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报:王朝旭老师评论文章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评论文集》(附原文)

雅俗之辨的当代困境与反思

近期，藏族经典作品《洗衣歌》在某短视频平台意外翻红，引发了广泛关注。这部创作于60年前的作品，为何在当下被大量模仿？细究之下，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擦边”逻辑。视频中，一些女性身着露脐装、瑜伽裤、超短裙等，刻意强调藏族舞蹈“塌腰撅屁股”的体态，把“颤膝”律动扭曲为“抖臀”“抖胸”的身体展演，将民族表征的符号转向性感消费，使原本高雅的民族艺术沦为低俗的娱乐内容。这种现象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贬低与否定，更暴露了当下文艺创作中“审丑”风气的盛行，引发了文化价值的严重倒错。其背后，既是传统审美价值体系与后现代文化逻辑的深层碰撞，也体现了美学趣味的代际断裂，更折射出文化权力结构、媒介生态与人性欲望的复杂纠葛。

一、雅俗标准的消解：从传统伦理到资本逻辑

中国传统雅俗观强调文艺与道德的统一，认为文艺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是教化人心、引导社会风气的重要工具。明末清初的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提出戏曲创作原则，强调“戒淫亵”与“忌俗恶”，主张戏曲应追求高雅、含蓄与智慧，避免低俗、露骨与做作。戏曲作为古代“礼乐相济”的具身化实践，承担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教化功能。这与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隐”与“秀”的辩证关系一脉相承，都要求文艺创作者在含蓄与显现之间把握分寸，避免直露的感官刺激，通过意象营造激发审美想象。李渔“戒淫亵”的命题建基于《乐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的伦理共同体想象，是对文艺创作中“情欲表达”的伦理提纯。在文艺创作中，既不能过于压抑人性，也不能放纵本能，而是通过“乐而不淫”的审美距离，将原始欲望转化为具有精神超越性的艺术体验。李渔在“俗恶”之戒，提出“科诨之设，止为发笑”，也反映了文人阶层应坚守的“雅正”审美伦理。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曾批评“艳俗之画，如娼妓媚人”。文艺作品如过于追求表面的华丽和感官刺激，不仅无法提升观者的审美情趣，反而会使人“心志摇荡”。文艺创作者应关注作品的社会价值与道德导向，“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要将伦理准则融入艺术创作，以实现文明的进阶。

中国传统雅俗观的分野，是以儒家“文以载道”为根基，使“文”服务于“道”，强调和谐、节制与教化，并以“礼”的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具有明确的价值等级秩序。然而，在当代流量经济中，资本的介入使传统的雅俗标准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通过流量逻辑将底层文化符号商品化，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审美标准与价值等级秩序。美学中的“审丑”原本是揭示丑，使人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但当资本将“丑”异化为可量化的注意力商品，让“黑红也是红”成为法则时，一些文艺创作者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不惜“以丑为美”“以丑为荣”，以获取商业利益。中国传统文艺以“美善统一”为尺度的雅俗标准，被当今数据时代的“点击率暴政”解构，从而导致了资本逻辑下的雅俗倒置。

二、媒介革命下的审美重构：从“观之以礼”到“沉浸式审丑”

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观之以礼”是一种典型的审美模式，强调通过仪式化的审美活动来实现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兰亭集序》中“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等人聚会之时，喝一杯酒，作一首诗，不仅体现了文人雅士的风雅与才情，也展现了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风貌与审美情趣。古代文人雅集订立“焚琴约”“禁酒令”等规则，表面是行为约束，实则是通过仪式感确立审美共同体的精神高度。王羲之兰亭雅集“一觞一咏”的节制，与当下某些网红为博眼球、赚流量，将《洗衣歌》演绎成低俗的“擦边”舞以故意制造“性暗示”话题，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舞蹈身体的“颤膝”律动被算法解译为“性征抖动”数据包时，传统“观之以礼”的审美距离彻底坍塌。

在媒介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的审美模式被打破，一种新的审美现象——“沉浸式审丑”逐渐兴起。某些网红通过媒介技术的怼脸拍摄、强烈感官刺激的“零距离”侵入，将观众置于一种低俗、怪异甚至丑陋的审美场景中，使观众在这种场景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快感。李渔时代的戏曲观赏，观众与演员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观众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来理解和思考戏曲的内涵，以审美活动实现道德教化。而媒介革命所形成的“沉浸式审丑”则消解了审美沉思所需的精神空间，不仅打破了传统艺术作品的时空限制，也使得彰显共同体审美价值观的仪式化沦为了“空洞的形式主义”。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沉浸式审丑”的现象也被迅速扩散开来。文艺创作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及自身的审美自律，警惕审美降级与价值观扭曲，明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道理，细微之处也能引发广泛影响，要对“丑”的现象进行反思与批判。通过对“丑”的批判性审视，分析“丑的本质”，理性反思社会现象，坚守审美底线，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与主流价值观念。

三、文化权力的悖论：从“以雅化俗”到“以俗反雅”

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强调“礼乐教化”，通过礼仪、音乐等形式来规范和提升人们的行为与审美。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忽视了底层文化的独特价值与创造力，容易导致文化的单一化与精英主义的偏见。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也曾提到“贵浅不贵深”。文艺创作应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气息，才能被更广泛的观众所接受。B站UP主“有山先生”以癫狂姿态吟诵古文，看似“俗”的表象下实为对文化经典的深情诠释。钱钟书曾说“雅俗乃古今循环之变”。雅俗的界限本就存在历史流动性，雅俗之辨应回归对精神内核而非形式标签的考察。

短视频平台的“零门槛创作”，貌似消解了传统精英阶层对“雅文化”的话语垄断，赋予草根群体表达权。但这种“民主化”并未打破文化资本的结构性不平等，反而形成了资本化的“俗文化”。《洗衣歌》的“擦边舞”获得百万点击，表面是草根文化的胜利，实则是资本对民间符号的“创造性毁灭”。也许创作者们最初有对雅俗二元对立的批判，却因缺乏价值建构能力，最终沦为资本流量池中的文化快消品。将《洗衣歌》低俗化不当演绎的现象，也是部分文艺创作者“刻意媚俗”解构主流审美所形成的雅俗秩序的民主化幻象，是草根文化的处境悲哀。

黄庭坚在《再次韵杨明叔并序》中提到“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或语言经过艺术加工，也可以呈现出高雅的境界。《唐宫夜宴》将古典舞与数字技术融合，既延续“乐而不淫”的雅正之美，又以“萌态”激活传统艺术的当代亲和力，证明俗文化中亦可生长出超越性的精神价值，雅俗可共生而非对立。近年来，云南本土的创作者们以传统山歌为载体，融合现代网络文化进行二次创作，虽被某些主流媒体批评“低俗”，但未尝不能看作是草根群体在持续不断的自我戏仿与重构中，打破资本规训的无形枷锁，对资本化的“俗文化”审美的戏谑反抗。

雅俗之辨的当代困境，是技术文明对人性尺度的考验。我们既需警惕以“反精英”之名纵容文化的犬儒主义，也要避免将“雅”固化为脱离现实的道德牌坊。或许正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既谈戏曲格律又论居室器玩，真正的雅俗之辨不在于划定禁区，而在于培育一种“于烟火处见明月”的审美智慧。在流量喧嚣中守住精神的重量，在众声喧哗里听见文明的回响。

如需引用本文观点，参考文献格式为：

王朝旭.雅俗之辨的当代困境与反思[M]//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4年度优秀文艺评论文集.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5: 26-30.

往期文章：

当“周星驰”不再是真的周星驰，谁来证明“你是你”？

张艺兴“魔改”《大花轿》：一场成功的经典“转译”

文艺批评何以“明道”？——重拾真实、现实与美育三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