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文化遗产协同活化机制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文化标识建构

杨忍1,2,3,4，葛语思1,2，何琼峰5，林元城1,2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中山大学乡村振兴联合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3.中山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275；4.中山大学土地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275；5.中国旅游研究院，北京 100005)

0 引言

线性文化遗产（linear cultural heritage,LCH）是以广域线性空间为载体，融合多元文化特征的遗产集群体系[1-2]。其概念始于20 世纪初期西方以景观廊道对历史遗址的串联实践，经国际文化路线体系构建形成以生态遗产廊道（heritage canal）与跨区域交流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等为主导的全球性保护范式[3]。鉴于线性文化遗产大尺度特性下的旅游开发整体叙事弱化与文化脉络断裂等困境，各国持续探索科学的空间治理路径，关键措施涵盖局部功能保护性延续、历史设施改造与保护性展示、慢行与休憩功能植入、餐饮与零售等新业态植入与社区连接参与等[4-5]。国际层面基本形成“遗产联护-生态建设-旅游活化-社区植入”的综合框架，并逐步向依托数字技术的遗产资源精细化保育、虚拟展示与沉浸体验等纵深维度拓展[6]。与此同时，鉴于农村地区的文化资本属性日益突出，文化线路在提升乡村地区遗产价值、促进地方对话交流方面的综合效能受到重视[7-8]。在中国语境下，古驿道作为典型LCH 类型，综合了生态和水利工程、军事和防御工事、交通和商贸线路等多种现有线性遗产类别[9]，所承载的驿传制度肇始于周代，成型于秦汉时期，兴盛于唐宋，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是中央政府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统治而设立的机制，涵盖驿、传、亭、检署、卫所等机构，至民国才逐渐消亡[10]。驿道交通网络串联村、镇、县等聚落空间，交通效能与聚落防御或开放体系呈现动态博弈，对提升行政效率、促进商业繁荣、加速人员流通与文化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是与政治、军事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相联系的文化景观[11-12]，这一高度复合特性使得古驿道的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在国际线性遗产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近年来，以广东省、山西省、福建省等为重点区域，依托驿道线性文化遗产线索，探索局部线性遗产要素如何塑造传统村落组织形态的研究增多。传统村落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关键场域，其空间格局深受地形、交通、水系及传统营建智慧综合影响，集中承载了“就地取材”“礼制优先”“天人合一”等传统价值观，呈现独特的集聚规律[13-14]。现有研究表现出多视角探索特征，如马聪等从形态学视域出发，对比分析了滇缅驿道商贸功能介入的村落与普通农业村落，指出前者具有规模更大、结构中心更为外向的特点[15]；董艳平等、邱族周等侧重卫星影像解译、地形分析等地理研究方法，探讨了驿道布局、地形地貌与村落兴衰间的密切时空联系[16-17]。这些成果从宏观层面初步证实了古驿道与传统村落存在紧密联系，但缺乏对不同研究范式（如形态学、历史地理学等）的系统性比较与整合。南粤古驿道（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SCHT），作为1913 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路，涵盖水路和陆路、官道和主要民道等类型，串联境内大量城市、乡村与自然地区[18]。以其为基础开展的“古线串古珠”乡村活化模式成为广东省破解乡村地域分散、单个乡村资源有限以及产业布局、资金投入难问题，形成系统性对外文化展示窗口的创新路径[19]。目前，广东省对驿道沿线资源的发掘与保护工作，以及基于体育赛事、乡村文旅、土地整治等模式的活化工作已取得进展[20-21]。现已发掘14 条驿道主线、56 条驿道支线超500 km，200 余个驿道遗存，串联历史文化城镇村等关键人文遗迹近千个。但整体问题仍旧突出。从资源挖掘看，现有工作仍聚焦实体驿道线路的勘测识别，对驿道所承载的深层生态价值与人文内涵关注不足，再生性物质空间脱离历史语境，导致叙事逻辑断裂。沿线传统村落往往被简化处理为零散、均质的点单元，缺乏对其内部物质遗产构成异质性、文化谱系多样性及其空间协同效率梯度差异的系统性解构与评估。从实践成果看，多数驿道沿线特色村的保育工作仍局限于对局部驿道遗迹记述层面，在保护性修复、多功能活化、社会介入等层面落后于国际水平。尽管部分学者尝试从人员协调、空间组织等角度提出协同活化框架[22-23]。然而，这些探索多停留在单一村落或局部驿道尺度，缺乏基于广东省全域空间尺度的系统性研究，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区域“道-村”关系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内在驱动机制。鉴于系统性研究的缺失，文化标识的提炼仍旧碎片化，难以支撑强有力的区域性文化品牌建构。当前研究对如何整合多元、异质的“道-村”遗产要素，提炼具有高度辨识度与共识性的文化核心标识，尚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评估。

文化标识是特定群体或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特征的总和，具有象征性或代表性的符号、标志或元素，拥有物质与非物质两种形式，是群体独特性与认同感的重要构成与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24]。不同维度的线性文化遗产依据物质载体、叙事逻辑，以及环境迭代等产物的主要差异形成多层次的标识体系，在我国现有线性文化遗产的标识解构中，物质载体通常包括构筑物、关联遗址等实物遗存，叙事逻辑通常指线性空间所承载的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涵，主体与环境的迭代响应则表现为文化主体以该线性空间为生产资料进行再生产形成的新样态，其产物通常脱离原定时空限制，反映核心文化基因的当时表达[25-26]。以古驿道为线索的沿线传统村落文化标识研究不仅是乡村文化资源挖掘和活化的生动实例[27]，更是对具象空间表征的提炼与表达的实践探索，其体系建构需立足于对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度解析[28]。然而，目前中国乡村文化标识体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虽涉及乡村聚落风貌保护[29]、文化基因符号识别[30-32]、农业遗产保护活化[33-34]等多个领域，但针对广东3大语言谱系聚落的研究多囿于族群迁徙视角，尚未形成基于线性遗产的活化逻辑，导致旅游形象建构偏差[35]。鉴于此，本文以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主要线路与2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系统整合历史文献考据（历代典章制度与地方志）与空间分析技术（核密度分析、可达性网络建模、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聚类），通过分阶段交通参数化建模（基于历史文献考据设定不同时期水陆运输速度及地形修正系数）与历史文献互证，揭示线性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协同关系，构建基于物质载体、叙事逻辑、环境迭代3类空间表征的文化基因解译体系。研究为解析南粤古驿道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动态关联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为广东省串联碎片化文化资源、重构地域文化叙事逻辑以及建立遗产活化的适应性迭代路径提供支撑，拓展了线性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模式。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AI配图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涉及的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主线包含驿路和主要民道两类，前者由历朝政府设卡管辖，后者为民间自发开辟的关键道路，并未涉及诸多民间私路。线路资料来源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驿道乡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纂的《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与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广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2021 年局部古驿道景点矢量数据。其中，《驿道乡情》提供了各县截至2016年发掘的历朝国家设置的驿道，以及驿道和主要民道的基本走向栅格数据，并明确了50多处驿站和驿铺的现状分布位置；广东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则提供了包括秦汉古道（阳山段）、潮惠古道（惠东高潭段）、西京古道（英德段）等在内的26 处古驿道片段的矢量数据。研究以矢量化处理的《驿道乡情》“广东省古驿道基本走向示意图”作为基础工作数据层，利用已明确的驿铺分布位置、驿道遗存分布位置、古驿道局部景点矢量数据以及水文数据进行校准，进一步提高线路精度，并区分陆路与水路。以《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与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对主要线路及其周边支路进行了命名。研究中涉及的6个批次2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单及有关资料，来自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平台、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资料全集《全粤村情》、南粤古驿道网（https://www.nanyueguyidao.cn），以及各区县的实地调查一手数据。通过百度坐标拾取工具，经矫正后获取了中国传统村落村委会所在点或旧村中心点的坐标位置。此外，本文涉及的数字高程模型（30 m分辨率）、地形地貌和水文数据等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村庄聚落卫星影像数据来自World Imagery Wayback（截至2023年6月）。本文对所收集的文本资料进行分类梳理，明确2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所在地、成村年代、立村动机、主要民系、选址特点、聚落空间形态、现存驿道遗迹、特色民系景观等信息。

1.2 研究方法

研究提出以下两条核心假设作为分析基础。假设1：传统村落核密度分布与古驿道可达性显著正相关；假设2：南粤古驿道与传统村落的空间协同关系及其主导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显著差异。研究通过系统整合历史文献考据与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初步统计验证→时空协同模拟→历史文献深化→空间表征解译”研究框架，用于剖析线性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塑造过程，并最终构建基于两者协同关系与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化标识分类体系，研究包括以下具体步骤。1）初步统计与假设1初步验证：292个传统村落与南粤古驿道主线的平均距离为4.10 km（标准差=5.07），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3.51,4.68]km。该结果表明，村落分布与驿道存在空间邻近性，为假设1 提供了初步支持，后续需通过空间统计方法进行更严格的验证。2）阶段划分：基于立村信息与驿道建设考证，划定3个关键期。秦汉至宋初（公元前221—959 年），宋至明初（960—1367 年），明至民国初（1368—1912年）。3）数据基础：使用邻近分析统计各村落与邻近古驿道、古驿道交通节点（水陆交点、线路交点）及邻近村落的欧氏距离。4）模型构建：分阶段核密度分析与驿道可达性网络建模。自隋唐时期起，陆路驿传主要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3 类，各类设有不同的程限要求。参照《新唐书》卷四十六驿制与《梦溪笔谈》卷十一递送体系①，以全国性制度速度作为基准值设定参数，南粤地区遵循该执行框架，其中，陆运参数，秦汉至宋初取常规速度1.15 km/h（《唐六典》卷三：“凡陆行之程：……步及驴五十里”）；宋至明初取常规速度4.65 km/h（《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七：“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明至民国初取常规速度7.20 km/h（《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八：“凡铺兵递送公文，昼夜须行三百里”），参考《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分期换算。水运参数取内河基准速率9.63 km/h，该速率基于全国内河（含珠江水系）非动力船实测均值，适用于南粤主干河道[36]。与此同时，为验证陆运速度参数设置的合理性及其对空间分析结论的影响，本研究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急递场景，参考《唐六典》卷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七、周明帅[37]研究成果设置三阶段急递场景，即陆运速度上限为1.60 km/h、12.00 km/h、14.40 km/h。结果显示，其通行速率差异显著小于历史阶段变迁导致的交通效能提升，且常规速度参数更能反映南粤乡村日常的交通联系，因此该速度参数具备一定合理性。此外，地形修正取平原、台地与山地阻力系数为1.0、1.5、2.0，以此量化岭南地形阻碍，涵盖粤东北（山地）、粤西（台地）、珠三角（平原）主要地形，体现地域特殊性。5）空间分析与假设1、假设2 检验：对驿道可达性（1/时间，h-1）和村落核密度进行Zscore 标准化后，采用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聚类（bivariate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clustering，bivariate LISA）识别4 类显著区域（p<0.05），聚类结果分别代表传统村落分布与驿道交通可达性的高-高协同（HH）、低-低协同（LL）、低-高规避协同（LH）、高-低非协同（HL）区域。稳健性检验方面进行空间权重调节，对比无权重与K近邻法（K=6）空间矩阵下的莫兰指数及聚类数量变化，显示Global Moran's I 在3 个阶段分别为0.563 与0.570，0.073 与0.069，-0.001 与0.001，差值均小于0.05，结果具备稳健性。6）校验补充：以历史文献补充验证其协同关系，弥补国家级传统村落评选标准与历史遗存不均衡的影响，进一步划分传统村落协同发展类别。7）标识解译：遵循“文化本底→协同关系→环境响应→空间表征”的文化基因解译逻辑，结合卫星影像解译，从公共设施拓扑（驿道设施与村落空间建设的关系）、建筑肌理传递（建筑群形态的共性规律）、建制理念演化（地域性营建范式的历时性特征）3个空间表征维度出发，最终形成以物质空间载体、文化叙事逻辑与主体-环境迭代特征为核心的文化标识体系（图1），该体系以驿道与村落协同关系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为建构基础。

图1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文化标识体系建构逻辑Fig.1 Logical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symbol syste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long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2 传统村落与南粤古驿道的协同关系

基于南粤古驿道可达性与传统村落分布的时空模拟，研究初步验证了核心假设（图2）：秦汉至宋初阶段，村落选址主要集中于粤北山地与珠三角通海地区的高可达性驿道节点周边，此阶段距驿道主线4.1 km内（统计均值）村落占比达64.28%，三维散点图显示，村落基本分布在临近驿道的面域上。Bivariate LISA 分析显示，Global Moran's I= 0.563,HH 聚类仅占3.52%，呈点状分布的极化协同特征，LL聚类占40.10%，呈外围区域的协同规避特征；宋至明初，空间相关性急剧减弱，但仍微弱正相关（Global Moran's I=0.073），商贸网络驱使村落沿驿道形成3 类协同关系。一是在北江、东江、南江（西江支流）等水道汇流区，HH 协同区显著扩张（占比6.45%），LL协同区仍广泛存在于珠三角外围（占比40.11%）。二是在可达性整体较低的区域内部，如韩江-汀江、粤闽、潮惠、潮惠下路等东西向干线沿线出现紧邻驿道的“链珠式”村落，三维散点图显示，尽管紧邻驿道线的村落仍占多数，但邻近水陆节点与其他村落的村落比例显著增多，闽琼移民推动水陆节点村落增生，村际联系增强，村落开始沿干线向节点外围拓展。三是在粤北清远与粤东地区开始出现村落密布但可达性相对较低的LH规避留存区（占比13.48%）；至明至民国初期，虽然“三近”村落仍为主体，但出现相当比例分布在距邻近驿道或节点非零但非常邻近其他村落的村落，反映村村联系成为重要选址动力，全局空间相关性消失（Global Moran's I=-0.001），HH 协同（占比0.87%）仅以极小斑块残存于珠三角外围的东西向道路节点处，LL协同（占比30.87%）仍是主要显著类型，集中于粤西，LH 规避留存区域（占比10.74%）在粤东范围显著扩张。新建始兴-清化-翁源古道（北江通往珠江的主要线路之一）、台山-海口埠古道（新会至阳江的通海支线之一）、怀封-鉴江等古道沿线村庄密布，资源导向型村落开始向支线末端及旧村外围扩散，推动协同路径向网络化演变。这种“点状极化→轴线扩散→网络蔓延”的协同路径演变，反映出传统村落选址从被动迁移向主动适应交通网络发展、社会环境和资源禀赋的综合转变过程。

图2 南粤传统村落与南粤古驿道分阶段协同关系分析图Fig.2 Analytical diagram of the phase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站下载的审图号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1 秦汉至宋初：设施功能主导节点村落形成

秦汉至宋初阶段，古驿道与传统村落的协同性最强，但空间异质性极高，核心节点主导的“设施功能依附型”协同模式显著。这一格局的形成可追溯至秦代岭南通道的开拓，湖南/江西-广东连州/南雄-（北江）-珠三角，以及湖南-广西-（西江）-珠三角等核心干道初步奠定了中原与岭南间的海陆联运体系，沿线村落的空间分布受军政管控与商贸流通双重机制塑造。1）军事驻防形成的防御性聚落。水陆交汇处的军事驻防催生关隘型寨堡，如粤赣古道林寨村（南越赵佗驻军营寨）、清远丰阳村、汕头隆城村（唐末归隐地）等均采用排式或阵法布局强化防御功能。局部地理单元存在特殊的防御型聚落（如南岗古排村、油岭村），采取高海拔、相对偏离驿道的分散布局以规避统治。2）商贸活动催生外向型的圩市商埠村落，作为乡村特色交易市场。《南越志》记载：“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①西京古道中枢韶关大桥村形成“驿铺-商道-民居”一体化空间格局（《猴子岭石亭叙》碑刻：“是岭也，上通三楚，下达百粤，必由之路，离大桥民居相距十里”）。佛山逢简村（蚕丝水运码头聚落）、中山鳌山村（黄圃墟市通道）、汕头程洋冈村（凤岭古港）形成“码头－货栈－商街”的外向型空间组织（《潮州府志》记载：“旗岭（凤岭）港……自韩江发源而来，凡来往客舟多泊于此。”②）。该时期村落通过设施功能与交通网络的深度协同获取资源流通优势，又因偏离高可达性节点形成独特的文化地理遗存，印证了传统村落作为古驿道物质载体的特征。

2.2 宋至明初：制度调适推动沿线村落兴起

宋至明初阶段，协同模式从点状极化向沿干线“轴线拓展”转变，商贸、政权更迭与大规模移民等事件成为新动力。交通重心南移与南北廊道强化、海陆联运体系拓展及盐业官商联运机制共同提升了跨区域资源供给效能，推动交通干线沿途村落兴起[38]。1）交通制度完善持续驱动功能型村落兴起。广东境内多次组织沿路驿馆、递铺、庵庙和茶亭等设施建设，催生调丰村、老滂塘村等配套服务型聚落[39]51-64。2）商税征收网络强化“粤盐赣粮闽茶”贸易及海上丝绸贸易廊道，梅州市的成文村、河源市的大湖寨、潮州市的龙湖古寨等节点聚落发展为商税检所，广州黄埔古村、中山市雍陌村和古鹤村等沿海商埠拓展，使得商业开放与防御并重的特色空间布局在南粤地区传递[40]。3）官员避籍制度随着集权重心的南向移动成为重要立村动机，清远东村（胡天瑞立村）、黄村和汕头市的柳岗村等体现“山水择址”理念的士大夫营建范式[41]。4）两宋至宋元交替下的人口迁徙重构族群分布格局。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等事件促使中原士族沿粤东古道迁入，并沿线建立军政据点。《揭阳县志》载孙乙立京北村：“立籍渔湖之京冈。”①另有揭阳市的长美村与汕头市沟南社区等，多为以宗祠、书院等为中心的驿道轴线式布局村落。移民潮推动梅州富坑村、韶关古夏村等移民聚落向南粤腹地沿线布局[33]。至明初，广佛地区村落群（据传多为珠玑古巷移民后裔）通过路网强化村际联系，由寨堡调适形成的礼制主导村落样式多元。传统村落空间格局趋于复杂化、区域分化强化。

2.3 明至民国初：多元动力驱动村落网络化蔓延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驿道与乡村协同路径演变为“网络蔓延”，动力机制多元化，包括防御、资源开发、税制规避与侨乡文化等，驿道可达性对村落分布的整体约束力减弱。随着交通网络基本完善，驿站建制最多时达109处，驿道系统通过军事管控、商贸转型与增地发展共同推动聚落向低可达性的边缘区域扩散，构建了政府直统边疆的核心工具。1）政府与民间防御体系强化村落空间防御功能。交通要道上的村落更多地作为检查与防御场所兴建，并承担屯田筑堤的任务[42]。朝廷沿关隘设置巡检司管理盐运，河源水背村因之存续[43]。又由于沿海地区频受倭寇侵袭，海防建设催生卫所聚落，广东境内陆续设15 卫52 千户所[39]75，包括深圳市的鹏城村和潮州市的大城所村，《广东考古辑要》载大城守御千户所“先是元伐日本南人，留其地者以数万计。习水道游掠海滨……至是命安陆侯吴杰于海滨训练士卒，置城守御。”②倭寇侵扰更驱动沿海居民内迁垦荒[44]，民间防御同步强化，《仁化乡土志》记载翟火姑起义：“自是乡民结寨，逢保野，无聚贼……不窥城而谋攻各乡矣。”③中原移民与本土越人通过筑寨御匪、兴修水利形成防御共同体。2）客家、百越民族与侨乡文化交融丰富聚落形态。侨乡村落通过西洋塔楼与蚝壳墙的材质创新，实现建筑美学的在地化转译，台山海口埠东宁村等出现骑楼、碉楼等复合建筑样态；东江-潮惠古道沿线出现“前店后宅”模式，催生出兼具城寨建制与畲族、瑶族防御样式的独特村落。3）资源开发与税制规避导向下的民间私路拓建，丘陵地带涌现散居聚落。《兴宁县志》提到：“土人喜乡居，曰宜田也。父子必分异，为子买田一庄……环居皆田。”④乡村圩市成为税饷单元，《连平州志》记载：“市虽数处，俱系粮田，灌溉不及，弃之则粮无所出。因设墟，以输饷。”⑤该时期，驿道系统既作为国家权力延伸工具推动边疆整合，又因防御需求与民间私路拓展形成去中心化趋势，环境适应与村-村内生联系增强，进一步支撑了协同关系的阶段差异性假设。

3 古驿道沿线村落的空间互动机制及文化标识建构

3.1 驿道网络演进与村落空间的互动机制

基于上述时空模拟结果，进一步解译文化标识的形成机制。南粤古驿道沿线村落的空间形态系功能主导、事件驱动与主体环境响应3 种机制综合作用的产物（图3）。

图3 基于南粤古驿道与村落协同关系的传统村落空间表征解构Fig.3 D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and village

3.1.1 功能设施主导塑造节点物质空间载体

设施功能引导所在村落演化形成具有交通、政务、军事与商贸等复合功能的服务节点，其空间格局通常受限于交通区位需求与服务空间范式（图4）。1）交通设施主导村落（道、桥、津、渡、祀为核心）通过水陆衔接与祭祀空间复合，形成线性肌理。2）政务服务主导村落（巡检司、驿、铺建制）空间组织呈现标准化范式。依据《广东考古辑要》记载“其路险巇可以固守，其上平坦可以屯兵，其原野宽衍可以耕种”范式⑥，构建“官道－支巷”鱼骨式布局。3）军事防御主导村落（石兰寨、东村）遵循“择险而居，据要而守”的原则，形成向内围蔽的防御性城寨布局，以环状寨墙与十字主街形成防御界面，官署中心化布局强化空间统御。4）商贸交互主导村落通过骑楼系统与“类城寨”形态实现商贸功能外溢，内陆盆地以船形布局形成天然围合，沿海商埠（如台山海口埠）则呈现棋盘网格状拓展。

图4 南粤古驿道节点上的功能性村落的空间表征Fig.4 Spatial morphology of functional villages at nodes of the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注：示例图源于“文史广东”“南粤古驿道网”等官方网站与地方调查资料。

3.1.2 事件驱动传递沿线建筑肌理共性特征

古驿道沿线村落建筑肌理的显著同构性与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叠加密切相关。通过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资料的整合，研究系统梳理出军事驻防类（岳家军驻军、王阳明剿匪）、文人宦游类（苏东坡谪迁旅粤）、政权更迭类（宋末少帝南奔、珠玑巷避战南迁）与商贸流通类（粤盐赣米闽茶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等关键标识事件。

此类事件通过3类路径影响空间表征。1）物质与文本遗存（井、亭、桥、碑、楹）的历时叠加塑造公共空间，如粤西调丰村的东坡井、双村神牌供奉等遗存，反映出苏东坡谪迁事件对村落公共空间的塑造。2）依托行动轨迹与贸易路线形成空间功能定位，湘粤古道连州段由“岳家军驻军”（《广东省志·大事记》载：“岳飞大破曹成……飞亦至连州与张宪会合”①）延续以石兰寨（前沿寨堡）、东村（后防基地）及黄村、卿罡村（退伍军屯）等为代表的寨堡体系；粤赣古道由“王阳明剿匪”事件（《赣县乡土志》载：“王阳明平巨寇、启儒宗、设学校、化愚氓”②）推行外设商业廊道、内部保留围龙屋、商贸节点（茶亭）与防御单元（土楼）共存的“儒防同构”体系。3）伴随人口迁徙实现跨地域文化传递，“珠玑巷南迁”“宋末少帝南奔”影响下的北江-西江官道、潭江-台山段沿线村既保留向内围蔽的公共建筑，又通过书院建筑群的扩建强化宗族认同。最终，在事件发生的节点辐射区与线性迁徙片段实现特征传递。

3.1.3 环境响应驱动建制理念演化与空间分异

南粤乡土景观的同源异构特性，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空间实践，族群互动与地理环境共同塑造了差异化空间范式[45]。1）军事冲突影响区普遍采取内向型空间策略。在粤东北客家与百越族群交汇的客家文化片区，资源充沛的河谷地带形成完整城寨结构，而山地边缘区则呈现离散化简易形制[46]，并通过与本土和西洋风格的融合，实现防御技术迭代。2）贸易线路分布区呈现外向型空间特征与对建筑的文化装饰的重视。省内南迁、西迁与本土族群集聚等线路交汇区既保留客家建筑形制，又融入商帮文化元素。在由闽通海入粤与省内西迁交汇的福佬文化片区，聚落又基于防风防盗的现实需要，遴选适宜生存区，有机组合城寨体系与外围商贸空间。3）文人主导建设区体现环境择优与礼教核心化。在由湘入粤、省内南迁与西迁线路交汇的广府文化片区，村落多建有规模化的礼教空间，并基于河涌交通体系，进一步形成梳式、鱼骨式、放射式等多元形态，“烧番塔”“关帝炮会”等反元暴政活动衍生的民俗存续，体现“金马家风”“忠义尚武”等文化的空间实践。

综上，传统村落不仅是中华文明营造智慧的生动体现，更是南粤线性文化遗产主导下文化互动的物质见证。通过解构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的空间表征，本研究揭示其文化标识体系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历时演进特征。南粤地区乡村文化的多元性根植于赣、湘、闽等地移民输入的儒家礼制文化、南粤本土文化的在地传承以及海外侨民引入的舶来要素。多元文化基因在古驿道与传统村落的协同作用下催生出特色空间形态：一是依托交通节点形成的功能型公共设施；二是因军政事件或商贸活动形成的共性建筑肌理；三是基于民系特征与环境响应衍生的多样化聚落形态。

3.2 沿线村落文化标识系统的建构与层级表达

研究构建了以物质载体（功能导向型标识）、叙事逻辑（事件记忆型标识）与主体-环境迭代（民系特征型标识）为核心的文化标识系统（表1）。

表1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文化标识体系Tab.1 Cultural symbol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long the SCHT

功能导向型标识（A 类～D 类）是覆盖全域驿道系统的物质空间基底。以村落公共设施为载体，沿交通线设道、桥、津、渡、祀等设施（A 类）；在山地河谷隘口筑寨堡（B1类）、在滨海要地建闸门或守御千户所（B2 类）等军防功能设施，并与民居融合；政务功能设施分为巡检司（C1 类）与驿铺（C2 类）；商贸功能设施以内陆圩市（D1类）与沿海商埠（D2类）为主要遗存。该标识以形态特质与空间分布为其他标识提供基础框架与物理约束。

事件记忆型标识通过对功能导向型标识的选择性利用与重构，赋予空间特定的历史叙事和文化内涵，是物质载体的集聚场域。军事驻防事件，通过防御组团的强化或改造，记录布防策略（B1 类、C1类）；文人宦游与政权更迭事件，通过官署核心化布局与功能分区明确的城寨建设（B2类、C2类），赋予场所特殊的政治或文化意义；商贸流通事件，塑造了“类城寨船形布局”与“棋盘式商贸街区”等极具事件特色的复合肌理（D1类、D2类）。

民系特征型标识是各族群基于特定功能基底和事件记忆，在长期适应岭南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的兼具地域共性与民系特色的营造范式与文化表达，地域统一的空间表征为“天人合一”与“多元一体”（A 类～D 类）。具体来看，由湘入粤-省内南迁、西迁线路交汇片区（B类），依托军防设施，以金马家风、关帝炮会等为特色，体现广府民系在既有防御性空间基底上对礼制空间与地理适应的双重考量；由赣入粤与本土族群线路交汇片区（C1类），依托政务功能设施，以王阳明文化、儒商文化等为标识，反映客家民系在政务与防御复合功能需求下形成的内向防守与对外交互兼具的布局特征。省内南迁与本土族聚交汇片区（C2类），以驿铺节点为集中展示空间，以东坡文化为代表性民俗，在驿传制度框架下，通过等级化礼制空间与文化装饰呈现民族文化的杂糅特质。由闽入粤与省内南迁线路交汇以及通海片区（D类），在沿海商埠功能基础上，结合买办文化、侨乡文化等，融合本土与西洋样式，形成以商贸功能为主导的复合城寨结构。民系特征型标识既受前两类标识的物质与意义框架制约，也通过其创造性利用和转化而得到强化，B 类向D 类的转型揭示功能属性在军事与贸易事件驱动下的历时转换关系，C 类与D 类传统官署与西洋样式的并置反映特定历史事件和环境交融作用下的文化迭代更新。

最终，在驿道功能限制、军政事件驱动、山水条件约束以及民系交汇作用下，形成了“交通节点-线性廊道-同底片区”的文化标识层级结构，这一结构清晰地体现了3 类标识在空间尺度、时间维度和文化内涵上的叠加与协同演化机制。

3.3 基于文化标识体系的村落协同活化路径

对线性文化遗产本身以及沿线各种类型遗产进行统一保护与联合开发是目前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的重点话题，旨在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47]。本研究构建了以功能导向、事件记忆与迭代特征为核心的文化标识体系，为破解行政边界限制、实现跨域协同活化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其核心协同逻辑为以功能导向型标识为空间图底，通过3类标识在空间、叙事与主体实践方面的深度耦合，形成南粤古驿道与辐射区域文化资源的有机串联。具体技术路径以线性文化遗产理论为指导，从空间重构、叙事建构与价值协同维度，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活化模式。

1）物质空间重构方面，建立“节点-廊道-片区”梯度化物质空间载体体系，系统性推进公共设施保护与功能更新。重点保育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交通枢纽（道、桥、津、渡、祀）、政务节点（巡检司、驿、铺）、商贸遗存（圩市、商埠）及军政要塞（寨堡、守御千户所、闸门）4类功能导向型标识（A类～D类）。立足村落相对沿线其他自然区的人口与资源优势，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原历史空间肌理。针对军政类遗迹着重修复防御体系空间格局，再现各时期军政、海防治理智慧。商贸类遗迹创新植入文化交流功能，深度关联商贸流通事件（如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及民系商贸文化特征（如潮汕买办文化、客家儒商文化）等打造新型文化空间。同步运用微更新手法修复断裂廊道，结合主题越野徒步赛事激活线性空间活力，沿驿道轴线布局文化驿站与研学基地。特别关注古驿道与传统村落历史分布形成的“高-高”与“低-低”强协同区，打造文旅融合示范点。以珠三角岐澳古道雍陌村商贸节点为例，2021 年起，雍陌村启动雍陌上街（百年石板商业街）建筑修复改造工程。首创“两式十类”工艺修复表（按屋顶、灰塑彩画、青砖墙面等10 类部位划分，匹配岭南传统工艺），完成16栋传统风貌建筑和21栋现代民居统一修饰。并以古建筑为载体，引入咖啡、冬瓜酥、茶饮等轻餐饮及民宿、非遗项目等新业态12 个，书房、展馆等公益性场所7 处，形成“康睦里”400 m特色巷道与“雍·梦”悦享集市。在智慧赋能方面委托中国电信量身定制数字乡村智慧平台，集成党建村务、景观特色、便民服务等功能。同时，与镇属文旅企业合作成立中山市雍和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岐澳古道为轴，以雍陌段为核心串联桂南村（生态田园休闲段）、塘敢村（民俗记忆工坊段），形成“香山古韵”示范段，显著提升辐射连接段绿化与服务点建设水平。

2）文化叙事建构层面，系统梳理驿道沿线非物质文化样态，建立事件、人物、线路与村落（遗产）关联数据库，持续挖掘典型驿道关联事件，丰富事件记忆型标识。重点开发4 类主题线路，通过深度结合数字技术实现文化基因可视化与沉浸式体验，实现碎片化文化资源的主题化重组。一是在功能导向型节点布设全息投影与数字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实现场景再现。聚焦文人宦游事件（如苏东坡谪迁旅粤），构建诗路文化遗产廊道；挖掘军事驻防或政权更迭事件（珠玑巷南迁避战线、宋末少帝南奔线、王阳明剿匪线、岳家军驻军），形成忠义文化、理学文化、儒家文化传播轴线。活化商贸线路（粤盐赣米闽茶贸易线、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南粤商贸体验线。二是开展线上线下交互的叙事空间营造。将潮剧潮乐、客家山歌、英歌舞等民间曲艺，烧番塔、关帝炮会等民俗活动引入线路运营。深度解读4大民系文化内核。对其中广府民系金马家风、忠义尚武，潮汕民系买办文化（侨乡文化、天后信仰），客家民系阳明文化（儒商文化），雷州民系东坡文化（崇文重教理念）等丰富的精神内涵进行数字故事地图、互动装置、沉浸剧场等可视化呈现。以B 类军防设施关联类标识为例，从空间类别看，林寨村、石兰寨村等排式、阵法式，京冈村、古鹤村等官署中心村，大城所村、鹏城村等明清卫所反映了不同时期民间防御工事与官方营建样式的杂糅博弈，叙事活化需回应该特质。从功能流线看，以粤北湘粤古道连州段岳家军驻军故事为例，石兰寨箭楼靶场、东村村粮仓、黄村退伍军屯、卿罡村阵法布局等物质遗构的场景复原与叙事增强需体现各自逻辑差异，最终通过跨域主题线路（如金马家风、忠义尚武）实现联动活化。

3）区域价值协同方面，以功能导向型标识为基础，以事件记忆型标识为连接骨架，以民系特征型标识强化身份认同，通过组团发展与辐射带动等方式，凝聚地域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及民风民俗的共性，打造跨行政边界的特色乡村文化品牌集群。广府忠义文化示范区侧重军事遗产活化利用，潮汕侨乡文化区聚焦海丝贸易价值转化，客家儒商体验区发展商帮文化研学，雷州文化遗产区打造东坡文化IP。依托“核心村落+叙事线路+辐射区域”组团发展模式，创新3大协同机制。在权属整合方面，以村企、镇村、市镇村合资等多元合作形式成立跨域文旅平台，整合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克服行政壁垒、权属分散、标准不一、利益分配复杂等制度障碍。在具体实施时序方面，以关键节点村为突破口，实施标杆性道-村协同项目。采用跨区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物业统购统租、村民与第三方物业或技术入股、积分制兑换业态经营权等形式整合资源。在标准统一方面，由省市级文旅部门牵头组织长效化沟通机制，统筹道-村产业链。依托差异化、梯度化的文化标识体系，制定并推广《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适应性利用导则》，明确从空间修复、技术植入到利益联结的关键路径，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文化遗产经济转化效能，扩大“古线串古珠”模式的辐射范围，实现乡村文化遗产的有效变现与跨域共赢。

4 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与南粤古驿道的协同关系经历了从被动依附到主动拓展的演变过程，其驱动力从军政商贸主导逐步转向制度调适、移民、海防需求与宗族资源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塑造了“节点-廊道-片区”的层级网络。其中，基于交通设施、驿铺、检署、所城、商埠、圩市等演化的村落，空间格局受限于交通区位需求与服务空间范式；村落因官员调遣、战乱避难等历史事件沿主道呈点轴扩散，在礼制与军事双重作用下形成同构化肌理；而村落随族群向片区支线的拓展，推动形成同源异构的文化景观，3类作用机制塑造了公共设施同构、建筑肌理共线与民系文化景观共生的空间基底。基于此构建的功能导向型、事件记忆型、民系特征型文化标识体系，突破了既往传统村落研究局限于单个村落或脱离空间的民系谱系的不足，将驿道交通网络作为提炼文化符号的关键空间框架，为构建系统化的文化标识体系作出了有益补充。

在数字化应用背景下，对文化遗产的空间形态梳理与标识提炼是参数化建模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实践证明，传统村落与驿道交通的迭代更新存在复杂的功能叠加关系，相较国际案例，南粤古驿道系统在历史、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价值更为突出。本文基于文化标识体系提出了村落片区组团的主题串联与跨区域协作机制，既为乡村振兴视角下欠发达村落的抱团发展提供创新思路，又与国际线性遗产的网络化保护理念接轨，为碎片化遗产的保育提供了可供推广的中国方案。但值得警惕的是，文化符号化可能导致地方性知识的简化风险，未来实践需进一步明晰文化标识体系建构与村落真实内生性需求匹配下的空间营造逻辑，推动历史视角下的路学研究向线性遗产活化利用方向延伸拓展。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AI配图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6年第1期，脚注、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刘 鲁

责任校对 || 周小芳

技术编辑 || 罗珺琛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AI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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