或者游客。他们如何看待当时的“满洲”？

A：确实有中国游客乘坐满铁的列车前往中国东北。从现存的游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复而杂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是对东北的近代化和旅游发展心生羡慕，同时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感愤慨。当时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焦躁和愤怒。

Q：如何看待后殖民时代日本社会和旅游中仍存在的对中国东北的乡愁式想象？

A：作为时间的历史会过去，但是作为想象的“满洲”仍在被旅游商品化，并吸引新的消费人群，尽管“乡愁”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变化。这恰恰说明了由“旅游的政治性”所塑造的地方形象具有相当强的延续性。持续关注“满洲”形象的变化，是我今后研究的主题之一。

【书讯】高媛丨《帝国与观光：“满洲”旅行的近代》 

 延伸阅读

『帝国と観光――「満洲」ツーリズムの近代』

高媛, 岩波書店, 2025年3月18日初版、2026年2月16日第3刷

『観光のまなざし』増補改訂版

ジョン・アーリ, ヨーナス・ラースン ほか,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14

『都市のドラマトゥルギー――東京・盛り場の社会史』          吉見俊哉, 河出文庫,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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