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一部多瑙河旅行指南,一幅欧洲精神地图
非虚构与历史|一部多瑙河旅行指南,一幅欧洲精神地图在这本书开篇不久，作者引用荷尔德林评价多瑙河的话：诸神之间深藏的辩论，连接欧洲和亚洲、德意志和希腊的通衢，沿着这条河，诗与文字在神话的年代降临，将存在的意义带到德意志以西。对荷尔德林来说，河岸犹有神祇，藏匿着，为徘徊在流亡之夜及现代疏离中的人们所误解，但生生不息，深眠于德意志土地，只因现实的单调平凡而变得无趣，但注定要在某个乌托邦的未来再度苏醒，唤醒自由的、和解的心灵诗篇。 多瑙河与哈布斯堡王朝永远联系在一起，这是茨威格眼中“昨日的世界”，它还代表着旧欧洲的传统，多瑙河是当年还处于自信状态的旧欧洲价值观最好的承载者。 与多瑙河缠绕在一起的，还有战壕、屠杀、集中营，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帝国，失控的文明，德国人苏联人反复地重新定义这片土地。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功底，很难把握多瑙河。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显然是这条河流最好的传记作者之一。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三小节分享给读者。 
12. 死城 对荷尔德林来说，德国先祖沿着多瑙河航行的旅程是朝向夏日的移动，朝向太阳之地，希腊和高加索。我抵达希斯特里亚——也就是伊斯特里亚——这座死城对我而言是有着夏日与熟悉的地方之名。一天中的这个时段，晚间，来到此地，感觉很怪，更怪的是我是独自到来：伊斯特里亚这个词应该是和绝对的光、日正当空，以及不知何谓孤寂的亲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这里，这考古学的大城，是一片荒漠。城门关着，若干没有冒烟的烟囱和卡车看起来就像古代米利都殖民城邦的废墟一样荒芜。我翻过城墙，走在蓟和野生燕麦梗之中，走在宙斯的神庙和大殿中，巨大的门廊和圆柱如石碑屹立，还有无声的罗马浴场。寂静、透明的夜晚笼罩着许多个世纪的坟墓，一条草蛇消失在石间，鸟在倾圮的墙上尖鸣。废墟向海倾斜，因海藻和淤泥而泛红的海。 死城有着毁灭之物的永恒性，石头并没有讲述米利都殖民者的船只抵达海岸发现这座城的时刻，只诉说着抹除一切的波浪、哥特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诉说着生命停止的时刻。石间一个十字架纪念着死于(溺毙？)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的帕纳伊特·埃米尔、西米翁·米哈伊和普拉东·埃米尔，但在那数世纪的沉寂中，供奉不知名的当地神祇的神庙遗迹简直夺去了基督教堂的光彩，虽然现在是天主教奉告祈祷的时刻。 古城颇大，道路纵横交错，向外辐射或陷入迷宫，不一会儿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就像吉卜林死城里的白眼镜蛇，在这保留了每一个声音的透明空气中，人们会感觉自己好像聋了，听不到现实的声响。堆积在这断垣残壁中的数世纪的死亡不是阴影，不是吞噬意象的黑暗。相反，它们是一道清明、不变的光，在这光中眼睛可以辨识每一个物体。它们也是一面镜墙，将人和外面世界的声音隔开。我们穿越这过往的瓦砾堆，不是目盲，而是失聪，被那如同包围重听者的非现实所包裹，有时甚至显得笨拙而滑稽。 我们感到手无寸铁，随时会遭到措手不及的攻击。侦探小说中有些盲人会制造可怕的谋杀，或是自己就是极佳的侦探；但聋人不会。连老年人都好像聋多于盲。虽然字典在用词上颇为慎重，而人也总是可以说服自己——像医生对吉吉的某个叔叔所说，那不是真的耳聋，不过是听力衰退。而这个叔叔的回答是：“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13. 在边境 很快我就会再度回到河边，直到旅途终点都不再离开。再往西是罗马尼亚的伯勒甘平原，一个荒芜与流亡之地，有着炙热的夏日、冰寒的冬天和永无止境的地平线。这是安东内斯库政权放逐吉卜赛人的地方，关于这场流放，扎哈里亚·斯坦库已用小说《吉卜赛人部落》竖起一座纪念碑。一九四五年以后，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也被遣送至此。萨多维亚努和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曾歌颂大洋般的平原上的落日，蓟刺和农人的挣扎，吉卜赛人的小提琴，还有勾起内心乡愁的鸫鸟的哨啸。 在丹尼斯山丘脚下，巴巴达格北边不远，是传说中“阿耳戈号”水手返回科尔基斯时下锚的海湾。近岸的水面空荡，水色苍白，无色的山坡上几座突兀的工厂凸显郊区的肮脏。多瑙河开始要分流并展开，像从破裂酒罐流出的酒，如同诗中所说，当受伤的英雄坠下战马。不过，这终点的前兆平静而庄严，充满肥沃的生命力。在巴尔塔，多瑙河和草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片一片浩瀚错综的水之丛林，浓密的树高悬河水之上，形成液体的洞穴，深流的密穴，深绿色和如夜的蓝色，无法分辨何处是土壤，何处是河水和天空。植被覆盖一切，处处攀爬纠结，枝衍蔓生，如同镜子彼此反射的游戏。 布勒伊拉岛长六十公里，位于多瑙河的主干和“旧”多瑙河之间，是一个水的伊甸园，阿尔辛娜的岛屿，被藤丛所统驭。我们从爱德华·吉本（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那里读到，就在靠近这里的地方，哥特人同意将他们的妇孺交给罗马人，但拒绝交出武器。在布勒伊拉，河流再度汇合形成湍急的水流，这是一座称得上工商业繁荣的城市，繁忙热闹不输附近的加拉茨的河港。 这古时的商业要邑现在是金属加工和造船业的重镇。十九世纪风格高贵而沉重的黄赭色调，新古典主义的高雅点缀着新艺术风格的涡纹雕饰与女像柱，逐渐让位给一种不明确的黎凡特的暧昧，如一东方港口，其中酝酿所有由海水冲刷上岸的元素。在十九世纪，布勒伊拉也是保加利亚流亡者汇聚、为革命做准备的中心。瓦索夫描述这些爱国者，所谓的，还有他们在城中小酒馆里彻夜不眠的讨论。 列宁广场的多瑙河餐馆中，墙上贴着华丽的红色壁纸，室内装潢模仿世纪末的样式，但灯光昏暗，有限的空间中朗朗月光和灯光加在一起也没法让人看清楚菜单。我刚刚走过的共和街两边排列着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颜色从黄赭到橙红，我在最近几年间穿行过许多类似的街道，在匈牙利，在斯洛伐克，在巴纳特，在整个潘诺尼亚地区许多大小市镇。在餐馆的半明半暗中，我感觉所有那些街道最后都聚集到这个广场并终止于此，永远，好似这是我的多瑙河世界的边境——我的边境。 土耳其人在布勒伊拉留下他们的印记，但更甚者是希腊人，从将财富炫掷于希腊东正教教堂的商人，到内战之后于一九四八年到达此地的马科斯（希腊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38年当选为希腊共产党中央书记。）的支持者。布勒伊拉的诗人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在这座他出生的城市为人怀念，也被拿来炫耀。他是一个希腊走私者之子，但他父亲从不知道他。博物馆里有一张一九二一年他在尼斯街头的照片，头戴宽边帽，读着《人道报》，姿势颇似那个告诉我们种种关于一个失落世代受折磨的傲慢、无辜而狡诈的天真的菲茨杰拉德——哭喊着自己的永劫无赦，而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也正属于那失落的世代。 在企图割喉自杀后，他从尼斯的医院寄了一封信给罗曼·罗兰，那是写于自杀前夕走投无路的呼救；信中他两次中断哀怨之诉，转而叙述童年时代的趣事。罗兰对这位旅行过半个世界、做过各种不可思议工作的“来自东方的叙事者”着迷不已，这位“巴尔干的高尔基”、漂泊流浪的诗人，于是着手在法国推广和宣传他的作品。几年之后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变得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总是以罗马尼亚和巴尔干为主题，有时以他自学而成的法语写就，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曾让托马斯·曼畏惧、毕恭毕敬地寄去《布登勃洛克一家》手稿的评论大师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不加思索地宣称他喜欢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胜过全欧洲任何一个当代小说家。这位作家因批评苏联政权而招致正统左派的愤怒。一九二五年他放下所有写作计划，以便全心投入帮助居住在德涅斯特河和蒂萨河之间、当时正受到罗马尼亚政府压迫的人们。 罗兰将他一个接一个不断展开的故事比作多瑙河的转折蜿蜒，比作伊斯特拉蒂在小说《基拉·基拉琳纳》中描绘的河流与河岸的纠缠，被其波光粼粼及其消隐所感染，被河湾周围埋伏的奸险、厄运、残酷所震慑。他是抒写东方的错乱和矛盾的诗人，那无序的状况，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同时预期救赎和暴力。他叛逆的无政府主义态度使他成为受害者和被征服者的兄弟，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在叙述复兴或鼓吹报复时，所产生的作品却不是最好的，比如《黑盗客》。 如同反抗虚假道德的人身上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这位替弱者和被侮辱者辩护的人，终究也逃不过活力论的天真诱惑，却没有意识到那将诡异地招致强者权力的滥用。许多形式的性爱被颂扬为自由酣畅的欢愉，但那也会变成陷阱，将其受害者吸入生命的漩涡和迫害者的魔掌。对伊斯特拉蒂——聆听苦难时的诗人，赞颂没有律则、不求进步的生活时的修辞家——而言，存在就像某个东方妓院，内部油腻不堪，但门口帘幕轻飘，款款邀人入内。 布勒伊拉和附近的加拉茨非常适合他编织故事的方式，让人想起市集上的说书人。多瑙古人曾经给加拉茨安上放荡之名，特别提到每个街角群聚的妓女。今天，这两座城市，尤其是有多瑙河的汉堡之称的加拉茨，铺展开的不是地毯，而是造船厂、起重机，一座钢铁的冥府；虽然如此景象只存在记忆短暂者的脑海中，他们已然忘记曾经发生在那斑斓缤纷的世界里的人类大屠杀。如果还要说什么的话，这两座城市，特别是加拉茨，象征着罗马尼亚独立于苏联的野心，也象征着这些野心计划所陷入的经济危机。 布鲁特河标志着与苏联的边界，绵延数公里，河水曾经被赞美为纯净而有益健康，过了这边界，多瑙河的坐标便不再有用。边界散发着不安的气味，害怕被碰触，如同攫住卡内蒂笔下人物的恐惧：对“他者”的莫名恐惧。布鲁特河如同其他的边界，包括包围自我的界限，是一条想象的边界，生长在边界那边的草和这边是一样的。也许看似如此开放而世界性的多瑙河文化，也造成了这些焦虑和排斥的感觉。那是一个数世纪以来痴迷于堤坝的文化，抵御土耳其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人的堡垒的文化。“因此不管往哪个方向发动攻击，多瑙河都是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也是一条最终的防线，适于抵御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西罗尼上校，《战略地理论文》) 14. 在河口 三角洲塞切尼·伊什特万伯爵，东南欧交通的先驱，也是匈牙利民族复兴的始祖，在一八三○年十月十三日写了一封信给友人拉扎尔·富塔·波波维奇，表示他很高兴认识塞尔维亚亲王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而且知道他坚定支持“管理”工作，也就是确保多瑙河适航性的计划和工程。塞切尼当时刚从君士坦丁堡和加拉茨回来，他是去那里宣传其宏伟计划的成果。他来到河口三角洲，更越过了三角洲，越过其心目中伟大水道的边界，回程途中却生了重病；病况非常严重，在返家的船上他给瓦尔德施泰因伯爵写信，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他的政治遗言和临终遗嘱。 因此，在那几个月中，由于种种原因，塞切尼伯爵体验了“终结”。“管理”很适合这个“终结”，或走向终结。实际结果是工程师，公证人，或其他擅长计算、账目以及精确登记事项者的工作。死亡为生命——非常粗略的生命——重新找回秩序的尊严：随意的金钱流动固定成一纸遗嘱的明确条款，那些偶发的外遇关系消失在空气中，在讣闻和吊唁中让位给合法配偶，而悲死悼亡之伤痛比生命中任何时刻更受到关注和衡量。亚历山大·黑克施在他出版于一八八一年、厚达745页的多瑙河专论中，努力重新追溯自己的足迹，修正某些早先描述中的细节，这些细节在他写作时已被现实的变化所取代。当时他还不担心，也进行得很顺畅，没有多加考虑；不过越接近终点，他便越觉得一切都有必要重新整理。 在终结所特有的离心减速和对它加以记录的地图之间，有着紧密关系。船只漂流而入，如浮木一般迷失在河口三角洲，这三角洲是一场巨大的消亡，支脉、小溪、分岔各自散开，如垂死时的身体器官，对其他部分的兴趣逐渐减低。同样，河口三角洲也是完美的运河网，精细的几何作品，“管理”的杰作。这是一场受到控制的伟大死亡，如同铁托元帅或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死—— 一场不断重生的死亡，丰沛孕育的动植物，芦苇、苍鹭、鲟鱼、野猪、鸬鹚、白蜡树和藤丛，一百一十种鱼类和三百种鸟类——生命以及生命形式的实验场。 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橡树在水中腐烂，一只秃鹰闪电般向白顶鸟俯冲。一个小女孩脱下凉鞋，脚在船边晃着。三角洲是一座在茎藤间蜿蜒的水径迷宫，是管理水流的运河和穿过迷宫之径的地图。河口三角洲的史诗可以在关于利波凡尼亚渔人的芦苇和小泥屋的佚名故事里找到，在漫覆其间的结冰与解冻中，但也存在于一八五六年成立的“欧洲多瑙河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该组织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九年间拨款754654法郎在苏利纳建造堤防。 在旅行笔记中更容易快速记下关于运河之事而不是小水径，更容易记录关于工程师康斯坦丁·巴斯基的事——他是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卡纳拉运河的评论专家，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那是一个世纪之前的著作了——而不是科瓦廖夫·达恩，利波凡尼亚船夫兼渔人，居住在通往苏利纳的支流的第二十三个里程碑旁，或者小尼古拉，我们对他所知不多，除了女孩下船后亲吻他时他脸上会泛起羞涩的微笑。为了证明此事存在，应该写一本关于尼古拉的书，描述他面对俯身向他的那张脸时羞怯的神情。但书里都不写这个，只回到简短的摘要、对帝国的征战与衰亡的概说、议会厅里的秘史、法院的对话或诗山灵地的高谈，这对尼古拉真不公平。 船在水上滑行，藤丛在两岸往后退。一只鸬鹚栖息树上，张开翅膀拍干，在背后的天空衬托下，鲜明直如十字架，蚊蚋纷飞如一把漫不经心地抛下的生命之币；而专研多瑙河文学的那位德意志学者并不嫉妒卡夫卡或穆齐尔，抑或他们那描写黑色教堂和没有说服力的委员会的天赋，而是羡慕法布尔和梅特林克（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但其散文著作《蜜蜂的生活》《花的智慧》更广为人们所阅读。），这些蜜蜂和白蚁的吟游诗人；他还知道米什莱（法国历史学家，除史作之外更写了一系列自然科学著作《鸟》《虫》《海》等。）在写过法国大革命史之后，也希望写下鸟和海的历史。博物学家林奈鼓励我们去点数鸟骨或蛇皮、观察鸟飞行和操纵方向的羽翼并加以区分时，他是一个诗人。夏日与河流的呢喃需要一个致力将之化为文字、同时放任自己接受它魔力的人，需要一位瑞典分类学家的所有特殊标点：断句的逗点、细分句子的分号，以及终结其对比分殊工作的句号。 诚然，图尔恰这陆地上最后一个市镇，也是船只出发之地，有河口三角洲博物馆，博物馆目录有助于描绘金雀、寒鸦、鸻、鹳、苍鹭、鹈鹕、水獭、鼬鼠、山猫、狼、黑刺李、野玫瑰、大戟和柳树。无论如何，在研究植物者，或说科学家之间，林奈不只堪称真正的植物学家，偶尔也做起业余爱好者，包括诗人、神学家、图书馆员及杂家。其杂乃综合世界种种，到头来又都是真实世界，业余植物学家意识到，一个人如果纯粹按照国王的派令成为博物学家，如布丰，面对古老的母亲他将不知所措；结果也许在描述奔跑的野兔的运动时，会像这位法国绅士一样，离题到蛮族时代的民族迁徙。 昨天我在三角洲博物馆，今天我来到三角洲，亲闻其味，见其颜色、倒影、水流之上变化的阴影，阳光中闪烁的翅膀。流动的生命穿过指间，让我们警惕自身感知能力的不足——即使在今天的喜悦中，我们站在船的甲板上如荷马史诗中傲坐战车之上的国王——我们的感官已经千年时光而萎缩，嗅觉和听觉无法与由每一丛波浪般翻滚的草捎来的讯息匹配，我们早已和生命的流动分离，我们那失落的、被排斥的手足兄弟。我们就像不再需要将自己绑到桅杆上的尤利西斯，像不再需要塞住耳朵的水手，因为女妖塞壬的歌已交给超音波，自我已无法分辨。鸬鹚从上空飞过，张开鸟嘴，伸长脖颈，仿佛一只史前鸟飞过原始沼泽，但三角洲庞大的合唱团，所有深沉的通奏低音，在我们的耳中不过是一阵呢喃，我们无法捕捉的声响，消失无音的生命细语，只留下我们和那“衰退的听力”。 错不在多瑙河，它在这里清楚显示自己和富特旺根附近传说的水龙头无关。错在于一个人面对水流的闪烁和乐音时，觉得有必要抓住那一点无稽之谈，哪怕只是为了轻蔑地否定，或者以关于假设的水龙头滴滴答答的题外话逃避那河水之歌。可能由船上某个水管工而非尤利西斯写的航海日志也会泄露什么，而不是像一艘小舟那样快速而坚定地滑行，尼古拉一定知道怎样用树皮和纸张做出这样的小舟。众所周知，书本是保金高昂的冒险，而文学机构是有远见的保险公司，很少发现有什么诗的灾难不受到充分保护。不过在这甲板上，这三角洲的曲径间，要平静地做笔记，需要海运“一切风险”条款，包括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坏、吊钩造成的破坏、与货物中污染物质的接触、偷窃、非法开箱、交付失败、疏散、破碎和泄露等等。 这是光辉的一日，船像一只动物在河的各个分支水道间漫游。在基利亚处的旧河口三角洲，泥浆逐渐转成干地，看似无底的淤泥转为土壤，可建筑、种植和收成，水道和运河形成一个三角洲中的三角洲，柳树和白杨从刺藤丛和柽柳之间拔起，白的、黄的大朵睡莲像古老宇宙志中原始海洋上的岛屿。靠近苏俄边境是旧基利亚，希腊殖民城邦和热那亚人的贸易港口，十四世纪，公证人安东尼奥·迪·蓬佐记录了地毯、酒、盐及十二岁奴隶的销售情况，十七世纪，尼科洛·巴尔西修士提到每天捕捉到的两千条鲟鱼。如今，城中展现的是教堂的高耸塔楼，让小说《无尽的河流》中的利波凡尼亚渔民深深感动，那是奥斯卡·瓦尔特·西塞克（罗马尼亚小说家。）写于一九三○年代的小说。 通往圣格奥尔基（罗马尼亚中东部城市。）的支流长一百一十公里，是最长的支流，在马赫穆迪亚附近，正好流经萨尔索维亚城堡，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此将李锡尼（古罗马皇帝(308—324)。）处死。河左岸是热带森林和低矮的沙丘，蛙与蛇的领地，这里夏天温度可达60摄氏度。事实上，三角洲的文学多倾向于描绘寒冬季节而非酷热的夏季。西塞克描写渔人破开河上的冰以便寻找渔获，而斯特凡·伯努列斯库则描写克里沃茨风，一种寒冷刺骨的季风，描写呼啸的暴风和河上的冰层开始破裂融化时的清脆声响。三角洲文学最突出的是史诗般壮阔的剧情，但另有伟大的备用主题，那当然就是多瑙河的泛滥，漫淹村庄的多瑙河，淹覆牛棚、农舍、林中小屋的大潮，动物不论饲养或野生皆漂流而去，牛、牡鹿、野猪，在滔滔大水里旋转。 萨多维亚努眼中的三角洲也是各民族的汇聚地，有如多瑙河将各世纪各文明的碎屑、历史的残片都带向大海，又在泛滥的时候将它们随处分撒。虽然如此，这些残余之物生命并不长；洪水来临时从岸边被冲走，消失于土壤中，如同河上浮沉的树叶和其他浮渣。萨多维亚努说了，多瑙河的故事是在一瞬间诞生和死亡的，如在阳光下干涸的水坑。斯特凡·伯努列斯库的一则短篇故事描述了冬日暴风雨中一个小孩的丧礼，船只载着他的尸体到处寻找小山或沙丘以便掘土掩埋，狂暴的河水看似要冲刷掉那寒酸的埋葬地，冬天连悲剧和哀伤都抹却了，那岌岌可危的坟墓，那没有名字的故事。 我们常在萨多维亚努和伯努列斯库的故事中碰到吉卜赛人，好似这在社会边缘流浪的民族是一个适合居住在三角洲那古老且被遗忘世界的族群。百年前，此地真的是非正规军和逃犯的据地，给来自各地的亡命之徒以庇荫的三不管地带。土耳其人是该地区的领主，但在此并无军队驻扎，只有一支强征当地农民组成的民兵部队，既无规矩也未受任何训练。这些民兵与藏身沼泽中、原应加以打击和管制的逃兵和盗匪联手，不过两边的人本也几乎难以分辨。十九世纪的旅游指南，譬如阿曼德·冯·施魏格尔莱兴费尔德男爵所写的重要指南，谈到了各个种族的丛林，土耳其人和高加索人、吉卜赛人和黑人、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航行自远方的水手、冒险家、违法者和逃犯。“谋杀是当今的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大批人涌向保加利亚，诺盖人、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途中因疾患而人数锐减。 今天的河口三角洲人口为两万五千到三万人，主要居住着利波凡尼亚人，这些渔民蓄着象征父权的长须，在十八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俄国。这些旧礼仪派随菲利普修士离开摩尔多瓦，在布科维纳寻求庇护。他们排斥神职人员、圣事、婚姻和兵役，特别是拒绝发誓效忠沙皇或为沙皇祈祷，而是选择死于火刑柱或禁食而死当作至高的赎罪。在奥属布科维纳，约瑟夫二世允许他们信仰自由，也免服兵役。这位开明的皇帝可能瞧不起他们禁止接种疫苗或服用药物的原则，但他确实欣赏这些人温和勤奋的特质、对法律的尊重——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心灵手巧，这项优点让他们成为最优秀的工匠和庄稼人，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到了该世纪中叶，许多利波凡尼亚人决定接受统治，并根据古老仪式举行弥撒；到了该世纪晚期，更有些人加入了希腊东正教教会。 今天在河口三角洲的利波凡尼亚人都是渔民，但在其他地方，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工厂或工业领域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不过他们主要还是靠河吃饭的民族，如海豚或其他海中哺乳动物一样傍水而生。沿着河岸，他们黑色的渔船看起来就像海滩上在阳光底下休息的动物，随时准备跳水、潜匿海中的海豹。水上也有他们以木头、泥土和麦秆建起来的房子，屋顶铺以藤条，他们的墓地上有蓝色的十字架，还有小孩乘独木筏前往的学校。利波凡尼亚人的色调是黑与蓝，柔和清明如尼古拉金色头发下的眼眸。船经过他们的房屋时，人们都来到门口窗前，用愉快殷勤的口吻邀我们停下来看看他们的地方。有些人则划了几下桨，跟在我们旁边，要用鲜鱼和我们交换Rakia酒。 水与陆地没有清楚的区别。村里房屋和房屋之间的通衢有时是草径，有时是运河，长着灯芯草和睡莲。干燥之地和河流交互融合，有藤条屋顶的Plauri（漂浮的植物小岛，为罗马尼亚观光点。），有的漂浮如浮木，有的底部固定如岛屿。三角洲也有自己的威尼斯，并非巧合：瓦尔科伊，以及它那座有许多圆顶的教堂。 多瑙河的旧河道上，在二十三英里双弯处，通往苏利纳的运河附近，住着鹈鹕保护区的守护者扎哈里亚·哈拉兰比耶。他一生都听着鹈鹕的啼鸣和拍翅的声音。他像其他利波凡尼亚人一样，有张坦然率真的脸，一种无所畏惧的天真。我们一上岸，孩子们就蜂拥而至，跳入河里喝水，来回彼此追逐，水陆不分。女人都健谈、和蔼，随和的亲近感让西塞克在小说中怀抱刺激的爱欲幻想。河口三角洲纵情于川流，那释放诸般事物的水的宇宙，随波逐流的叶片。 多瑙河止于何处？在这不息川流中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一个现在分词形式的动词。河的支流自行其道，要中止的时候便中止，一条早些，一条晚些，如心脏、指甲和毛发，死亡允许它们从对彼此忠诚的约定中解脱。在这迷津中，哲学家很难用一根指头指向多瑙河，他所夸耀的精确性变成一种不确定的、画圈的手势，含糊地包含一切；在这方圆四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河口三角洲，处处都是多瑙河，处处都是终点。 十八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比兴提到七个入海口，古时的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罗马帝国后期历史学家。）也这样说；一七六四年，克勒曼说有五个，希罗多德和斯特拉博也这么认为；西格蒙德·冯·比尔肯根据他在老普林尼的著作中找到的地名，列出了七个入海口： Hierostomum，即神圣之口； Narcostomum，即懒惰之口； Calostomum，即美丽之口； Pseudostomum，即虚假之口； Boreostomum，即北方之口； Stenostomum，即狭窄之口； Spirostomum，即螺旋之口。 正式的支流从图尔恰开始算共有三支：往北到基利亚，在苏联的领土上分别从四十五个入海口流入大海，带走多瑙河三分之二的水量和碎屑；其次是苏利纳的中间水道，因一八八○年和一九○二年间的运河工程而得以直接注入黑海，运河的建造也使之既可通航，又具有笔直而坚定的象征意义；往南的支流到圣格奥尔基，此流迂回蜿蜒，使多瑙河达到手册中的官方长度。严格来说，还有第四条，即杜讷沃特运河：从前述三条支流岔出的这条运河往西南回流，进入拉济姆湖，从同一支流分出的德拉诺夫运河也注入此湖。 要确定河流的入海口，像寻找源头那样争吵不休是不适当的。人、动物和河流，都应该被允许安息，连名字都不必问。也许可以根据名字来选择多瑙河入海口，比如对喜欢缓慢蜿蜒结局的人，懒惰之口可给予保证，如果被洗牌时的最后一句话所诱惑，这秘密武器暗示着虚假之口。对连贯性的坚持和对魔法的服从使我更喜欢神圣之口，因为根据比尔肯所言，靠近神圣之口的地方曾经有个城镇，古称Istropolis，意为多瑙之城。 如同老人将名字和日期混淆，搞错年代，弄不清生者和死者时一样，困惑的状况愈演愈烈。因此最后的决定只能根据传统，那独断的选择，符合十足虚无主义的年代。如果没有真相，可任意决定操作标准，如同象棋的规则或高速公路法规的路标指示。引向苏利纳的直线有助于最终决策，而多亏运河沟通导致的高效通航，这条路线对于所有喜爱“管理”的人也有很强的诱惑力。因此，我们就当多瑙河是结束在苏利纳吧。 📪联系我们 info@aves.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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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电影《午夜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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