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公共空间相关文献精读7:旅游驱动下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多维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of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sin Rural Space Reproduction Driven by Tourism
标题:Optimization Approaches of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sin Rural Space Reproduction Driven by Tourism旅游驱动下乡村空间再生产的多维环境优化路径研究
期刊:《applied science》2022年
时间:2022年12月
作者:Yingxing Chen, Qing Zhang, Difei Zhao,Sotiris Folinas,Wei Zhan
摘要:乡村旅游是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但其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乡村居住、人文、管理、经济多维环境的发展造成了冲击。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优化多维环境、激活乡村旅游的核心手段。本研究以“搬迁村”与“景居共生村”两类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乡村多维环境评价体系,揭示了旅游型乡村空间重构对本地多维环境的影响机制;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与乡村空间三重模型范式,提出了乡村多维环境的综合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旅游驱动的空间重构过程中,(1)“景居共生村”的多维环境发展整体优于“搬迁村”;(2)生态环境是旅游发展最直接的受益维度,而管理环境与经济环境是发展瓶颈;(3)“景居共生村”保留了更多乡村原生特质,对乡村旅游客群的吸引力更强;(4)“搬迁村”优化多维环境需重点关注居民空间需求、提升空间利用率、增强居民归属感;(5)“景居共生村”需化解旅游与居住的需求矛盾、完善多元主体驱动的空间再生产过程、重构乡村旅游背景下的邻里网络。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聚落空间重构;多维环境优化;空间生产理论
1、政策背景:2018 年,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等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完善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规划,乡村旅游正式成为乡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但在实践过程中,乡村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普遍面临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现实难题,部分地区出现了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环境可持续的发展偏差。
2、理论背景:空间生产理论是解析旅游驱动下乡村多维环境变迁的核心工具,现有研究已借助该理论,探讨了旅游目的地乡村变迁的过程、动力与内在规律,为乡村经济文化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撑。但现有研究对旅游驱动下,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空间生产过程差异关注不足,缺乏对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差异化发展机制的系统性对比分析,难以给不同类型旅游型乡村提供精准的发展指引。
3、实践背景:随着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聚落发生了深刻的功能重组与空间重构。多方利益主体的差异化诉求,引发了乡村生态、资源、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多维重构,部分乡村出现了生态空间破坏、人地关系失衡、乡村景观异质化、文化空间衰退、乡村性逐渐消失、资本主导生产空间等一系列问题。而良好的多维环境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前提,亟需厘清旅游驱动下乡村空间重构对多维环境的影响机制,破解发展中的现实困境。

4、问题提出:旅游驱动下,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空间重构对本地多维环境的影响机制有何差异?“搬迁村” 与 “景居共生村” 两类典型旅游型乡村的发展瓶颈与核心痛点分别是什么?如何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适配不同类型乡村的多维环境综合优化路径,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图2 研究范围
1、乡村多维环境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前提,旅游驱动下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本质上是乡村居住、人文、管理、经济等多维环境的系统性变迁过程,二者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2、旅游驱动下乡村空间重构的发展成效,核心评判标准是本地居民的多维环境满意度,其中居住环境是居民最核心的诉求,经济收入、就业环境与生态环境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三大关键指标。
3、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空间生产过程存在本质差异,“景居共生村” 的多维环境发展整体优于“搬迁村”,其空间再生产过程更贴合乡村发展规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也更强。
4、旅游驱动的乡村空间再生产中,生态环境是两类乡村最直接的受益维度,乡村旅游与生态保护可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而管理环境与经济环境是两类乡村共同的发展瓶颈,且二者的核心痛点存在显著差异。
5、乡村多维环境的优化不能照搬统一模式,需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三重模型,针对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特征,从空间形态、空间内涵、空间意义三个层面,制定差异化、可落地的优化路径。
1、构建了乡村多维环境量化评价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AHP),以居民对多维环境的整体满意度为核心目标,搭建了“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管理环境-经济环境”4 大准则层、14 项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实现了乡村多维环境发展水平的科学量化评估。
2、填补了不同类型旅游型乡村的对比研究空白:首次聚焦“搬迁村”与“景居共生村”两类最典型的旅游型乡村,通过控制变量的双案例对比,系统解析了二者在旅游驱动下空间重构对多维环境的影响机制差异,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乡村发展模式异质性关注不足的问题。
3、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应用场景:基于 Halfacree 的乡村空间三重模型,构建了“空间形态-空间内涵-空间意义”的乡村多维环境优化框架,将空间生产理论从乡村变迁的过程解析,延伸到了乡村发展的路径优化实践层面,丰富了理论的应用边界。
4、揭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多维环境演变的核心规律:明确了旅游发展中生态环境的正向增益效应、管理与经济环境的瓶颈制约作用,厘清了两类乡村发展的核心痛点,为旅游型乡村的发展困境诊断提供了扎实的实证依据。
5、提出了分类型的乡村多维环境差异化优化路径:打破了乡村旅游发展“一刀切” 的规划模式,针对搬迁村与景居共生村的发展特征,分别制定了全维度的优化策略,为不同类型旅游型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落地的实操指引。
4 研究方法分析


② 旅游发展诉求 vs. 乡村内生发展:旅游开发过程中,资本与行政力量主导了乡村空间生产,村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参与权、话语权严重缺失,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村民难以从旅游发展中持续获益,陷入 “旅游越发展,村民越边缘化” 的恶性循环。
③ 乡村性流失 vs. 旅游可持续发展:搬迁村的统一规划消解了原生乡村肌理,景居共生村也面临旅游开发中的乡土气息弱化问题,而乡村性恰恰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最终形成 “为了旅游开发,丢掉旅游根本” 的发展悖论。
第二步:构建 “评价体系 + 理论模型” 双支撑分析框架
① 搭建乡村多维环境量化评价体系:以居民对多维环境的整体满意度为目标层,划分居住环境、人文环境、管理环境、经济环境 4 个准则层,进一步细化为 14 项具体指标。通过 AHP 法完成权重赋值,其中居住环境权重最高,达到 34.48%,其次为管理环境(27.16%)、经济环境(23.71%),人文环境权重为 14.66%,明确了乡村多维环境发展的核心抓手。
② 锚定空间生产三重模型理论框架:基于 Halfacree 的乡村空间三重模型,将乡村空间解构为 “乡村地方性(空间形态)、乡村的表征(空间内涵)、乡村的日常生活(空间意义)” 三个维度,搭建了“空间形态-空间内涵-空间意义”的三维优化分析框架,为后续优化路径的构建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第三步:解析两类乡村的影响机制与发展困境
① 整体发展差异:景居共生村的居民综合满意度(69.89 分)显著高于搬迁村(63.73 分),4 大准则层得分均全面领先,14 项细分指标中 13 项高于搬迁村,仅政策支持一项略低,二者差距最大的维度为管理环境。
② 共同增益维度:生态环境是两类乡村在旅游驱动下的核心受益项。搬迁村依托景区生态保护政策,守住了优质的山水本底;景居共生村通过政府、村集体、村民多方共治,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乡村旅游与生态保护形成了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③ 差异化发展困境:搬迁村核心困境:土地流转后的村民生计保障问题。土地流转补贴不足以覆盖村民长期生活开支,村民失去了农业这一稳定收入来源,同时就业技能与旅游岗位需求不匹配,最终导致年轻人外流、村落空心化、房屋空置率高,村集体内生发展能力薄弱,对政府与外来资本形成过度依赖。景居共生村核心困境:政策供给与村民实际需求不匹配。政府支持多集中于村容村貌改造,缺少对村民自主经营旅游项目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同时建房管控 “一刀切”,严重忽视村民的实际居住需求,导致村民难以成为旅游发展的核心主体,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未能充分激活。
第四步:构建分类型的三维度优化路径
① 搬迁村优化路径:
空间形态:打造贴合村民实际需求的空间载体。待建区域规划前置调研村民生产生活需求,摒弃自上而下的主观规划;已建区域开展常态化维护与功能改造,盘活闲置房屋与公共空间,减少资源浪费,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
空间内涵:拓宽村民参与渠道,提升村集体话语权。搭建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充分吸纳村民在就业、补贴等方面的核心诉求;建立利益共享机制,鼓励村民以房屋、土地、技术入股;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培育村集体自主产业,降低对外来资本与财政拨款的依赖。
空间意义: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重塑村民多维归属感。科学划分功能分区,适配乡村空间使用规律;盘活闲置房屋改造为民宿、康养中心、文创馆等业态;深挖本土文化与民俗传统,重构邻里社交网络,让村民从“安置居民”真正转变为“社区主人”。
② 景居共生村优化路径:
空间形态:化解旅游观光与村民居住的需求矛盾。政府出台村容维护长期规划与持续资金支持,村集体拓展文旅相关产业提升自主维护能力;优化村民建房审批政策,简化流程、提供建设指引,兼顾旅游景观统一性与村民居住实际需求。
空间内涵:深挖乡村特色,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政府、村集体、规划方、投资方、村民多方共治模式,政策制定充分吸纳村民意见;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鼓励村民自主经营旅游项目,充分激活村民的主体作用,守住乡村原生特色。
空间意义:重构乡村邻里网络,唤醒乡土文化内核。通过政策扶持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缓解村落空心化;村集体牵头组织民俗活动、经营互助组织,培育邻里共同利益;重塑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的乡村价值,维系乡村熟人社会的人情内核。
1、从居民满意度视角来看,“景居共生村”的多维环境发展整体优于“搬迁村”,其乡村空间再生产过程更贴合乡村发展规律,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更强。
2、旅游驱动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生态环境是“景居共生村”与“搬迁村”共同的核心改善维度,两类案例地的乡村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了双向赋能的良性关系。
3、管理环境与经济环境是两类乡村多维环境发展的共同瓶颈,其中“搬迁村”的核心短板是土地流转后的村民生计保障问题,“景居共生村”的核心短板是适配村民发展需求的政策供给不足。
4、“景居共生村”比 “搬迁村”保留了更多的乡村原生元素,对乡村旅游目标客群的吸引力更强;村民收入来源兼顾农业与乡村旅游,收入渠道比“搬迁村”更多元,也更具稳定性。
5、乡村多维环境优化需坚持分类施策:搬迁村应重点打造适配村民需求的空间载体、拓宽村民参与渠道、提升空间利用效率与村民归属感;景居共生村应重点化解旅游与居住的需求矛盾、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展、重构乡村邻里网络。
7 收获与启发
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首先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的村民。无论是搬迁安置还是就地改造,无论是空间规划还是产业发展,都必须把村民的需求、利益与主体地位放在首位。脱离村民的乡村建设,哪怕建得再漂亮,也只会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忽视乡村性的旅游开发,哪怕短期流量再高,也终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1] Ye, L.; Wu, Z.H.; Wang, T.; Ding, K.L.; Chen, Y. Villager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Empirical study of Suzhou in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area.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 11472.
[2] Esch, T.; Heldens, W.; Hirner, A.; Keil, M.; Marconcini, M.; Roth, A.; Zeidler, J.; Dech, S.; Strano, E. Breaking new ground in mapping human settlements from space-The global urban footprint. ISPRS J. Photogramm. Remote Sens. 2017, 134, 30–42.
[3] Zhang, L.; Huang, C.; Zhao, D.; Du, H.; Lu, Q.; Yu, H.; Yu, Y.; Chen, Y.; Zhang, M. Design optimization for urban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hain, anti-planning and barrier free design: The unity of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benefits. Fresenius Environ. Bull. 2021, 29, 9095–9102..
[4] Jiang, L.; Wang, L.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vironment. J. Environ. Public Health 2022, 2022, 4095446.
[5] Wang, J.; Zhou, F.; Xie, A. 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on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Wirel. Commun. Mob. Comput. 2022, 2022, 6113324.
[6Xie, Y.; Meng, X.; Cenci, J.; Zhang, J. Spatial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1470 national leisure villages. ISPRS Int. J. Geo-Inf. 2022, 11, 455.
[7] Nie, C.; Liu, Z.; Yang, L.; Wang, L. Evaluation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ourism-based countryside. Land 2022, 11, 1466.
供稿 | 姚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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