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旅游时,我谈些什么

又一次飞跃赤道，在前往南半球的午夜航班上。我的心意料之外的安静，在暗下来的天光里一同将息。旅游，某种程度上对我而言更像是行走，从自己的故乡走到他者的故乡，用本我的经验去对抗新锐的体验。我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何而活，时至今日似乎我也没找到那个根本性的动能，但一次次漫无目的的行走，似乎也在彰显，生活还算有趣。也许有一天，当一切新的风景、新的人、新的体验都无法给我刺激的时候，我会找一个角落安静的去死。但在此之前，还是饱满的活着。

想起半年前的旅行。在呼伦贝尔，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我们四个勇敢又傻逼的背包客驾着车，一路前行。广袤的空间里，其实有很多时间被挥发在行车途中，大部分时候是楠哥在开，有时是金姐，偶尔也会把方向盘交给马子。我没有驾照，也就没有车辆的掌控权，只记得一个人在开车，另外两个备用司机四仰八叉地在休息，我则一刻不停的和驾驶座上的司机聊天。人在开阔的地方，思维会很飘渺。一路上我们什么都聊，比如外星人如果殖民了地球，我们上贡的物资里一定会有可口可乐。再比如俄罗斯族在恩和的木头房子，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连接和建造的。我和楠哥一致认同，这些圆木垒砌的房子，一定用了一根长长的巨大的钉子，将所有木头固定在一起。金姐和马子在睡醒后听到我们的讨论结果，笑骂了半个小时的傻逼。但此时此刻的我想来，好像我的每根骨头也是这样，被一根巨大的、看不见的铁钉自上而下的贯穿，楔在了坚实而确凿的土地上。这根钉子，支撑着我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也是在这些回忆与回忆之间的罅隙里，我偶尔触碰到一点稍纵即逝的灵光——好像我真的是为了一些什么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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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晚霞的那天我傻逼透顶，短短半小时的荒诞故事，像我前半截人生的幽默缩影。在渺无人烟的省道上，路过野山，停车，开始攀爬。那是真正手脚并用的爬行，踩住杂草生出来的土坑，抓住看上去更牢固的石头，拉住同伴的衣角。向上，向上，顺着天光的方向不体面的飞奔，我们真的在追逐一些确凿的东西。那时候看见满地的羊粪蛋子，我几乎是欣喜的，至少说明游牧的羊还曾经到过这个高度，再往上走，连杂草和羊粪都看不见了。绵延的荒山几乎绝望的遮蔽着落日，只看见晚霞的边界，诱惑那两个虔诚如普罗米修斯的家伙继续往上。而我终于在一个山丘上脱力，席地而坐。山风裹着草原的味道几乎要将我吹个跟头，隐隐约约还能收到手机信号，于是我在山头断断续续刷着抖音看落日，等那两个傻逼快点回头带我一同下山。追到了落日的残影，他们在天开始黑的时候终于出现在山脉的尽头，我在山头已经被冷风吹的失温。下山的路比上山时更不好走，马子胖胖的身躯本就艰难，还带着拖油瓶的我，不时摔个屁股蹲。只有楠哥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健步如飞，等他挂了电话才发现我们俩还遥遥地缀在后面。等他边搀边踹地把我俩一路赶到山脚下，那辆越野车还在忠实地等待着我们。其实不回顾照片，我已经有些不太记得那天晚霞的绚烂色彩，但记忆的勾连实在不讲道理，此时此刻航空顶部吹出的冷气仿佛把我带到那天的山头，强风吹拂，无聊而又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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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旅途结束之后，屁滚尿流回到清华参加毕业的种种，此间痛苦不愿再赘述，对那个庞大话语体系的失望从大一军训到毕业那天的拨穗仪式，一以贯之。

而后凌晨起来，也是我在北京度过的最后一个清晨，拖着行李和室友们前往机场，一路南下飞到昆明。六月的阳光将我们晒得暖融融，似乎将四年来在那间朝北的寝室里所有的阴冷都驱散了。在洱海边我们骑车，歌唱，谈天说地，就像强紫外线留下的晒印至今还没完全褪去，那个温暖和煦的午后还在我的生命里滚烫着。从昆明到大理，再到西双版纳，云南的植物有一种天然的阔气，好像只要一点土壤、一点阳光和雨水，就能不要命似的生长。在公路边，无数的植被、雨林和果树好像要将道路吞没，我们就在其中疾驰，犹如虎口脱险。在洱海边有许多贝壳和石头，我们拿起趁手的一片，向着淼淼洱海打了一个又一个水漂，一些沉郁的皱缩的东西，好像永久地被甩了出去。或许是阳光太好，我还能记得她们每个人那天穿着的裙子，明亮，灿烂，在我的记忆里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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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在新加坡连绵的雨季，我时常被窗外暴雨的声音惊醒，醒来后除了雨声，再也听不见其他的声响。我每每醒来，都要每每再次恍然大悟，原来我已经离开那间宿舍那么久了，我、小张、佳霖和格桑，都没有再回去的机会了。那个存放着我们许多废话、尖叫、笑声和梦想的小屋，在某个时刻已经永久的关上了门，而我们却还在用它的余温得以偷渡许许多多的寒冬。

而此时此刻，飞机上颠簸的气流让我失去了回忆和打字的欲望。关于这次澳洲的行程，或许我又该等到下一次出发之际，才能提笔写下只字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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