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田蓉退休前两年,她还在用“老板的旅游”续写权力余温

日前关于田蓉案，目前官方通报虽未详细披露具体的受贿情节，但已清晰勾勒出一位正厅级干部从“一把手”实权岗位逐步滑向深渊的完整病理切片。

要洞见深层，不能只看她“拿了多少”，更要看权力运行在哪一步出了错。

从区县主政到宣传喉舌

田蓉的堕落并非“突击式”的晚节不保，而是伴随权力进阶的长期演变：

从2007年起主政温江区，2012年升任副市长、后入常兼宣传部长，掌握城市规划与企业经营的审批权及舆论资源。

从2022年转岗政协后并未收手，甚至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被查前2个月）仍携家人由老板买单游云南海南。

“风腐一体”——作风问题已不仅是享乐，而是利益输送的隐性契约（无偿接受服务）。

深层的三个权力异化的关键切口

政治上的“双面人”：通报罕见地点名“对抗组织审查”、“组织谈话不如实说明问题”。

这表明她案发前试图串供或隐匿证据，从“心虚”走向“顽抗”，是迷局中最典型的破罐破摔。

贪腐手段“资本化”：除收礼金外，通报明确其“违规拥有非上市企业股份”。

这是权力入股、隐形当老板，意味着利益输送更隐蔽，且试图长期分享企业经营收益而非一锤子买卖。

退休前的“最后疯狂”：2022年转岗政协已是“二线”，却利用余威在62岁临近退休时连续接受旅游安排。

这说明贪欲不受年龄和岗位约束，只要有权力惯性，就有变现冲动。

依据司法解释，受贿300万以上即属“数额特别巨大”。

田蓉案与此前“成都大专班”赖素芳等案同频，说明成都近年反腐已深入关键领域存量。

而她十八大后不收敛、二十大后仍不收手，顶风违纪的性质直接推高了处理层级。

关于“违规持股”的具体企业及受贿细节，需待司法起诉披露………！关注后续，反腐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