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品宇等:重申绅士化作为批判性旅游研究的方法:迈向空间正义

1964年，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针对伦敦内城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置换和环境更新现象，提出了“绅士化”的概念。绅士化揭示了旧城更新、人口置换和房价上涨等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空间问题，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一场返城运动。中产阶级因内城衰败离开，内城逐渐由工人阶级占领；因资本回流又重返内城，并驱逐底层弱势群体。Smith把这样的空间循环视为恢复失地运动者的复仇主义——白人中产阶级对工人、移民、同性恋者、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和非法占用者的仇恨，指控他们偷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尤其是城市中心。本质上而言，这是不同阶级对城市空间的争夺，是资本流动的空间响应，成为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实践前沿和重要表征。绅士化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扩展到全球南方成为全球性的议题，越来越多学者呼吁关注历史和地理语境差异的重要性，对丰富绅士化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绅士化现象，在概念引进、理论介绍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国内对绅士化的研究，通常将之视为一个可以带来正面影响的现象而忽视了其负面性，逐渐演化成一个相对中性甚至是褒义的术语，缺乏充分的情境反思和批判性思维。同时，还有部分研究将绅士化简单地等同于空间重构，例如，将城市语境的绅士化等同于城市再生或城市更新，将乡村绅士化等同于乡村复兴，带来了绅士化概念过度泛化而导致滥用和误用。张清源和叶超、谭华云和周国华、陶伟等学者对这些趋势进行了内省，对旅游和休闲相关的绅士化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批判性旅游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旅游发展负面影响的敏锐反应。Britton呼吁一种批判性的旅游地理，将旅游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中进行批判，指出旅游发展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到旅游发展如何创造了空间和地方的物质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它们的表征如何被纳入资本积累进程之中。这指引了旅游地理学由传统的强调空间分析、面向应用而缺乏理论体系的实证主义范式，迈向强调政治经济和权力分析、更加符合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路径方向。然而，Britton的早逝使得批判性的旅游地理研究成为未竟之业。2005年，Irena Ateljevic、Candice  Harris、Annette Pritchard和Nigel Morgan等批判性旅游学者齐聚克罗地亚的Dubrovnik，召开了第一次“批判性旅游研究”主题学术会议，标志着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他们致力于把旅游研究中的批判性思想流派合法化，为学术界新的和不同的声音提供一个包容性的环境。之后，“批判性旅游研究”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并形成了北美和亚太两个分支，这一研究网络日渐成为一个旅游及相关学者聚集、辩论、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场所。无论是早期出版的论文集 ，还是之在Tourism  Geographies、Tourism Analysis和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等期刊上组织的专栏，都对“批判性旅游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诠释、总结和反思。然而，与日益增多的理论呼吁相反，“批判性旅游研究”在经验研究的推进方面是不够的。正如Chang在质疑亚洲的批判性旅游研究中所言，它不应该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话语，而是要伴随着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换而言之，需要通过扎实的研究去关心那些受旅游负面影响的群体、被旅游发展强加的东道主社区以及那些在旅游场域中没有权力的人。

绅士化的起源富含批判意蕴，理应成为批判性旅游研究的重要进路。然而，除了Gotham和Cocola-Gant的开创性研究外，在相关学术脉络下的成果并不多见，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Nilsson在2017年的批判性旅游研究会议中谈到Hipsterville这种时尚街区因为旅游发展而正在经历的绅士化变化。在2020年第二届亚太地区批判性旅游研究会议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采用绅士化去分析动荡时代的旅游发展问题。例如，Mccormick关注艺术家群体迁移到日本直岛后所引发的绅士化模式对该地社会结构的挑战，He发现日本丰岛的艺术旅游迅速发展使得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面临流离失所的压力。总的来说，这些有限的研究主要沿循绅士化对地方变化和流离失所的影响分析，缺乏外延。随着国内批判性旅游研究范式的兴起，本文呼吁把绅士化作为推进批判性旅游研究的方法（approach），同时探讨与之相关的空间正义问题。尽管空间正义是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旨趣，但它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过程和结果，并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很少得到讨论。即使是单纯对空间正义的研究，国内学界也处于起始阶段。本文希望通过黄山市西溪南村的案例研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具体关注：1）旅游发展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过程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怎样的；2）乡村旅游绅士化带来的空间不正义有哪些类型，具体的作用路径又是怎样的。通过回应这些问题，本文有助于在批判性旅游研究的范式下对乡村绅士化研究做出更微妙的理解，并推动旅游空间正义的研究。

1.1 中国语境下的绅士化分析框架

自古典绅士化的概念之后，学界普遍采取的定义是“土地使用者人口属性变化的过程，新土地使用者比原使用者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伴随着资本再投入引发建成环境的变化”，认为这更能反映绅士化的现象。对绅士化的动力机制，则一直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二元论——究竟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推动着绅士化的形成与发展。供给学派认为，资本流动和资本逻辑导致了绅士化的形成，尤以租差理论为代表；需求学派则认为，正是文化偏好和消费需求驱动着中产阶级的迁移，从而引起阶级重构、人口置换和景观变化等问题。显然，供给论和需求论之间的争论是关于对资本还是人作为核心要素的强调。鉴于各自局限性，这两种学派有逐渐弥合之势，作为共同解释绅士化的成因。进入21世纪，学界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把政府、政策和政治因素纳入绅士化的理论化之中。事实上，政府角色在绅士化的演变历史中一直都存在，Hackworth和Smith的总结就指出了政府角色在三波绅士化浪潮中的主导、反对与回归的动态变化。他们呼吁关注为什么在一个不断放松管制的时代，政府却更多地参与绅士化之中。

中国学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何深静提出了“政府发起的绅士化”概念（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并以上海的城市更新案例说明政府在干预绅士化过程中的3方面行动：刺激和适应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与美化投资环境，为资本流动创造最优条件；解决土地产权的碎片化问题并助力拆迁工作。这些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增长。朱宇姝等提出了政府嵌入的绅士化（state-embedded gentrification）概念，认为这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分析框架，既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的形式也可以通过市场主导的形式体现绅士化的动力。研究者以广州的城市重构为例，指出政府的空间选择性战略是推动绅士化的支配性驱动力，这种空间选择性使得绅士化发生在任何被政府选中或认可的地方，并服务于政府的发展目标。总之，当学界呼吁注意绅士化理论在不同地理语境下的差异时，中国学者突出地把政府角色和行动作为观察切入点，从而展开理论对话。

乡村绅士化与城市中产阶级或者较富裕阶级越来越多地迁移到乡村有关。沿着上述思路，钱俊希等指出，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有可能为乡村绅士化增加一个新的解释维度。Yang和Loopmans、杨雪珂和徐红罡、储德平和黄成昆、李思捷等对之有所回应，解析政府作为一个绅士化的能动者如何起到关键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然而，这些研究没有阐述清楚政府在其中的运行过程和多元动机。在更具体的研究中，Kan认为乡村绅士化是政府自身建设的一部分，政府塑造了乡村绅士化发生的条件、时间、地点和方式，也是为巩固领域控制和扩大影响力而部署的一种政府建设战略。无论是政府约束违建行为和调控租金关系，还是创造土地市场和引入特定资本类型，都显示出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扩大其对农村土地的控制和规划权力。这些观察超越了将绅士化作为追求税收和经济增长的传统叙事，为理解其性质和功能打开了新视野。在此基础上，本文沿循黄幸和刘玉亭提出的中国绅士化分析思路，把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力量视为乡村绅士化的动力，并论述其过程如何同时交织了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动因和目标。

1.2 绅士化与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的起源一方面是Lefebvre关于“空间生产”和“城市权利”的理论阐述。Lefebvre认为，城市的成员身份不应该基于国籍、种族或出生，而是通过在城市空间中完成日常生活的惯例来获得，城市权利应该由这些人共享。当经济不平等、社会歧视或国家法令阻碍人们进入和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时，就会产生空间不正义。另一方面是激进的城市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正义在空间方面的探索。例如Soja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聚焦资源分布格局在时间和空间差异上的结构性原因，指出空间是社会生活和互动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正义的一个要素。当然，这个要素不仅是指社会活动发生的背景、舞台或容器，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构想、解释和建构的地理和空间表达。无论如何，空间正义是一个植根于城市研究的概念，通常理解为“在空间中公平公正地分配具有社会价值的资源及其使用机会，参与塑造社会空间进程的权利，以及如何对这些进程提出异议”。空间正义对实现正义的城市化和追求“旅游让生活更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空间正义是绅士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绅士化给社区常住居民带来多种形式的失所过程与效应，要求从社区赋权、分配公平与社会空间正义等方面寻找解决方案。然而，目前学者较多通过绅士化这一“透镜”去分析环境正义、食品正义和住房正义等问题，很少关注空间正义。与上述引言中提到的一致，尤其是在旅游发展的语境下，近些年才有少量的文献涉及空间正义。集中体现为郭文组织的“旅游空间正义的伦理与实践反思”笔谈，从空间生产权能、正义维度、资本积累、超越正义之争等层面进行讨论和争鸣；以及王维艳基于多个乡村旅游案例揭示空间不正义的作用机理和探讨实现空间正义的法理路径。更具体而言，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只有少数研究对绅士化与空间正义这两者的关系作出回应。例如，Wirsén分析了新冠疫情背景下瑞典民众对第二居所需求的增加如何推动了乡村旅游绅士化，同时居民感知到区域差异、社区分裂和服务分配不均等空间不正义问题；Tsavdaroglou以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Tarlabaşı街区为例，分析绅士化对难民的驱逐以及有关的抵抗与冲突。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Tarlabaşı街区既是难民的避难所，同时也是绅士化政策的目标，希望通过置换使之变成高档住宅区和旅游目的地。Tsavdaroglou发现，Tarlabaşı街区的绅士化就像一个入侵过程，通过物理空间上的隔离、破坏居民的社会关系以及污名化的宣传等策略，剥夺了难民进入城市中心的权利从而造成空间不正义。张清源等对乌镇西栅旅游绅士化的过程反思中也提到，“必须警惕以结果正义取代程序正义”。总的来说，上述研究没有进一步细化旅游政策制定和治理中如何产生不正义地理的潜在过程。

虽然环境正义、食品正义和住房正义都是正义相关的问题，但是本文认同Mahon等和Goodwin-Hawkins等的观点，并与上述Soja提到的一致，认为空间本身很重要，因为空间问题有助于审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如何导致了不公平的景观和资源差距，以及不同地方对空间正义的不同愿景。结合叶超提出的“空间正义与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本文对第二个研究问题的回应（乡村旅游绅士化带来的空间分异与空间不正义），将从微观尺度（地方层面、短期时间的资源、环境、土地、阶层等社会要素）分析乡村旅游空间生产如何导致了空间不正义，这也是对“从超越经济要素探讨乡村旅游空间正义”的剖析。

2.1 研究案例

西溪南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的西溪南镇（图1），是该镇下辖的6个行政村之一。相对于宏村、西递、呈坎、唐模和石潭等知名度较高的徽州传统村落，西溪南村是近些年来在黄山市众多传统村落中异军突起的一个新兴乡村旅游目的地，被誉为充满田园牧歌的“绿野仙踪”。作为一个具有约1200年历史的传统村落（始建于公元860年），这里既有保存完好的古建文物、民居、街巷和水系，也有依山傍水、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物质基础。主要的旅游吸引物包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屋阁及绿绕亭、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堨坝（昌堨、条垅堨、雷堨、吕堨）、网红打卡点枫杨林湿地以及散落在村内被活化利用的古建筑，园林、碑帖和书画等历史文化遗存也为该村增加了独特魅力。尽管前期遇到了不少发展困境，但是在启动黄山市“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创建“特色小镇”和获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系列政策引导下，再加上2015年黄山高铁北站的开通，极大地提高了其可达性，西溪南村吸引了73位社会名流入驻，所获得的投资资金达2亿余元。这一改西溪南村长期以农业为主、少有人问津的寂静局面，推动其在土地、产业、人口、景观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转型，同时也把它推向了市场化的争论之中。根据乡村绅士化的基本特征和要素识别，西溪南村是一个典型的由旅游发展驱动的乡村绅士化研究案例，从中可以看到阶层向上置换和社会空间更新等趋势。下文将会结合案例细节分析西溪南村绅士化的时空过程及其产生的空间正义问题。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探讨乡村旅游绅士化的时空过程和不同主体（尤其是村民）对空间正义的理解，涉及事物发生或发展的过程与机制，以及被研究者的意义建构，因此适合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收集来源于笔者自2018—2023年间跟踪式的田野工作，其间，笔者每年都会进行1~2次的调研，以便及时了解、更新研究案例的动态。在上述研究问题的指引下，通过深度访谈、政府工作报告和政策文件分析的方法厘清西溪南村旅游绅士化的阶段，特别是每一阶段的核心驱动力及其特征；通过深度访谈、查阅政府工作报告和移民群体的生活日记等方法了解开发商和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入驻西溪南村的目的、行为与影响；通过观察和深度访谈剖析村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方式、过程以及所遭受的空间不正义的表现。经统计，本文对5位政府工作人员、26位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和27位村民（包括民宿和餐饮创业者、当地受雇佣的员工、流动摊贩、无工作的普通村民）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调用的重要政府工作报告、规划文本和政策文件有18份。总之，笔者在6年不间断的实地调研和在线观察中与受访者建立了融洽的社会关系，同时6年的工作积累也为笔者解析西溪南村的旅游绅士化提供了充足的论据。

3.1 早期政企对旅游空间的占有、重新想象和对村民的驱逐

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始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尽管前面有西递、宏村这些知名景点，但其在文化景观上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此早期便有零星游客到访。2003年，在徽州区政府招商引资的引导下，黄山市徽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获得西溪南景区的开发权和管理权，投资600万元启动一期开发工程，开始对园林遗址、古建筑和古战场等核心景区进行修复，并新建了一座停车场和一条约1.5km的旅游公路。景区于2007年“五一”期间正式开放，计划年接待量8万人次，票价25元，门票年收入200万元。为吸引注意，景区推广将卖点聚焦“金瓶梅遗址公园”，建构其在黄山市众多徽州传统村落中的独特性。当然，这一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西溪南村里有一位长期坚持研究金学的草根学者，从语言文学和历史人物相关性等多角度论证《金瓶梅》故事发生在西溪南村，西溪南大盐商吴天行正是书中人物西门庆的原型。这里不考证《金瓶梅》与西溪南村关联的真实性，只是想强调这样的一个营销事实。旅游作为地方商品化的重要驱动力，“金瓶梅遗址公园”实际上是一种旅游的空间拜物教（tourism’s spatial fetishism）。它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抹去了西溪南村作为一个徽州传统村落所强调的耕读传家和诗书礼仪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也使西溪南村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曾一度饱受污名化，经历Cocola-Gant所说的地方失所（place-based displacement）——情感认同的丧失和无家的过程。正如村内的吴氏村民所说，他作为吴氏的第35代宗亲，从来没有听说过与西门庆有过瓜葛。带上这顶“西门庆、潘金莲”宗亲的帽子，实在令吴氏家族蒙羞。由于核心旅游吸引物的缺失和地方推广的巨大争议，西溪南村的第一轮旅游开发以失败告终。

为了继续推动该村的旅游开发，在新一轮更高规格的旅游招商推介会上，徽州区政府看中了具有行业实操经验和财力更加雄厚的浙江X集团作为开发商。该开发商曾成功运营了浙江千岛湖5A级景区，计划投资10亿元对西溪南村进行开发，且两地距离适中，有望把客流引到西溪南村从而带动发展。在建设过程中，X集团沿循上一个开发商的模式，通过圈地发展门票经济，背后更有房地产开发的动机。为了改造西溪南古村溪边街的景观格局，X集团在丰乐河北岸新建了一个安置村，强行将溪边街的村民迁移至此。受简单粗暴的工作模式影响，这种情况在国内早期的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和景区开发中十分常见，民众意愿、社区参与和弱势群体利益等总是被无情地放置在一旁。Devine称之为暴力地理（violent geographies），即通过各种剥夺形式将原住民从景区驱逐出去，圈占稀缺资源，并转为私有化，同时使东道主社区与控制生产他们身份、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分离。这是一种包括了直接物理失所和间接地方失所的完整、彻底的失所过程。村民强烈反对这一置换方案，且投资商内部存在资金链断裂和政治斗争问题，导致了西溪南村第二轮旅游开发的失败，安置村也成为烂尾楼。

3.2 古民居保护政策引导下温和的乡村绅士化

为了保护古村落和古民居，黄山市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也是试图解决该地区在发展旅游业中严重的观光模式同质化困境，促进旅游业态的转型升级。“百村千幢”工程与一般的传统村落保护方式不同，即保持古建筑及其地下宅基地的产权不变，要么是原住民继续居住并向商业化转型，要么是外来者通过租赁获得使用权并进行活化利用，而黄山市政府开展宅基地转让探索，建立古民居产权流转制度。这一制度安排结果正如Yang和Loopmans在成都的研究指出，政府主导的土地商品化是中国乡村绅士化的必要条件。从西溪南村的操作流程来看，首先是收储空余的宅基地和闲置的民宅，其次是更改土地性质（从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最后是按规出让、依法确权，从而引进有关人才。由于村内的宅基地和古民居数量有限，地方政府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最理想的区位，古民居产权流转过程中不乏有争议的置换问题，但整体而言是平稳地推进。按照Osti等的说法，这是一种温和的乡村绅士化。

总的来说，古民居产权流转制度明确土地的产权归属，破解了古建筑权属不明的问题，为古建筑保护获得了更多的资金；也避免了开发商和村民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纠纷，有效增强了投资者和开发者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产权的变更加快了乡村绅士化的速度。在由废弃的农民安置房转型而来的新村庄——上村，其土地性质仍为村集体建设用地，因处于特色小镇的核心区域，乡镇政府则通过“以租代售”的形式鼓励投资者发展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和文化艺术类等空间，形成新建的绅士化。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都建立起了正规化的土地商品化方案。许多受访者坦言，正是因为清晰的产权关系，他们才敢在乡村进行投资。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许多中产阶层纷纷进入西溪南村购置房产。因此，地方政府为引进长期定居于此的绅士群体（而不是短期租赁的商户）提供了前提条件。换而言之，地方政府为乡村绅士化的形成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然，地方政府在吸引外部资本类型方面并非是无偏好的，对绅士群体在古建筑的修缮和利用方面也并非是没有要求，而是需要结合西溪南镇总体规划和旅游规划约定相关用地条件，从而制定项目的设计方案。这明确了政府权力在引导乡村空间变化中的运作。镇政府的工作报告指出，“要对每一幢古老的有价值的民居进行保护，每一幢维修改造的民居不仅要报规划部门审核，还要经过隶属于当地政府的美学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和认可，根据总体布局合理打造产业和业态”。即使是上村、和尚棚和上溪头等自然村改造或新建的建筑，其业态经营也需要符合有关规定。由于西溪南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创意类特色小镇，西溪南村是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因此，在发展产业方面需要跟文化、创意和旅游等相关。从实际来看，西溪南村的业态呈现为民宿（图2）、艺术文化交流、设计、摄影、影视、展览、教育培训（研学）等，符合地方政府统筹的发展方向和绅士群体的身份特征，更是鼓励甚至敦促他们开门营业以应对政绩考核的压力。管控产业业态进一步体现地方政府对乡村绅士化的干预。

3.3 市场力量驱动下的乡村旅游绅士化

如果说早期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迫使原住民搬离是西溪南村绅士化的第一个阶段，地方政府主动解决土地产权和管控产业业态从而吸引有关绅士群体的入驻是西溪南村绅士化的第二个阶段，那么绅士群体迁居乡村后再对乡村空间进行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吸引游客到来，则是西溪南村发生绅士化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突出了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角色，与乡村旅游高度相关、相互作用，也体现市场导向在阐述乡村绅士化机制之时的解释力。

首先是物质景观改造与人口结构进一步更新。尽管建筑的改造有政策框架的约束，但是具体到内部空间的规划设计，则依靠绅士群体的意义赋予，并适应旅游发展的需求。无论是原址修复、烂尾楼改造还是异地迁建类型的建筑，都由特定主人斥巨资提升景观风貌，并进行主题叙事。概括而言，这些改造通过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的方式进行创意性的地方营造，混合了遗产保护、文化审美、诗意栖居和商业开发的多元意义，体现出主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气质，又不失家的温暖和现代住宅的舒适感（图2）。“百村千幢”工程于2013年底结束，但其影响却没有终止，而是沿着路径反馈到后续的“创意小镇”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上。这是因为“创意小镇”建设是在“百村千幢”工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直到如今所看到的，两者已彼此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百村千幢”工程所修缮的古民居为西溪南村增添了新的建筑景观和文化吸引力，一改以往西溪南村作为一个传统村落和乡村旅游地缺乏文化的物质载体的局面；另一方面，“创意小镇”的业态需要依托这些通过“百村千幢”工程进入乡村的绅士群体的行业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绅士群体能带动更多的人才（包括新的投资者、创业者、游客等）和社会资金。据统计，目前西溪南村已有73位外来的创意人才；2024年1~5月累计接待的游客量突破60万人次，超过2023年全年总量。快速的乡村旅游绅士化带来下面所说的房价上涨和面向中产阶级的审美特权问题。

其次是提高土地价值和租金，租差效应显现。土地的价值是通过开发来提高的。随着西溪南村的旅游发展迈向高级商品化阶段，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蜂拥而至，潜在地租不断提升，西溪南村被带到一个资本积累的节点上。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投资者往往是以乡村土地和房屋为投资核心，希望实现快速的价值增值和利润获取。这从后期列入“百村千幢”工程的古建筑流转价格就可见一斑。以西溪南村内的刘氏民居为例，早期曾是“百村千幢”工程保护名录的古建筑，当时花费投资者的资金成本约为30万元。由于多种复杂原因，投资者并未对刘氏民居进行商业开发，成为闲置的资产。2018年，已是西溪南镇建设“创意小镇”的第3年，刘氏民居被一位新的客商看中，连同土地和房屋的交易价格已达到500万元。那些村内（闲置）的民宅价格也同样水涨船高。在访谈中，许多村民表示，村内古民居价格已从2009年的1000元/m²上涨为2018年的10000元/m²，上涨10倍。这仍然抵挡不住外来者的入驻以及对土地需求的增加，投资约6亿元、建筑面积为12万m²的艺术家走廊片区也正在施工之中。村民更迅速的行动反应是把自己的房子改为民宿和餐饮空间，甚至争取新建或扩建住宅空间，以等待游客的到来。正如Cheung和Yiu指出，因游客市场的增长带来了新的潜在租金收入流，从而在社区形成“旅游化租差”，额外的租金回报激励着资本流入房地产投资。

最后是创造特定美学氛围，并主导乡村社会空间的文化生产。与吸引的特定资本类型和引导的产业业态一脉相承，迁入西溪南村的中产阶级有其特殊的文化审美，追求本真、自然、生态和有机的乡村生活方式，并把西溪南村从一个平平无奇的传统村落营造为一个充满田园牧歌的“绿野仙踪”。一方面，绅士群体践行自己理想的乡村生活方式，并在自媒体的作用下把这种生活方式作为旅游商品进行常态化生产，一改西溪南村作为一个保守、落后和凋零的乡村的负面认知。例如闲庭品茶看书、插花观影漫步、从事有机种植、制作乡村美食、举办文化沙龙，这些行为符合西溪南村作为一个充满田园牧歌的环境设定（图3）。绅士群体与西溪南村的邂逅，对西溪南村生活的个性化诠释和展演，吸引着大量游客前往体验和消费。另一方面，与乡镇政府共同发起并创造“徽州市集”，使之成为西溪南村旅游发展的特色和品牌活动，进一步在官方和公众层面强化了西溪南村作为“绿野仙踪”的地方形象和美学符号。“徽州市集”一般在适合户外活动的季节于枫杨林举办，汇集民俗非遗、原创手作、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品牌零售和文化活动等，呈现出浓郁的田园风情。这种氛围积极响应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后现代消费需求，却也把西溪南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淹没在浅斟低唱之中。过度地渲染“绿野仙踪”的自然维度而忽略其历史文化挖掘已经引起了当地村民的争议，体现出一种中产阶级审美特权与剥夺的社会文化过程。

不可否认，绅士化能够带来增加投资税收、美化社区环境和提升地区品质等积极影响，但是不应该忘记其理论原旨和放弃批判性的审视。本部分将乡村旅游绅士化的结果直接与空间正义关联起来，根据调研发现，总结为以下3个方面（表1）。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乡村绅士化并不是均质地覆盖到全部地方和所有人群，甚至有些村民从中获益（例如以餐饮接待为主的农家小院），但随着乡村旅游发展程度的提高，空间不正义的尺度既发生在相应的空间点，也发生于整个乡村空间。

4.1 住房权利不平等：“允许外地人建房子，却不允许本地人建房子”

自西溪南村的旅游发展迈入高级商品化阶段之后，村民普遍反映当下的农房建设遭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到了需要用条件和乡镇政府谈判的程度。换而言之，如果乡镇政府在某些空间需要用到村民的土地或资源，村民以此为筹码才能去争取新建农房，否则无果而终。一些村民出于改善自身居住条件而提出修缮农房的要求也大多被拒绝。进一步了解到，地方政府其实是希望村民搬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西溪南村，为城市下乡的中产阶层创造生活和生产空间，从而创造更大的旅游市场。在西溪南古村内的两位村民提到以下经历。

我家的危房改造一开始政府不给做，这个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做的水泥房，都要裂开倒掉了。我就去报备，等待政府审批，政府说同意拆但是后面不同意建，这是什么逻辑呢！后来我才知道，政府是想跟我置换一个地皮，让我搬到新农村去。但是我不愿意搬出去啊！我要住在这里，我这里住好几代人了，我搬出去干什么呢。我在这里住得很舒服，很安静，有钱就赚，没客人（接待）我们就自己生活。（经营民宿，男，访谈时间：2022年1月）

我们家子女不在身边，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他们也不会回来的。这个房子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我们现在都70多岁了，不可能再建新房子住，年纪大了。老房子是想修补修补的，有的地方会漏风漏雨，但是政府的人不让修啊，说什么破坏景观风貌。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外地人来了就能修！旅游发展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房子倒了的话，政府叫我们卖给他，让我们搬出去住。（农家老人，女，访谈时间：2019年3月）

从上述访谈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为乡村绅士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使一部分村民遭遇流离失所的经历。尽管没有发生直接的住宅式置换（residential displacement），但是他们在抵抗的过程中面临流离失所的压力，例如合理范围内可拆不可建的无助感、无法修缮使得房子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住房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基本权利之一，住房权利的不平等阻碍了村民在居住权和享有权的空间开发能力和机会，并进一步加重了对弱势群体的空间剥夺。在当地所形成的论调——“允许外地人建房子，却不允许本地人建房子”，反映出村民对西溪南村绅士化的不满：本地人与外地人进入和居住在特定空间的权利差异，特别是这个空间本身属于“我者”。

4.2  公共空间私有化：“这是村集体的东西，不能被圈占和落在私人手里”

与3.2部分提到的一致，乡镇政府在为外来绅士群体创造居住条件之时，也出售了部分村集体资产（旧的政府、学校、粮仓和电影院等地块和建筑物），作为吸引开发商入驻和运营的资本。村集体资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分配关系直接影响着空间正义。然而根据调研反馈，村集体资产的出售本身存在程序不正义，也存在结果不正义，当开发商想进一步占有公共空间发展文旅项目时，引起了村民的集体抵抗。如果说前期村集体资产的出售是不怎么知情的村民在旅游发展初级阶段选择了忍气吞声，那么后期面对外来投资者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占有且追求更大的利润，则放大了对空间不正义的认知和评价。例如下面两位西溪南古村的村民谈到公共空间被圈占的问题。

公社旁边还有一个大操场，都是公用的，那不是政府的地皮。结果开发商说他把旧的小学和粮站收购之后，中间那个大操场也属于他们的，他要圈起来搞建设。附近的老百姓就不愿意让开发商占这个地，都集体反对。因为老百姓之前一直都是在那里放车或晒东西之类的，不然大家以后都没地方停车和晒东西了。（民宿老板，男，访谈时间：2022年1月）

开发商还想把老屋阁旁边的水塘填埋掉，然后扩大他自己的地盘。刚准备施工，村民就喊停了，因为这是村里面的东西。（建筑包工头，男，访谈时间：2022年1月）

从上述访谈可以看出资本涌入后对社区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尤其是空间的商品化和私有化，这一点是绅士化的重要表现。公共空间私有化是指曾经被用作免费公共设施的公共区域，现在变成了私人所有和私人管理。这意味着有权的精英对空间的支配和对地理差异的再生产，随之而来的是对社区集聚场所的破坏。的确，如村民提到的大操场是村民祖祖辈辈使用的空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地方，比如停车、晒谷物和集会等，如今面临被私有化，他们觉得自己的空间受到侵犯，并质疑开发商的能力和乡镇政府的威望。正如Cocola-Gant把公共空间私有化视为商业绅士化引致间接流离失所的一种压力，它使人们不断失去在日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资源，直到最后离开。在此过程中，公共空间私有化损害了民众参与空间生产和分配的平等机会。

4.3 发展路径的争论：“谁（应）是旅游发展的推动者，乡村发展该走向何方”

发展路径的争论之于绅士化，正如Lees指出，它远非一股经济力量，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冲突，既是影响当今城乡发展的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也是社会不公正的过程之一。继浙江X集团失败之后，W公司获得了西溪南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权和经营管理权，成为最新一轮的开发商并延续至今。这当然是地方政府和资本财团协商的结果，希望形成“增长联盟”推动该村发展。特别是，地方政府希望W公司能够对西溪南村进行整体的开发和运营，因此把村里的一些核心资产低价转让。然而，作为一个全国布局的开发商，W公司并没有把发展重心放到西溪南村。它在西溪南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以酒店、民宿和研学等点状经营为主，没有很好地丰富西溪南村的文化创意业态；再加上有限的资金和市场运营能力，也并未实现趋向镇政府发展政策和方向的初衷。因交通便利、景色优美和免收门票等好处，西溪南村迅速升温的游客市场与缓慢的开发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出现留不住游客的局面。这使得乡镇政府、村民和民宿主都把矛头指向了掌握着核心资源却没有作为的W公司，并开始意识到旅游产业本身的商业结构和组织以及地方发展的主导性和所有权的问题。

为了打开新的局面，在徽州区政府的统筹下，区属国有企业L公司入驻西溪南村成为运营方。与W公司的不作为相比，L公司则采用了传统的商业化手段运作，看似把西溪南村经营得风风火火，实则陷入了另外一个极端。L公司的措施包括网红引流、收购村里资产、竞拍摊位、启用接驳车向游客收费，甚至还想向来摄影的人收费……按照政府工作人员受访者的话，“L公司入驻西溪南村后的行为就像‘摘桃子’，即只干了一件事——收钱”。而这与之前一直倡导的开放式景区理念和低商业化氛围相违背，也把地方发展思路推向了巨大的争论之中。民宿主认为，西溪南村的旅游发展成功归功于他们早期的巨额投资、项目建设和创意旅游活动的策划，作为后期才介入的L公司现在的做法是与民争利，过度商业化破坏了西溪南村的田园牧歌气息，并有可能使西溪南村的旅游发展倒退。L公司则认为，抖音宣传、导游直播、无人机光影秀等网红化推广为西溪南村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运营团队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他们理应从中获益，这种做法也是目前的文旅发展趋势。

无论是W公司这种占着资源而不产生效益的做法，还是L公司这种与民争利的投机行为，反映了乡镇政府、村民和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在把握地方发展道路上的无能为力，并引发了他们对西溪南村发展路径的争论——究竟什么样的发展方案对西溪南村才是好的，而不是尸位素餐或杀鸡取卵。这实际上反映了Woods对乡村空间正义的理解维度——设想更加公正的空间关系和基于社区赋权的解放政治。实现乡村空间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乡村绅士化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多阶段演化和多种形式并存的时空过程，只有从这种时空过程观出发才能更全面地评价乡村绅士化的发生机理、绅士化对乡村的影响。正如Guimond和Simard强调，从多个绅士群体、多方面影响和多个背景等去认识乡村绅士化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得出更平衡的观点。回到西溪南村案例，它不是一个线性和单维的过程，既有紧张也有温和的表现形式。西溪南村的绅士化，由开发商为了资本积累和投机推动，其中的关键是资源储备和文化重塑；由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古村落和古民居推动，其中的关键是土地商品化和产业业态引导；由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推动，其中的关键是建筑有机更新与消费空间的生产。同时，也能看到西溪南村的绅士化混杂了旅游绅士化、新建绅士化和移民绅士化等多种形式，使得乡村绅士化的效应更加复杂，也给研究者对绅士化的识别、聚焦和解析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尽管西溪南村案例在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发生了部分间接的流离失所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直接的流离失所问题。这与很多学者的发现一致，原因在于中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阻止了这种过程的发生，农村的住房存量相对较高，村民主动寻租，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规范作用等。置于传统村落语境，本文还发现文化自觉和地方意识的觉醒对避免发生置换也有一定的作用，尽管这种自觉和意识多来自市场经济的直接推动和外来绅士群体的教化作用。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西溪南村的观察来看，乡村绅士化所带来的流离失所仍然与新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群体从城市迁移到乡村相关，正如文中提到的为古民居保护者腾挪空间，或者说满足下乡投资者对理想地块的偏好，而不是Halfacree和Lorenzen所说的那样没有因果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了从不同语境研究乡村绅士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上述讨论由此关联到绅士化与公共政策的问题。从绅士化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问题，到绅士化成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这体现出两者关系的变化以及该如何认识其性质和定位。现有研究有这样一种趋势——与把“积极的”绅士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引擎一致，将乡村绅士化视为推动乡村振兴公共政策的积极组成部分。这的确进一步突出了政府在绅士化中的作用，为构建更具有普适意义的绅士化分析框架提供了基石，但是更要认识到政府在改变或阻止绅士化上的意愿和行动。本文认为，在西溪南村案例中，起因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政策对其绅士化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解决土地产权和管控产业业态方面，这形塑了西溪南村绅士化的发生条件、时间、地点和方式。从现实效果来看，尽管这些条件很难再复制，但是绅士化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方案。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空间正义问题被忽略了。

正如杨雪珂和徐红罡指出，从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研究乡村绅士化是十分重要的，这有助于以地方化、差异化和多中心的方式呈现乡村绅士化的动态，丰富乡村绅士化的理论。本文选取黄山市西溪南村为典型案例，从一个历时的角度审视乡村绅士化的时空过程（图4）。研究认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传统村落保护和城乡互动加快等多重背景下，尤其是涉及政府推动的项目，绅士化逻辑内嵌于乡村发展实践。由于中国城乡土地制度二元性带来的资本流动障碍，地方政府首先通过创造农村土地市场形成租差，从而为乡村绅士化铺平道路；其次，绅士群体为了适应乡村旅游的需求不断对乡村空间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在物质景观、人口结构、土地价值和地方氛围等方面强化了高端化重构，也使乡村发生更彻底的绅士化过程。纵观其动力机制，这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力量在起相互作用的非线性过程，取决于不同时期主导力量下的政治经济目标和多阶段演化的因素叠加，并有可能表现出绅士化的多种形式。本文还分析了乡村绅士化带来的空间正义性问题，包括住房权利不平等、公共空间私有化和对发展路径的争论等3个方面，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流离失所相关。

本文进一步丰富了政府在绅士化中的角色和功能认知。正如Kan指出，绅士化不仅涉及地租的资本化，也涉及政府权力的领域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绅士化还涉及文化治理（文中具体指通过保护传统村落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这不是为绅士化唱赞歌，而是要意识到绅士化本身就是政府的一个功能，或者如上述讨论部分所说的“绅士化本身就是一项公共政策”，只是如何干预的问题。出于保护传统村落的目的，黄山市政府创新性地突破农村土地权属的限制并引进外来资本，尝试通过借助外部力量实现对徽州地域文化的传承，即Ma和Su所说的“放松管制型干预”。而当看到所吸引资本的行为与古民居保护政策初衷背道而驰时，地方政府则会采用取消合同和收回产权等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这些做法并没有与追求经济增长和提升政绩的传统绅士化叙事分开。其结果也正如上述所言，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一种模式参考。总之，在西溪南村的绅士化过程中政府和资本一直相伴而行，其复杂的纠缠关系为分析类似绅士化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思路。从不同阶段的对比中还看到，成功的绅士化，既有助于增强政府从土地中提取价值的能力，也有利于地方主政干部的晋升，背后的关键是政府的企业家主义（促进市场形成和扩大的手段）。

本文也对推进批判性旅游研究有启示意义。在文化政治分析范式大行其道之后，最近的批判性旅游研究呼吁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维度结合起来。“如果不关注旅游当中市场、资本和政府的关系，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是危险的。只有把文化、话语和表征与更广阔的权力结构和资本积累力量联系起来，对分析‘剥削、不平等，劳动阶层为捍卫其福祉而进行斗争’的问题才更有理论深度和洞察力，并得到解决方案。”这与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互为补充视角分析绅士化的趋势一致。因此，本文重申绅士化作为批判性旅游研究的方法，其中的一个意蕴就是强调要结合生产端（结构端）和消费端（能动端）一起去分析绅士化形成的过程、机制与效应，也意味着需要结合政府和市场的逻辑去理解绅士化，从而作为推进批判性旅游研究的一个进路。第二个意蕴是绅士化应该在批判性旅游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批判性旅游研究呼吁持续审视随着旅游业而来的流离失所、商品化、排斥和驱逐，想象和建立更少暴力、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而绅士化研究恰恰能为揭示这些过程提供概念工具和实践反思。此外，对空间正义的经验分析回应了绅士化和批判性旅游研究的理论诉求。

结合国内外几次绅士化的浪潮来看，绅士化已成为一个广泛的趋势，代表着很多城乡发展的未来。但需要指出的是，开展绅士化研究不是为了概念化，也不是在主观上推动其实践发展，而是要对它折射出的城乡发展现实问题进行更好的洞察和治理。例如，可从正式制度层面（如坚守法律红线、遵守保护性发展的承诺）保障村民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也可以从非正式制度层面（如鼓励宗族复兴、培育乡绅精神）提升村民集体的凝聚力和协商能力，从而减轻乡村绅士化带来的流离失所压力和空间不正义。回到案例本身，那些因为追逐理想生活方式而迁居西溪南村的移民，之后因为疫情、商业绅士化和利益纠纷等多种复杂交织的因素，已经出现了少数人的离开，并伴随着农村土地转让和房屋产权交易等投机行为，揭示出制度漏洞问题。而且这与一些学者在文化艺术村的研究发现一致，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另一波群体逐渐替换，那些最先赢得声誉的艺术场景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因此，西溪南村的绅士化过程需要持续观察，从而更谨慎地评估“现在的乡村环境、生产过程和社会安排如何不断地被修改、抛弃和取代”，特别是差异化地识别居民在发展过程中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与乡村绅士化“耦合”或者“脱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