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银川水洞沟景区之一---历史的年轮,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今年年初，途经银川，忽然萌发了去银川5A级景区水洞沟游览的想法。由于是冬季，游客非常少，旅游公交、大巴都停运了，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景区。

站在公里边，从远处眺望这个人类历史文明的发祥地，最先进入眼帘的是那道横亘于天地之间的、仿原始雅丹地貌的巨型夯土墙体。它不是精细的仿古建筑，而是对水洞沟本土地貌一种粗粝而诗意的提炼。墙体呈现出被亿万年风雨侵蚀后的纹理，沟壑纵横，层理分明，仿佛将景区内那著名的地质剖面直接截取、放大、竖立于此。

走到跟前，细节方才显现出设计者的匠心。在夯土墙的基座或两侧，镶嵌或点缀着以原始岩画为蓝本的浮雕。题材是狩猎、祭祀、太阳、牛羊，线条稚拙而奔放，充满野性的生命力。

虽然只有我一个游客，热情的景区工作人员还是带我走入了博物馆，给我详细的讲解这段四万多年前发生在水洞沟地区古人类的文明史。

水洞沟位于银川之东，黄土之下埋藏着华夏史前文明的重要密码，这片荒凉寒冷的黄土之下，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祥之地。

考古发掘要追溯到上世纪初，水洞沟的考古发现始于偶然，却成于系统的科学探索。

1919年，比利时考古爱好者肯特途经此地时，发现犀牛头骨化石与人工打制石片，这一消息引起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的关注。

1923年，二人结伴远赴宁夏，驻扎于水洞沟的张三小店，在水洞沟北崖断崖处展开正式发掘。他们雇请民工、依照考古规范作业，历经十余天发掘，收获了超300公斤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涵盖石叶、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类型，同时出土野驴、鬣狗、犀牛、鸵鸟等大量动物化石与鸵鸟蛋碎片，这些文物由骡马驮运带回研究，成为水洞沟史前文化的首批实证。

经过五年系统研究，1928年德日进与桑志华合著的《中国的旧石器》正式出版，书中详尽梳理了水洞沟遗址的考古成果，明确其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其中部分石器的制作工艺与欧洲莫斯特文化高度相似，印证了远古时期的文化交流痕迹。

这部著作的问世，直接终结了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错误论断，打破了国际学界认为中国北方黄土区无古人类活动的偏见，让水洞沟成为公认的“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水洞沟首次考古发掘的收获，为中国史前考古奠定了基础，其价值远超单一遗址的发现。

这批石器与动物化石，证实了距今3万年前，水洞沟地区存在着活跃的古人类群体，彼时这里气候温润、河湖密布，古人类已掌握成熟的石器打制技术，能通过狩猎、采集维持生存，为还原黄河流域远古人类的生活图景提供了珍贵实物。

同时，发掘所采用的科学考古方法，为中国早期旧石器考古树立了范式，推动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起步与发展。

作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1923年的发掘，更成为探索东亚古人类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遗址中兼具华北本土石片技术与欧洲石叶技术特征的石器，证明末次冰期时，东西方古人类存在技术与人群的交流融合，为“现代中国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起源理论提供了关键考古证据。

新中国成立后，水洞沟迎来了首次由中国学者主导的大规模科学发掘。此次工作的灵魂人物，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杰出学者们，其中裴文中先生（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以发现“北京人”头盖骨闻名）虽未亲自主持，但其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此次工作。发掘由贾兰坡先生等领衔的实际团队执行。

此次考古首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不仅包含一个文化层，而是存在上、下两个主要的旧石器文化层，从而建立起该地区初步的年代与文化发展序列。

考古发掘除了大量石器，还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如野驴、犀牛、羚羊等），清晰勾勒出当时“草原-荒漠”环境的古生态环境，以及古人类的狩猎对象。

基于此次系统发掘的独特石器组合，学术界正式提出了“水洞沟文化”的命名，使其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一个重要、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标识。

此后，水洞沟历经六次大规模发掘，出土数万件文物，建立起距今4万年至1万年的文化发展序列，其价值不断被发掘，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标志性遗址。

从比利时考古爱好者肯特在张三小店的偶然发现，到改写学术认知的科学发掘，水洞沟的考古历程，不仅让华夏大地的旧石器文化被世界看见，更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远古根系的重要窗口。

这片沉默的黄土塬之下，藏着的不仅是古人类的生存智慧，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流融合的远古源头，这个深埋在黄土之下的历史年轮，为后世研究史前文化提供了不竭的探索动力。

文章中图片均为作者本人拍摄。

你好，我是思雨小札，今天继续用文字带领大家游览一个5A级景区，中国史前文化考古发祥地---银川水洞沟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