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同伴能够促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吗?——以云台山景区为例

旅游同伴能够促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吗?——以云台山景区为例

引用格式/01
引用格式:刘强,程卫进,张诗涵.旅游同伴能够促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吗?——以云台山景区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6,42(5):1-16.

摘要及关键词/02
摘要:在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下,如何培育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日益成为可持续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以河南省云台山景区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榜样型同伴、示弱型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迎合型同伴通过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自我宣传型同伴、强势型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迎合型同伴、榜样型同伴和示弱型同伴对游客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涉入对游客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迎合型同伴、榜样型同伴、示弱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简单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有效拓展了旅游同伴影响效应的研究范畴,拓宽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理论研究的视域,同时为游客同伴选择、旅游体验质量提升以及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关键词:环境责任行为;旅游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云台山景区
选题介绍/03
选题简介:如何有效促进游客采取环境责任行为,是当前旅游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议题。现有研究虽已意识到旅游同伴能够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但缺乏对旅游同伴角色类型的细分与定量机制检验,尚未揭示不同角色旅游同伴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化路径。游客在结伴旅游过程中会基于人际印象管理调整自身行为,同伴角色差异可能引发不同的心理感知与行为选择,这一过程伴随着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等认知与情感因素的传导。因此,本文从印象管理理论出发,区分多类型旅游同伴,揭示其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机制,对丰富可持续旅游行为理论具有重要价值,也可为景区依托同伴人际互动引导游客践行环境责任行为提供实践启示。
触发点:随着自由行市场持续扩张,结伴出游已成为游客的主流选择。旅游同伴作为游客旅游过程中最亲密的交往对象,构成了游客行为决策最直接的“近距离社会情境”。既有研究已证实,旅游同伴的角色差异会对游客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和引导效应,家人、朋友、同学等不同群体所施加影响的方向与强度并不一致。更为关键的是,游客在结伴旅游情境中并非仅被动受同伴影响,还会基于人际印象管理主动调整自身行为。这意味着,旅游同伴不仅是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也可能是一种尚未被系统认识和利用的可持续行为治理资源。然而,当前景区生态保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资源。标语提示与硬性规定仍是游客环境行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但其边际效益日益递减。这提示了既有治理逻辑忽视的一个缺口:当外部环境规制对环保行为的约束力趋于饱和时,游客身边最亲近的旅游同伴能否成为激发其环境责任行为的替代性杠杆?因此,如何超越单一的外部环境规制路径,将旅游同伴从“被忽视的人际要素”转化为“可识别、可引导的治理资源”,并在区分同伴角色类型的基础上揭示其激发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化心理路径,成为旅游地可持续治理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据此,本文以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为案例地,识别不同角色旅游同伴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效应,并检验旅游涉入与主观幸福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景区依托同伴人际互动、实现从“硬性约束”向“社会性引导”的治理转型提供可操作的理论依。
作者介绍/04

刘强
刘强(LIU Qiang),韩国培材大学休闲服务体育系博士研究生、国家高级导游,主要从事旅游者行为、家庭旅游和导游职业精神研究。

程卫进
程卫进(CHENG Weijin),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者行为、旅游地社会责任和乡村旅游研究。

张诗涵
张诗涵(ZHANG Shihan),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农旅融合和农业景观研究。
全文精选/05
一、引言
随着大众旅游消费升级与自由行市场快速扩张,传统标准化跟团游模式逐渐弱化,以自主规划、自发组队为核心的结伴旅游正成为国内旅游出行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于2020年8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220名受访者中,65.6%选择与家人同行,43.5%倾向于与朋友或熟人结伴,仅14.4%选择独自出行[1]。有研究指出,为了降低对旅游环境的不熟悉感和有效应对旅途中的各种困难,游客通常会选择结伴出游,这使得旅游中的互动形式逐渐从传统跟团游场景下的游客与导游间的服务交易过渡为自发成团的游客与旅游同伴等群体间的情感和信息互动[2]。旅游同伴作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最亲密的交往对象,他们与游客的互动往往贯穿始终,对游客的旅游体验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3]。
旅游同伴是指那些因为具有相似的生活背景或经历而自发形成的、无正式规定的、成员的角色与地位以及权利与义务都不明确、也无固定编制的群体,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通常包括家人、朋友、同学、同事、旅行团、旅友等[4]。已有研究证实,旅游同伴是游客期望[5]、满意度[6]、活动偏好[7]、旅游体验[8]、重游意愿[9]、主观幸福感[10]等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游客的不当行为(如乱扔垃圾、踩踏植被、采摘花草等)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旅游同伴能够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例如,余楚凤[11]指出,旅游同伴等参照群体会通过规范性信息的释放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冯雪[12]证实旅游同伴形成的群体压力可以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吴建兴[13]发现,家人、朋友等旅游同伴与游客之间的社会互动显著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其中家人会通过劝说、强制要求等方式促使游客执行环境责任行为;朋友则通过暗中比较、留面子、开玩笑等途径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然而,这些研究要么仅将旅游同伴视为参照群体、群体压力等的测量指标之一,没有将其作为独立变量进行系统考察[11-12],要么仅采用定性方法分析部分旅游同伴(如家人、朋友等)如何作用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难以准确衡量和阐释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效应和路径[13]。因此,有必要将旅游同伴作为一个单独变量,从定量视角探究其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和内在机制。
鉴于此,本文从人际关系视角出发,依据印象管理理论探讨不同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效应,并考察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期揭示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的神秘面纱和作用机理,并为游客旅游同伴选择、景区环境责任型游客培育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印象管理理论
印象管理也叫自我呈现,由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首次提出,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通过语言、非语言等方式进行自我呈现,以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特定印象的过程[14]。从行为动机看,印象管理是个体适应社会情境、维系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心理与行为机制。具体而言,个体通常倾向于呈现与当前社会情境相符的形象,以获取他人的积极评价,如隐藏那些周围观众不希望看到的状态或行为,并采用不同的方式在观众心中留下某种理想化的印象[15]。目前,印象管理理论已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策略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印象管理对员工关系、工作绩效和用户在线参与意愿的影响等[16]。然而,将印象管理理论引入旅游情境、探讨同伴在场如何触发游客行为调整的研究仍较为有限,这为本文的理论切入提供了空间。
此外,印象管理的实现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即印象管理策略。Jones等[17]提出了五种策略类型,即迎合、自我宣传、榜样、强势、示弱。这五种策略分别对应个体在不同互动目标下的行为倾向:迎合策略通过讨好他人获取好感;自我宣传策略通过展示自身能力或成就塑造正面形象;榜样策略通过展现道德或利他行为赢得尊重;强势策略通过占据主导地位影响他人行为;示弱策略则通过表现脆弱或依赖引发他人的帮助与关注。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例如Bolino等[18]开发并验证了适用于企业员工、学生、管理者等群体的印象管理策略量表;郑静[2]构建了旅游同伴角色量表,将旅游同伴划分为迎合型、强势型、示弱型、榜样型和自我宣传型五种角色类型,为在旅游情境下应用印象管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操作化基础。
戈夫曼还指出,社会互动本质上是一场常态化的角色扮演,个体在不同社会场景中承担差异化角色,并会根据场景属性、互动对象动态调整自身的“表演”策略与行为模式[19]。作为社交场景中的“表演者”,个体会自觉遵循与场景对应的社会规范与评价标准,以此约束自身言行。因此,“表演者”遵循的剧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互动情境与表演角色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形象。在旅游情境下,游客在与旅游组织中的其他个体进行人际互动时,也会不自觉地采用印象管理策略以改变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同时,由于游客的出行同伴类型存在差异,且不同同伴的行为模式与互动风格各不相同,游客感知到的旅游同伴角色也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征。
综上所述,印象管理理论为理解旅游同伴角色的内涵、类型划分及其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旅游同伴角色是游客在与同行者互动过程中,通过对方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所感知到的个人形象。其次,不同角色的旅游同伴会采取不同的印象管理策略,从而在游客心中形成不同类型的角色形象。因此,本文参考郑静[2]、Jones等[17]的研究,将旅游同伴划分为自我宣传型、迎合型、榜样型、强势型、示弱型五种角色类型。最后,游客在感知同伴形象的同时,也会主动进行自我印象管理,通过言行调控自己在同伴心中的形象,例如通过实施环保行为塑造文明旅游、爱护环境的正面形象。旅游同伴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核心机制在于:同伴的在场会促使游客采取积极的印象管理策略,从而主动实施对环境负责的行为。
(二)旅游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
环境责任行为一直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测量以及影响因素等展开了系列研究。Schettino等[20]首次提出环境责任行为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或群体为补救环境问题而实施的行动。Sivek等[21]认为,环境责任行为是个体或群体为减少自然资源利用或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在旅游研究情境中,Lee等[22]进一步指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是指游客在景区休闲或游览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减少环境负面影响以及不干扰生物圈和生态系统的行为。在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方面,国内外研究均存在单维或多维处理的现象。在多维构念的探讨上,Vaske等[23]采用一般行为和特殊行为来测量环境责任行为。Confente等[24]、牛璟祺等[25]则从单一维度的视角考量环境责任行为。虽然有不少学者使用多维结构测量环境责任行为,但主流的方法仍然将其视为单一维度结构。在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做了专门的总结和分析。Cheng等[26]将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分为两类: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态度、旅游动机和环境行为意向;情境因素包括景区环境质量、景区环境政策等。何学欢等[27]总结出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教育、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道德规范、满意度、场所依恋、环境敏感性、旅游体验、感知价值、环境导向、保护承诺、旅游地吸引力、认知和情感形象等。近些年,陆续有学者注意到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正向的关联[11-13]。
同伴是个体社交网络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个体情绪、行为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旅游情境中,游客会与旅游同伴、地方居民、陌生游客等发生互动行为,其中游客与旅游同伴之间的互动往往贯穿始终。因此,旅游同伴深刻影响着游客的旅游行为。例如,黄潇婷等[4]的研究发现旅游同伴能够制约旅游者的行为。Kwon等[5]的研究显示旅游同伴是影响游客景区选择、重游意向和推荐意向的重要因素。牛冰洁[28]的研究表明,同伴支持因素、同伴个人因素以及同伴体验因素等影响着游客的旅游决策行为。Su等[29]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旅游同伴能够调节游客越轨行为。环境责任行为是游客在目的地旅游过程中的重要旅游行为之一,因而也深受旅游同伴的影响[11-13]。此外,根据印象管理理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为了给旅游同伴留下好的印象,会不自觉地采取印象管理策略,其中比较有可能的便是通过积极的环境责任行为来提升自身形象。具体而言,当游客感知到旅游同伴在场时,为了塑造文明、负责任、有公德心的正面形象,会更倾向于遵守环境规范、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旅游同伴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自我宣传型同伴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迎合型同伴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榜样型同伴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d:强势型同伴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e:示弱型同伴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旅游涉入的中介作用
涉入理论源自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20世纪中后期被引入营销学领域,80年代后期开始在旅游、休闲等研究领域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旅游涉入、休闲涉入等概念。Yoshi等[30]将旅游涉入定义为游客参与某项旅游活动的动机、态度等心理状态。Manfredo[31]提出旅游涉入是指游客对旅游活动的感兴趣程度以及从活动中获得的情感反应程度。Selin等[32]认为旅游涉入是个体参与旅游所获得的愉悦感和自我表现的程度。由这些概念可知,旅游涉入是受个人动机、兴趣和愉悦感受影响而形成的对某一事物感知的关联程度。而无论是旅游动机、活动兴趣,还是愉悦感受,都会受到旅游同伴的影响。Hamilton等[33]强调旅游同伴影响了游客从旅游动机产生到旅游决策的整个过程。Raymore[34]指出旅游同伴是休闲旅游者活动兴趣及参与程度的基本影响因素之一。龙潜颖等[3]发现旅游同伴通过内化、认同以及顺从三种机制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影响,而良好的旅游体验往往表现为愉悦感受。因此,可以推断旅游同伴与游客旅游涉入之间可能存在积极的联系。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旅游同伴对旅游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自我宣传型同伴对旅游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迎合型同伴对旅游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榜样型同伴对旅游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d:强势型同伴对旅游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e:示弱型同伴对旅游涉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心理学家Lewin[35]认为,个体行为是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不仅受到个体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刺激。旅游涉入可被视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因而对游客行为具有驱动作用。以往研究发现,旅游涉入是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例如,Lee等[36]调查发现,旅游涉入程度较高的游客更加关注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Barber等[37]认为游客涉入旅游环境的程度反映了游客对特定环境的看法,这会影响其环境行为;刘静艳等[38]的实证分析显示,游客的个人涉入度与其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吕丽辉等[3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旅游涉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旅游涉入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涉入是游客旅游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在游客旅游行为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冶建明等[40]的研究发现,旅游涉入在旅游动机对游后行为的作用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同样,陈治等[41]的研究显示,旅游涉入在体育旅游符号学动机对游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近些年,国内相关学者以旅游涉入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吕丽辉等[39]对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研究表明,旅游涉入在自然共情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孙晶[42]以南京梅花节游客为研究对象,证实旅游涉入在情境因素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综上可知,旅游涉入可能是旅游同伴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旅游涉入在旅游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a:旅游涉入在自我宣传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b:旅游涉入在迎合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c:旅游涉入在榜样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d:旅游涉入在强势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e:旅游涉入在示弱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四)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抽象概念,被认为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43]。但是,当人们从日常生活中转移到旅游场景中时,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张天问等[44]指出,从开始旅游到结束过程中的开心体验和行程结束后的美好记忆,组成了旅游幸福感。已有研究证实旅游同伴是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之一。唐颖慧[45]对老年群体的访谈结果表明,在与亲朋好友结伴旅游的过程中,老年人可以收获来自同伴的认可、信任和关心等情感或心理层面的支持,进而增强他们的自尊,使他们获得幸福感。Su等[10]的研究发现,相对能力较强的同伴比相对能力较弱的同伴对游客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表明旅游同伴与主观幸福感存在联系。郑静[2]的研究表明,旅游同伴既能直接影响旅游者幸福感,也能通过旅游体验质量产生间接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旅游同伴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a:自我宣传型同伴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b:迎合型同伴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c:榜样型同伴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d:强势型同伴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e:示弱型同伴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旅游涉入反映了游客参与旅游活动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基于自身需求、兴趣和价值观等感知到的旅游活动与自身的关联程度。研究表明,旅游涉入度的高低与游客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孙佼佼等[46]指出,游憩涉入对乡村游客的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余勇等[47]对骑乘者的调查发现,休闲涉入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黄蓉蓉[48]、付娅[49]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旅游涉入对游客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6:旅游涉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主观幸福感表现为积极的心理情绪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其对个人的行为决策尤为重要。以往研究证实,主观幸福感是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促进个体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50]。主观幸福感为个体提供了积极的情感体验,这可以影响个体对环境的关注,如对环境的关心、同情以及与环境的情感共鸣等,由此使个体形成环境责任行为[51]。Capstick等[52]认为,主观幸福感与个体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着积极、互惠的关系。杨奎臣等[53]的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能够增加个体实施环境责任行为的概率。高杨等[54]通过元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7:主观幸福感对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性。Wang等[55]的研究显示,主观幸福感在社交媒体营销和品牌忠诚度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雷浩等[56]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主观幸福感对教师关怀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旅游同伴对游客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又是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前因变量,据此推测旅游同伴可能通过主观幸福感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此外,由于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关联,它们可能还在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8:主观幸福感在旅游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8a:主观幸福感在自我宣传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8b:主观幸福感在迎合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8c:主观幸福感在榜样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8d:主观幸福感在强势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8e:主观幸福感在示弱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9: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旅游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H9a: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自我宣传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H9b: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迎合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H9c: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榜样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H9d: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强势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H9e: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示弱型同伴与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云台山景区(以下简称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总面积240平方公里,距省会郑州70公里,是一处以峡谷类地质地貌景观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内涵,以太行山岳丰富的水景为特色,集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于一身的科普生态旅游精品景区,也是集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等国家级、世界级等称号于一身的风景名胜区[57]。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春可赏花、夏可避暑、秋可观叶、冬可赏雪,四季景观各异,历史上曾吸引王维、孙思邈等文人名士游历驻留,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早在2017年,景区全年游客接待量就突破了55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亿元[58]。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景区在开放时段,游客也络绎不绝。2021年清明节三天假期中,共有5.78万人次畅游云台山[59];国庆期间,云台山接待游客26万人次,领跑河南省假日文旅市场[60]。庞大的客流量不仅对景区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威胁,更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如何在保障游客旅游体验的同时有效引导其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已成为云台山景区管理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因此,选取该景区作为案例地,探讨如何培养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测量题项均来自国内外文献中具有较好信效度的量表。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旅游同伴类型等;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由旅游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环境责任行为这4个潜变量的32个测量题项组成。其中,旅游同伴量表来源于郑静[2]、Jones等[17]的研究;旅游涉入量表依据李东等[61]的研究进行编制;主观幸福感量表根据王华等[62]的研究进行设计;环境责任行为量表参考了Su等[63]、祁潇潇等[64]的研究。所有量表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评,对应的量值为1~5(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
(三)数据收集和样本描述
为保证调查问卷的信效度,在开展正式调研之前,首先咨询3位旅游管理领域专家的意见,对问卷结构和语句表述等进行修正,其次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预调研。于2022年7月将问卷链接分享至朋友圈、微信群、QQ群等,邀请近两年去过云台山旅游的游客参与调查。预调研一共发放了149份问卷,剔除填写时间低于3分钟、选项重复率较高等无效问卷后共得到100份有效问卷。经检验,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0,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在0.60以上,故而判断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所有题项均保留。于2022年8月在云台山景区开展正式调研,课题组采用随机拦截的方式对景区出入口处、休息区等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00份纸质问卷,回收486份,剔除存在空选和所有题项选择同一答案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461份,有效率为94.86%。
从样本结构看,女性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57.92%,高于男性受访者。受访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35岁,占样本总量的67.67%;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本科及大专学历为主,占样本总量的70.93%;在收入方面,受访者家庭人均月收入在6001元及以上的人数最多,占样本总量的33.84%,其次是家庭人均月收入介于2001~4000元之间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31.24%;在职业构成方面,全日制学生人数最多,占样本总量的24.51%,企业单位人员、自由职业者、事业单位人员等依次占18.87%、16.49%、14.10%,退休人员最少,仅占3.47% (见表1)。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文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因此需要对问卷数据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样本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进行检验,即对旅游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环境责任行为四个变量在未旋转的状态下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萃取出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积总解释方差为70.44%,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方差为31.38%,小于40%的基本阈值[65],表明未出现由单个因子解释绝大部分数据方差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断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现象。
(二)验证性因素分析
首先,采用Cronbach’s α值对量表信度进行评估。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宣传型同伴、迎合型同伴、榜样型同伴、强势型同伴、示弱型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环境责任行为的Cronbach’s α值依次为0.83、0.83、0.79、0.79、0.84、0.91、0.91、0.87,均大于0.70,总量表的信度值为0.93,反映各构造指标具有足够的信度与内部一致性[66]79(见表2)。其次,使用Amos 22.0软件建立验证性因子模型。结果表明,各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高于0.60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在0.50以上,表示量表收敛效度较优[67]。同时,各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任意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证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66]94(见表3)。


(三)假设检验
1.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与修正
使用Amos 22.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初始模型适配度指数为:χ2/df=3.88<5,RMSEA=0.07<0.08,NFI=0.82<0.90,IFI=0.86<0.90,TLI=0.84<0.90,CFI=0.86<0.90。其中,NFI、IFI、TLI、CFI等均未达标,且自我宣传型同伴、强势型同伴对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环境责任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表4,初始模型部分),故而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通过增加旅游同伴各维度之间的共变关系,并剔除自我宣传型同伴和强势型同伴两个维度,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指数为:χ2/df=2.76<3,RMSEA=0.06<0.08,NFI=0.91>0.90,IFI=0.94>0.90,TLI=0.93>0.90,CFI=0.94>0.90。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标准,说明修正模型与问卷数据的拟合度更为理想。
假设检验结果显示(表4,修正模型部分),除H1b未通过检验外,其他研究假设都得到了样本数据的支持。具体表现在:榜样型和示弱型旅游同伴均能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1c=0.11,p<0.05;β1e=0.11,p<0.05),假设H1c和H1e成立;迎合型、榜样型和示弱型旅游同伴均能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旅游涉入(β2b=0.28,p<0.001;β2c=0.21,p<0.01;β2e=0.17,p<0.01)和主观幸福感(β5b=0.14,p<0.05;β5c=0.13,p<0.05;β5e=0.15,p<0.01),假设H2b、H2c、H2e、H5b、H5c、H5e获得支持;旅游涉入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3=0.22,p<0.001)和主观幸福感(β6=0.49,p<0.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7=0.40,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H6、H7通过验证;而迎合型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并无显著正向影响(β1b=0.02,p>0.05),故H1b不成立。


2.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ping法在Amos 22.0软件中执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样次数设置为5000次,根据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区间估计,若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中介效应显著[68]。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第一,旅游涉入(β4b=0.04,95%CI=[0.011,0.098])、主观幸福感(β8b=0.04,95%CI=[0.004,0.082])在迎合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均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4b、H8b通过验证;第二,旅游涉入(β4c=0.03,95%CI=[0.007,0.087])、主观幸福感(β8c=0.04,95%CI=[0.001,0.105])在榜样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c、H8c通过验证;第三,路径“示弱型同伴→旅游涉入→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4e=0.03,95%CI=[0.006,0.078])、“示弱型同伴→主观幸福感→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8e=0.05,95%CI=[0.013,0.102])均显著,即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示弱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e、H8e成立;第四,路径“迎合型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9b=0.04,95%CI=[0.016,0.077])、“榜样型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9c=0.03,95%CI=[0.009,0.067])、“示弱型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游客环境责任行为”(β9e=0.03,95%CI=[0.009,0.060])均显著,即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迎合型同伴、榜样型同伴、示弱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均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假设H9b、H9c、H9e通过验证;第五,从效应值看,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所起到的传导作用较小,9条中介路径效应值均不足0.1,可见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人际关系视角探讨不同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基于云台山景区的实证研究发现:
(1)不同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榜样型同伴和示弱型同伴能够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迎合型同伴无法直接作用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仅能通过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而自我宣传型同伴和强势型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与印象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相契合,即榜样型同伴通过树立积极的行为参照标准,激发游客向上的比较动机,促使其主动采取环境责任行为以维护自身形象;示弱型同伴则通过触发游客的责任感与照顾动机,间接强化了游客对旅游环境的保护意识;迎合型同伴营造了愉悦、包容的互动氛围,有助于提升游客的旅游涉入程度与主观幸福感,进而间接促进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产生;而自我宣传型和强势型同伴由于容易引发游客的防御心理或负面情绪,难以形成有效的印象管理压力,因此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有限。同时,该发现也丰富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并进一步厘清了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
(2)迎合型同伴、榜样型同伴和示弱型同伴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自我宣传型同伴和强势型同伴对游客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该结论表明,不同类型的旅游同伴在提升游客涉入度和幸福感方面具有异质性作用,也说明旅游同伴对游客体验的影响并非笼统的“有或无”,而是取决于同伴是否能够提供情感支持、行为示范或正向反馈。未来研究在探讨旅游同伴对游客体验的影响时,应重视同伴角色类型的区分,以更准确地把握其作用机制。
(3)旅游涉入显著正向影响游客主观幸福感和环境责任行为,同时主观幸福感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发现为Lee等[36]、吕丽辉等[39]、孙佼佼等[46]、黄蓉蓉[48]、Capstick等[52]、杨奎臣等[53]等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有效丰富了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与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的研究文献。
(4)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在迎合型同伴、榜样型同伴、示弱型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了简单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在迎合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在榜样型同伴、示弱型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凸显了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在旅游同伴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证实在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以“认知-情感”为核心的潜在路径。
(二)启示与展望
学界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但人际关系因素常常被忽略。本文从人际关系视角出发,探究旅游同伴、旅游涉入、主观幸福感和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强调旅游同伴在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发现游客在面对不同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时,其印象管理策略存在较大差异,即并非所有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都会显著影响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本文有效拓展了旅游同伴影响效应的研究范畴,为旅游领域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为如何增强游客旅游涉入和主观幸福感、促进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导。
在实践层面,本文对游客和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均具有启示意义。对游客而言,应该充分重视旅游同伴对自身旅游涉入和幸福感的影响,在出游前认真评估旅游同伴角色类型,综合考虑潜在同伴的熟悉程度、旅游偏好、旅游经验、睡眠习惯、性格特点等,选择相对合适的同伴一起旅游。同时,在旅游过程中彻底卸掉世俗中的沉重包袱,完全沉浸于旅游世界,充分享受旅游景观、娱乐活动带来的快乐和欢愉,从而不断提升主观幸福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管理者而言,一方面,景区可依托同伴互动机制开展软性环保引导,将环境责任行为与个人素养、文明形象、社交口碑深度绑定,利用游客的印象管理动机与同伴在场的社交监督效应,唤醒游客的环境感知与面子意识,让游客自觉规避不文明环境行为,主动践行绿色旅游行为,实现低成本、常态化的游客环保行为培育。另一方面,景区需优化产品与场景布局,结合景区资源特色打造沉浸式、互动式、高参与度的旅游体验项目,强化游客与同伴的互动联结、游客与自然环境的情感联结,有效提升游客的旅游涉入度与主观幸福感,从认知、情感层面双重激发游客的环境自觉,强化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主观能动性。
在理论和管理贡献之余,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其一,旅游同伴的角色类型可能不局限于本文中的5种,未来研究可开发包括更多角色类型的旅游同伴量表,进一步识别旅游同伴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其二,本文的研究情境局限于云台山景区,该景区以峡谷地质地貌景观和自然生态为主要特色,在将研究结论推广到其他类型目的地时需审慎对待。未来研究可在不同类型目的地开展跨情境比较研究,以检验本文结论的普适性。此外,旅游同伴是否在场、旅游同伴角色类型、旅游同伴规模、旅游同伴与游客关系亲密度等因素在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也值得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孟 超)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编辑:李正旸
初审:孟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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