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过年”何以兴起的经济学解释

这两三年过年有个新变化，很多人不是选择回家过年，而是旅游过年。春节前，各地文旅部门是最忙的时候，策划活动、组织演出、发放消费券等等。今年春节9天假期，被称为“最长春节假期”，各地的文旅宣传已经通过各类短视频传播。文旅争客，那是一个热闹！

传统“回家过年”模式向“旅游过年”的转变，是无数家庭在既定约束下，对“春节效用”最大化进行理性权衡的结果。

第一个原因是收入增长与预算约束放宽下的消费升级。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高，家庭的预算线向外移动。当基本物质需求满足后，对精神享受、体验消费和品质生活的边际效用显著上升。一次精心规划的旅行，恰好能同时满足团聚、休闲、开拓视野等多重高层次需求，其带来的总效用可能超过传统在家过年的模式。

第二个原因是机会成本的急剧攀升与时间价值的重估。对于许多在大城市工作的中高收入群体而言，春节假期是稀缺而完整的休闲时间。传统回乡过年，大量时间耗费在拥堵的旅途、密集的走亲访友和程式化的应酬中，个人放松与家庭共享节日的“有效时间”被压缩。当时间的经济价值被充分认识后，人们更倾向于将这段时间用于能带来更高精神回报的活动。旅游过年提升了假期质量。

第三个原因是人口结构变迁与家庭形态演化的客观要求。中国社会正经历快速城镇化与小家庭化。大量“新城市家庭”由来自不同地域的夫妻组成，“回谁家过年”常成为难题。同时，随着父母辈健康状况改善、观念更新，许多长辈也愿意并能够出行。因此，“全家一起旅游过年”成为一个优雅的“帕累托改进”方案。

第四个原因是供给端响应与市场创新的有效拉动。旅游产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变化。航空公司、铁路部门、旅游平台及目的地政府，纷纷推出“春节旅游套餐”、“年味主题游”等产品，有效降低了旅游过年的综合成本（包括金钱、信息和规划成本）。丰富且差异化的供给，激发了潜在需求，使旅游过年从一种小众尝试变为便捷、可行的主流选项之一。

“旅游过年”创造了显著的消费增量与结构优化效应，对“促消费、稳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创造消费净增量，激活假日经济新引擎。传统返乡消费主要沉淀在三四线城市及乡村，以食品、礼品等本地化消费为主，链条较短。“旅游过年”则催生了一个跨地域、长链条的消费，包括长途交通、异地住宿、景区门票、餐饮、购物、娱乐等一系列服务消费。这些消费很大一部分流向旅游城市、热门目的地，形成了消费的跨区域再分配，并因其服务性特征，带动了更广泛的就业。

其二，激发文化消费与产业创新，培育新增长点。为了吸引“过年客”，各地深入挖掘地方年俗文化，打造沉浸式春节体验项目（如灯会、庙会、非遗表演）。这推动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和IP价值，从供给侧激发了文化消费潜力，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文化内涵与创新活力。

传统年味建立在特定的时空坐标和重复性仪式之上。比如，熟悉的乡土、固定的亲友网络、代代相传的习俗。“旅游过年”让大家庭的互动减弱，会不会冲淡传统年味，让亲情疏离呢？也未必。“旅游过年”可能是一种年味内涵的“重塑”。现代通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沟通成本，使得“线上团圆”、“实时拜年”成为可能，部分补偿了物理距离带来的情感折损。

“回家过年”与“旅游过年”并非非此即彼。对于个人与家庭而言，可以采取“轮换制”或“混合制”。今年旅游，明年回乡。或者春节长假部分时间旅游，除夕或关键仪式日回家。对于企业与市场而言，关键在于提供更精细、更融合的产品。旅游企业可设计更多融入传统年俗元素的产品。

“旅游过年”的变迁不仅释放了消费潜力、助力经济增长，也重塑了“年味”。这场并非对传统的抛弃，而是在新的约束条件下，人们对更高层次情感效用和生活品质的理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