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温雯 梁海岚:非遗与旅游融合视野下传统仪式的传承与变迁——以佛山叠滘龙舟竞渡为例[294]

No.294

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是我国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佛山叠滘龙舟竞渡的仪式变迁，可以探讨非遗转型为非遗旅游品牌的路径。叠滘龙舟竞渡通过赛制创新、媒介融合、场景营造等方面进行仪式调适，实现了从村民自娱到全民参与的转变。旅游开发虽能缓解非遗传承困境，但仍需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遵循“文化尊重”“可持续发展”“利益共享”原则，以保障非遗的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叠滘龙舟；仪式变迁；文旅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化，为旅游带来提质增效的动力，新业态的持续涌现也为非遗活态传承带来新的机遇。从2021年《“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出“妥善处理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到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专项通知要求“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再到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将非遗展演进景区、开发国潮产品作为繁荣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非遗已从单纯的被保护对象，转化为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

龙舟竞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龙舟制作技艺、端午节相关龙舟习俗、赛龙舟等分别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传统技艺，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类别。龙舟竞渡历史悠久，《淮南子·齐俗训》曰：“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在广东佛山，龙舟竞渡又称“扒龙船”，沿袭自古代百越文化，是极具岭南特色的民俗活动，可谓“村村有龙舟”。每逢端午节，佛山各村便会自发举行龙舟竞渡，一为水神信仰崇拜，二为联络宗亲感情，三为维系邻里关系。近年来，佛山通过“叠滘龙船漂移”系列赛事推动龙舟竞渡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叠滘也成为端午假期的热门民俗旅游目的地。从地方民俗到旅游热点，叠滘龙舟竞渡经历了仪式过程、仪式规模、仪式功能等内涵的传承与变迁，在变迁中拓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开拓了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旅消费、推动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遵循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时代理念，以佛山叠滘龙舟竞渡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实地调查、文字及口述资料整理等研究方法，探讨佛山叠滘龙舟竞渡如何在当代进行仪式延续、更迭与文化自适应，以及作为旅游资源的非遗应如何在向文旅品牌转型的同时解决保护与传承之困，从而为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非遗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因生产生活所产生的精神文化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延绵传承的生动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旅游作为以人的空间流动为特征的休闲活动，正是为非遗活态传承增益、讲好中国非遗故事的有效方式。

（一）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需求

旅游是一种通过对自然、文化和社会的体验来实现自我认识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出于对身份认同的需求，更多地选择通过旅游来寻找个人与自然、个体与族群之间的联系，从而完成自我的身份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标志着文化与旅游之间互嵌互补、互促互化的联系日益增强。“以文塑旅”赋予旅游丰富的内涵及空间，推动旅游消费的持续迭代升级；“以旅彰文”则有利于改变文化资源仅作为保护对象的局限，通过旅游获得跨域传播和经济效益，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

非遗与旅游融合的常见类型包括非遗节事旅游、非遗进景区、非遗工坊体验、非遗主题场馆（景区）以及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旅游为非遗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和应用场景：其一，旅游所连接的开放市场，有助于重建非遗与公众生活的联系，使其在活态传承中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其二，通过与旅游的融合，非遗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得以充分展现，激励传承群体在保持核心意蕴的基础上，开拓适应当代需求的表达与应用方式，从而丰富了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供给。这种融合也为游客提供了深度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场所，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以及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在为非遗活态传承拓展平台的同时，也为旅游业注入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二者在相互赋能中实现协同共进。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非遗与旅游的结合仍需持续探索如何从“简单相加”发展为“深度融合”。当今旅游者最想看到的是非遗传承人如何进行创作、生产，或是仪式如何进行，以及非遗项目当下的“文化景观”是什么样子 。然而，部分非遗项目在转化为旅游产品的过程中，存在过度商业化或展示内容片面简化的现象，不利于非遗的可持续活态传承。于非遗传承人而言，他们缺乏对旅游市场的了解，或受自身能力限制，无法充分利用旅游市场的优势；加上政府、社区、地方组织等不同主体的不同侧重，亦会影响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二）非遗与旅游的自然联系与有效衔接

非遗可借助旅游的流动性和传播性，被更广大的社会群体认知和共享，为不同地区、民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使其通过旅游产生更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其一，民俗资源转化为地方特色旅游资源具有天然的便利性—非遗中包含大量节事活动，如龙舟赛、长桌宴、丰年祭等，这些都是民间盛行、聚合人气、促进交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适于全民狂欢，同时具有时空限定、资源排他的特点，更易于打造旅游品牌。其二，“假日经济”是传统节日及其关联非遗项目整体性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有效途径。自2007年国务院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纳入国家法定年节体系，到2024年进一步修改放假办法，相关政策的出台不仅提升了节庆民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还为民众参与民俗旅游、感受传统文化氛围提供了时间保障。最后，从民俗经济的角度来看，民俗旅游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性经济。为推动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可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提炼本地特色；或从资源产业化角度打造古镇特色旅游，以非遗带动全域旅游，促进地方产业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调整。

非遗与旅游已然呈现出深度融合的态势，然而如何实现非遗传承和旅游融合的有效衔接仍存在讨论空间。在成为非遗保护对象之前，民俗本是扎根于社区日常生活的、群众自发组织的仪式性活动。在民俗活动中，“仪式”具有建构社会关系、强化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与此同时，旅游的“入场”深刻影响了民俗仪式的信仰与氛围、内容与形式、功能与价值等层面。为此，探讨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互动，还需着眼于民俗仪式的变迁过程。

“仪式”通常被视为具有象征性、表演性，是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仪式是一种特定的区域文化现象，也是既能继承传统文化，又能随时代发展而自适应的文化复合体。叠滘龙舟竞渡作为岭南水乡典型的民俗活动，经历了从传统村落自发组织的节庆活动到当代非遗保护项目的转型，其仪式实践的变迁过程，深刻反映了民俗与当代社会多元力量的互动关系。

（一）叠滘龙舟竞渡的活动场域与器物基础

叠滘古称“双溪”，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段，现隶属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古时汾江河水从九处流入叠滘，称“九龙入洞”。河道的一般宽度仅有5—8米，最窄之处不过3—4米，且急弯众多、弯曲无序。这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叠滘龙舟竞渡必须发展出适应窄弯水道的单船竞渡技艺，由此形成了叠滘龙舟竞渡与众不同的实践形态。

叠滘龙舟的规制传统亦由来已久。自明代以来，叠滘龙舟的规制为船身长25米，中段宽1.2米，两头收狭到终端0.4米不等，头尾各设三个舦师座位，中间设置一条龙筋，船头两边各固定一块贴片，船上可乘40—50人。孔令汉在《叠滘龙船谱》中记载了船身的计算公式：“七政各十人五馀八献天地”，以尺为单位，“七政”意为日、月、金、木、水、火、土；“人五”意为五世其昌、长久康乐；“馀八献天地”意为取八尺敬献天四、地四，祈求四面八方风调雨顺，最后合计67尺便约等于今天的25米。龙舟的材质经历了从坤甸木到杉木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叠滘龙舟多以沉重的坤甸木制成，其质地坚硬、密度大，适宜游弋式巡游，但行进速度较慢。由于坤甸木忌风吹日晒，龙舟使用完毕后须深埋在河泥之下，谓之“藏龙”，待来年端午前夕再行“起龙”。1988年，东胜三馀堂建造了叠滘第一艘柚木龙舟，相比坤甸木更为轻便，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主流。2007年，庆云村率先使用杉木制作龙舟，杉木质轻而韧，过弯道时无须大幅减速，掀起的波浪如同方程式赛车漂移留下的胎痕，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至2009年普及至各村。龙舟材质的更替，深刻改变了龙舟的操控性能与竞渡速度，为仪式程序从“游龙”向“漂移”的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叠滘龙舟竞渡仪式程序的当代演变

叠滘龙舟竞渡的仪式程序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发生了根本性演变，其核心脉络可概括为：从以“结契游龙”为形态、以宗族联谊为功能的周期性仪式，转向以“漂移竞速”为形态、以社区竞速与非遗展演为双重功能的常态化文体活动。

叠滘最早关于龙舟竞渡的记载，出自清代学者易瑞瑜所撰《叠滘十馨》“七龙竞渡”一章：“双溪涌曲，端阳吊屈，龙船竞渡，明兴清盛。”叠滘传统的端午锦龙盛会以“结契游龙，游匀（遍）二十四坊”为主要形式。“结契”即村落间或宗族间的仪式性结盟关系，结契双方中一方为“契爷”，另一方为“契仔”。端午期间，“契仔”需划龙舟前往探望“契爷”，并在“契爷”所在的宗祠共食“龙船饭”，随后“契爷”亦需回访。“龙船饭”既象征着村民间的团结平等，也代表对来年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在举行“游龙”仪式时，每艘龙舟会装饰有头牌、罗伞、彩旗、帅旗等，龙头口含龙眼叶，披红挂彩，龙鳞辉映（图1）。传统游龙以巡游展示为主，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仪式性互访巩固宗族情谊与社会秩序。仪式流程遵循严格的时序：端午前夕从河泥中“起龙”，经过清洗维修后进行“采青”“点睛”，端午当日开展“游龙”与“吃龙船饭”，节后复行“藏龙”。

▲ 图1 叠滘龙舟龙头

自1986年起，叠南与叠北两村先后举办了叠南大明杯、叠北工业杯、茶基杯等多项龙舟比赛活动，龙舟竞速逐步兴起。材质革新为竞速化提供了关键支撑，杉木龙舟普及后，2005年“圣堂杯龙船漂移大赛”将叠北社区和叠南社区分散的赛事整合为4天的弯道龙舟竞速赛，各赛区划定为东胜赛区（S弯，648米）、潭头赛区（C弯，480米）、圣堂赛区（L弯，628米）、茶基赛区（J弯，488米）。

当代漂移竞速的程序已与传统游龙迥异。赛前两三个月，各村龙舟队即开始进行人员选拔与夜间集训，训练时间集中在晚上8点至午夜零点，形成“龙舟夜训”的特色。在龙舟队员构成中，主体为年轻“扒丁”，两端由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出任舵手把控方向，中间由鼓手击鼓控制节奏。由于杉木龙舟吃水浅、耐腐蚀，各村逐渐取消“藏龙”仪式，龙舟改为全年存放于河涌或岸边，训练制度亦从周期性转向常态化。竞赛当日，各赛区按既定弯道展开单船计时竞渡，以速度和漂移技术为评判标准，传统游龙中的头牌、罗伞等装饰物被舍弃，龙眼叶等象征物亦不再是必需品。

（三）叠滘龙舟竞渡的社会功能与传承机制

在传统时期，龙舟是宗族间“结契”关系的载体，龙舟竞渡的核心功能在于强化宗族内部秩序、巩固村际联盟关系、维系地方社会网络，其功能指向以“内向性”的社会整合为主。在当代语境下，龙舟竞渡的功能逐渐向外延伸：对内，它仍然是凝聚村民情感、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纽带；对外，它已成为叠滘乃至佛山的地域文化名片，承担着展示地方文化、吸引游客与媒体关注的功能。龙舟队员中不乏来自港澳地区的宗族同胞、移居海外的乡亲，“端午回乡扒龙船”既是特殊的告假事由，也是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表征。赛事筹备阶段，村民自发赞助支持，金额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训练和比赛期间，饮食、装备、设备保养等均有专人负责，构建起一套以社区为单位的后勤保障体系。社会功能从“内向整合”到“内外兼顾”的转向，深刻反映了龙舟竞渡从村落自组织活动向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公共事件的转变。

叠滘龙舟竞渡的代际传承历来依赖“以老带新”的模式，传承动力根植于地方社会的文化惯性。然而，这一传统传承机制在当代面临诸多挑战：21世纪初“三来一补”模式盛行，因环保意识与监管不够,工业废水严重污染河涌，训练空间受限，年轻队员排斥在“黑臭河涌”里扒龙舟；赛前训练周期长且强度大，年轻队员因工作或学业难以保证充分参与，尤其是舵手技艺传承周期长达5—8年，后继乏人问题突出。2017年，“叠滘弯道赛龙船”被列入佛山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叠滘龙舟竞渡获得了行政部门、官方媒体、研究机构等多方关注，传承动力由此从社区“自发性”传承转向外部资源“自觉性”支持相结合的复合型传承。以非遗申报为契机，叠滘片区自2007年起持续推进截污工程与河涌治理，至2022年清淤工程完工，河道水质恢复至优良标准，为龙舟训练和赛事举办提供了清洁的水域与环境。政府资金注入、媒体宣传报道、学术研究介入等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先的传承困境，也为吸引年轻群体参与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如何在外来关注与内部传承之间保持平衡，避免仪式核心内涵在展演过程中的流失，仍是叠滘龙舟竞渡在当代演变中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

▲ 图2 2024年叠滘龙船漂移大赛圣堂赛区现场

▲ 图3 2024年叠滘龙船漂移大赛潭头赛区龙舟队赛前候场

叠滘龙舟竞渡的“出圈”与我国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政策高度同步，体现了非遗的“自我更新”能力，证实了与其凭空“造节”，不如将本乡本土世代相沿的节日民俗充分挖掘、有序传承、合理拓展，营造本地人认同、外来者共享的节日文化。在仪式过程的变迁中，“叠滘龙船漂移大赛”令偏安一隅的乡土仪式向现代大众的旅游仪式嬗变，实现了非遗传承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的有效衔接。叠滘的案例表明，非遗与商业化旅游并非天然对立，关键在于坚持以文化尊重为前提、以社区主体为依托、以利益共享为保障，使非遗在融合发展中既不失其根脉，又能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