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打卡热”撞上“管理难”,野景点的流量困局该如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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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认为，太子尖等“网红野景点”的困境可以归咎为一些游客的素质问题，但在黄浏英看来，其深层根源在于管理主体的模糊与权责的错配。

当下绝大多数网红野景点都在法规上处于身份尴尬的境地，它们并非正规景区，缺乏明确的管理主体，却因独特的自然景观成为文旅流量聚集地。生态破坏和安全事故的责任最终却只能落到属地政府头上，让政府陷入了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却无匹配的管理权限和资源的两难境地。

太子尖和浙西天池 游客留下的垃圾

图源网络

这些野景点受限于地理位置，难以建设大型文旅接待设施，甚至面临着跨区域行政管理的壁垒。市场化运作手段的缺失让其管理只能单纯依赖当地行政力量，但有限的行政资源根本无法应对激增的客流。此外，交通管控鞭长莫及，环境维护缺乏激励，风险防范难以落地，种种问题叠加，让网红景区的管理举步维艰。

更关键的是，流量带来的短期收益与生态保护的长期成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失衡。游客享受着自然景观带来的游览体验，却未承担相应的环境维护责任，周边村民渴望借着流量增收，却不愿或无力承担生态保护的成本，属地政府肩负着生态保护和公共安全的重任，却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支撑。权、责、利的边界模糊，让网红景区的治理陷入了“因为是野景点，所以谁都不愿意去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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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流量带来的种种问题，不少地方选择用行政禁令的方式进行“规则隔断”，通过限流、封山、严禁穿越等方式隔绝客流，这种治理方式虽能在短期内缓解生态保护和管理的压力，让受损的自然生态得到修复，却也引发了新的矛盾。

例如在2025年底，清凉峰保护区发布“史上最严禁令”，严禁任何形式的穿越活动，效果立竿见影：天池边恢复了安静，野生动物的脚印多了起来。但新的矛盾也随之浮出水面——距离保护区最近的桃花溪村60余家农家乐生意寥寥，村民们困惑：“我们世代走下来的古道，怎么突然就不让走了？”

图片来源：临安发布

黄浏英表示，行政禁令让村民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农家乐入住率断崖式下降、摆摊经营难以为继，这会让习惯“靠山吃山”的村民产生抵触情绪，游客也因失去了游览打卡的机会产生不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行政禁令的作用下愈发突出。

黄浏英将这些阵痛定义为“发展中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难题”。她认为，简单的“堵”或“切”虽然短期内能守住底线，但未能解决核心矛盾，甚至牺牲了当地文旅产业的长远发展，也让生态保护失去了群众基础。真正的破局点，在于如何设计一套机制，让原本模糊的权、责、利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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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景区的治理，不能只靠“堵”，更要靠“疏”，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实现文旅发展，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形成良性互动，才是可持续的治理路径。

黄浏英认为，破解网红景区治理难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应由政府牵头组建一个常态化、包容性的管理平台，整合行政、村集体、游客、运营方等多方力量，打破管理壁垒，明确各方职责，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环，是设计一个牢固的“利益联结”机制，让生态保护与各方利益紧密挂钩，让参与生态保护的主体都能获得相应的收益，形成自我维持的内生动力。

临安太子尖

图片来源：临安气象局

利益联结机制构建的核心，是实现从“因为是野景点，所以谁都不愿意去管”向“谁受益，谁负责”转变，让周边村集体和村民成为景区管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经验，规范合同，将网红景区的环境卫生、导览服务、车辆管理等公共事务委托给村集体合作社运营，让村集体成为景区管理的主体之一。景区运营所产生的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村集体和村民，让生态保护转变成村民的收入。

太子尖的治理探索便印证了这一机制的可行性。当地通过收取每人10元的卫生管理费，专款专用于垃圾清运、车辆管理等工作，而这笔费用所产生的用工需求，让周边村民获得了相应的劳动报酬。村民从被动的受影响者，转变为管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不仅提升了村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让景区的日常管理有了稳定的人力支撑，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村民增收的双赢。

图片来源：游临安官方号

那么，如何要让利益联结机制真正落地，实现以生态养生态的良性循环？对于游客而言，作为自然景观的使用者，需要树立权责对等的意识，在享受自然景观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维护环境的责任，无论是缴纳卫生管理费，还是践行无痕山野的理念，都是游客作为使用者应尽的义务。

运营方作为景区市场化运作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景区运营行为，兼顾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将生态保护的要求融入景区运营的各个环节。

政府则需要切实发挥牵头引导和监管的作用，为景区治理搭建制度框架，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生态保护的底线，同时为村集体和运营方提供专业的指导和支持，保障利益联结机制的公平公正实施。

前来临安太子尖打卡的游客

图片来源：临安气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