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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助推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不仅为乡村旅游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总目标，而且为乡村旅游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我国乡村旅游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富裕农民、提升农业、美化农村的朝阳产业。然而，我国乡村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忽视乡村资源的公共性问题，缺乏对乡村共同体的维护。同时，由于运营过程中发展模式、收益评价相对单一，乡村旅游目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生态破坏、文化缺失和利益纠纷。因此，从制度层面促进乡村旅游共同体的形成，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生产要素活力；有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制度框架与顶层设计是构建治理新体系，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重要目标。

结合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总要求，基于乡村旅游资源的多中心治理原则，本书提出乡村旅游共同体的结构性解决方案，建立乡村旅游共同体制度框架。一是讨论乡村旅游的制度构建问题，为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和乡村社区转型提供基础；二是使用可操作的评估测量体系和方法，分析乡村旅游行动舞台的嵌套关系，对行动情境中的交互模式进行结果评价，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生态建设和社会治理，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

    潘海颖:《乡村共富:旅游共同体的治理逻辑与实践方案》

“乡村旅游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目的在于以此为载体，促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农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将乡村从“美丽乡村”发展为“美丽经济”，切实推进“美好生活”，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目标。

本书围绕乡村旅游共同体是什么、为什么构建、如何构建的逻辑思路展开。

首先，分析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与出路，即剖析乡村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梳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提出现阶段乡村旅游的问题与挑战。第一，乡村之间的不均等发展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组合；第二,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代表着不同的资源组合和资源配置方式，也经历了不同的商品化、市场化进程；第三，经济关系的重组是镶嵌在社会、政治条件中的。面临公共池塘资源稀缺的困境，乡村旅游要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规避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乡村旅游共同体的构建为引导，确保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并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受益者。乡村旅游需要在实践中落实“共享”“协调”理念，真正实现“以农为本”。

      上海青西郊野公园读书人塑像

其次，乡村旅游共同体的理论构建与诠释。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遇到了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制约，应通过构建乡村旅游共同体，倡导“共生、共建、共融、共享”理念，探索乡村治理创新；通过要素突破、综合扶持、策划先行、出台标准、培育人才等具体对策，突破乡村发展瓶颈，促进资源整合和有效配置，探索产业融合模式，提升旅游运营品质和水平，引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共同体是以农文旅融合为基本产业架构，具有稳定的地方文化归属和一致的利益诉求，以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协同行动而形成的产业“共融”、人地“共生”、内外“共建”、主客“共享”的空间载体和人群集合。政府有为是乡村共富的发展基础，企业运营是乡村共富的重要动力，社区参与是乡村共富的关键所在，利益共享是乡村共富的主要保障。乡村旅游共同体包含四个层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人与环境“共生”；二是内与外的关系———倡导各级政府、基层党组织、村民、产业实体“共建”；三是产业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参与、文化参与、经济参与和产业参与，形成农文旅产业“共融”；四是主客之间的关系——引导村民与游客“共享”乡村文明。乡村是满足游客休闲度假需求、承载乡愁的地方，更是原居民世代生息、承载记忆、实现梦想的地方“共享”空间。

        刘志毅:《智能世界的秩序》

再次，乡村旅游共同体的形成机制与评估体系。本书基于乡村旅游资源系统所具有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通过乡村旅游共同体行动者、行动情境、集体行动三大板块三组案例分析，以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博弈过程为主线，探讨乡村旅游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同时，以行动情境分析为突破口，探讨乡村旅游社区由单中心管理走向多中心治理的路径和方法。具体体现为，切实维护居民的利益，保障社区增权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促进和巩固居民对旅游社区的心理所有权，引导居民支持乡村旅游建设。乡村旅游的危机处理是各方集体行动的结果，因此应重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达成生态资源保护共识，重视乡村旅游目的地管理。另外，本书根据乡村旅游共同体行动者连接强度的层次关系，归纳出乡村旅游共同体演化的三个阶段:初创期(初步探索阶段)、成长期(引导成长阶段)和成熟期(蓬勃发展阶段)。资源整合、协商共建、价值共创、文化共融、开放共享和合作共治组成了乡村旅游共同体形成的机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