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崇拜
蒙古族的原始崇拜认为“万物有灵”,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树木以及飞禽走兽有着无比神秘的力量，对应相应的神灵。随着时代的发展，原始崇拜的观念逐渐淡化，但是有的崇拜转化为人们生活的习俗。蒙古族人按着传统习俗，定期进行祭祀各种自然神，以祈求草原兴旺，五畜平安。
蒙古族保留的传统习俗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神灵崇拜。一、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精神支柱，是召唤同一个族属的有力依据，维系着同一部落之间的和谐。蒙古族人在发展中，也孕育和创造了自己的图腾。《蒙古秘史》开篇第一句就说“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的意思分别为苍狼和白鹿。因此蒙古族人便认为自己是苍狼白鹿的后人，狼成为蒙古族主要的图腾，有着崇高的地位。人们通过各种纪念方式和祭拜，表达对先祖的怀念和敬仰，为了避讳，他们把狼称作“天狗”。
在蒙古族人的仪式中，狼图腾代表的是天——“腾格里”。草原人在死后会把尸体运到特定的地方，供狼吃掉。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死后才能到腾格里享福，才能回到腾格里的怀抱。在这里，狼是草原人登上长生天的阶梯。
而在许多史料中都曾记载着，狼对于蒙古族人的重要性：《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在围猎中特降旨对“郭斡玛喇勒”(草黄母鹿)和“布尔特克沁绰诺”(苍色狼)这两种野兽放生，可见是作为神兽加以爱护的。《多桑蒙古史》中也有提到，放狼生，天可增寿，说明狼是吉祥物，吉祥物被毁，必是凶兆，自己的生命也难于久留人世。除此之外，蒙古族人还以鹰、天鹅、熊、牡牛等作为图腾，这些源于蒙古族最原始的宗教——萨满教。萨满教认为，第一个萨满就是被鹰孕育长大并传授了无边的神奇力量，从而为人民消灾解难的。雄鹰凭借高超的飞翔技术，凶猛准确的扑击让人们赞赏；雄鹰威武挺立的雄姿更加让人们敬佩，人们想象着能像鹰一样，能够自由飞翔，准确擒猎，并且能够适应残酷的自然环境。所以雄鹰成为北方狩猎民和游牧民英武吉祥的象征。人们驯养鹰作为自己狩猎的好帮手，逐渐和鹰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蒙古秘史》第63节中记载：也速该为儿子铁木真向德薛禅家求婚时，德薛禅说他夜里梦见白海青(这里的白海青就是鹰)抓着太阳和月亮飞来落在他手臂上，认为这是好兆头，是乞颜部的“守护神”前来指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鹰是乞颜部的图腾，是部落的守护神。天鹅是蒙古族崇尚纯洁的象征。布里亚特蒙古族人坚信自己是这种高贵美丽的禽鸟的后代，在他们的神话传说里描述道：他们的祖先娶了天鹅化成的美丽女子，生了十一个儿子，然后繁衍出“布里亚特”和“巴尔虎”这两个兄弟部落。直到今天，布里亚特蒙古族萨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要吟唱赞美天鹅的赞词；春季天鹅回归的时候，巴尔虎和布里亚特人便要以洁白的鲜奶祭洒，表示祝福。他们从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天鹅的敬畏，因此禁止捕杀天鹅，用各种方法和措施来保护天鹅。图腾崇拜是一种思想的共识，一种古老的信仰，一种精神的力量，是连接和维系部族间和平团结的重要纽带。二、自然崇拜
蒙古族人对于自然的崇拜，范围极广。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天地，日月星辰都可以囊括进来。自然界有着神秘的力量，而最为神圣的自然是天，蒙古族人称作“长生天”、“腾格里”。每做一件事，必须要祭天，接受天的指示，而每逢打雷，就认为是天在叫喊。天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人们要通过祭祀来和天神沟通，一方面酬谢天，一方面祈求上天赐福。敖包或祭坛就承载了这个功能。祭祀天的敖包被称作“圣山”,圣山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可以擅自取用，不许砍树，不许钓鱼，不许摘果等，因为这些都是上天的东西，是祭祀上天的供品。与汉族人的“老天爷”不同的是，蒙古族的“长生天”象征着一种神圣纯正的自然力，主宰着万物的生息，所以蒙古族爱护草原，保护草原，与草原上的动植物和谐相处，表达着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在蒙古族人自己的思维模式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长生天”(即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授予一位地上的首领来执行它的意思。因此1206年，铁木真在当时第一萨满阔阔出的授意下，拥有了“成吉思汗”的封号，执行长生天的神圣旨意。蒙古族人逐水草而居，大地上的水草以及各种动植物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因此，他们称上天为慈爱的父亲，大地为慈祥的母亲，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也是保护子女、五畜、五谷的女神，有着超越一切的力量。
蒙古族人认为水是纯洁的神灵，因此不允许向河中丢垃圾或者不干净的东西。在河流中洗手洗脸，一定要向河中的神灵磕头请示。草原干旱缺水，对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人来说，没有水，所有的生产生活都无法开展，因此蒙古族人非常注意保护水源清洁，它是生命之源。
同样，山川在蒙古族人心中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在面临敌人追捕时，曾经躲进不儿罕山，逃脱后，让他的子孙永远祭祀。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族人，对于温暖和光明有着十分特殊的感情。蒙古族人所居住的蒙古包就是朝向太阳的方向，以便时刻接受太阳的沐浴。《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先祖孛端察儿就是日月之光孕育而生的，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一部蒙古族人被称为尼鲁温蒙古族人(黄金家族)。日月给人们温暖和光明，因此蒙古族人特别崇拜它并通过祭祀来表达自己崇拜和敬畏之情，从而形成了拜日月的习俗。
星宿在蒙古族人的生活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蒙古族人通过观察星宿运行规律来安排生产生活，用以纪年。同时，星宿还有辨明和指示方向的功能。在茫茫草原上辨不清方向的时候，蒙古族人通过跪拜北极星来获得指示。而三犬星则有着测时的功能，蒙古族人在夜里放牧或外出时也会随时叩拜三犬星来获得时间指示。
三、祖先神灵崇拜
蒙古族祖先崇拜的根基在于萨满教信仰，是蒙古族的重要信仰文化之一，包括巫祖祖先崇拜、血缘祖先崇拜和民族祖先崇拜三个层次。不论哪一层次的祖先崇拜都和萨满教信仰密切相关。蒙古族民间祭祀直系祖先的亡灵，并不刻意规定祭祀地点，或在墓前，或在庭院，也有的在三岔路口祭祀。划一个类似蒙古包的圆圈，并划有朝太阳出升向的包门，然后在划的圈里拢一堆篝火，行“图勒失邻”(一种跪拜礼),把饭、菜、肉、酒、果、烟、茶、布缕、黄纸、冥钞、草香等祭物投入火中焚烧，叩拜祈祷，这是古代“烧饭”祭祖的延续。
翁衮是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另一种形式。这种鬼魂被人格化，并被做成木偶或毡偶挂在墙上礼拜。翁衮在暗中监视部落成员的行为，并且参与部落事情。人们又形象地把翁衮分为善恶两种，善翁衮可以充当部落的保护神，恶翁衮则会让人得疾病。所以人们祭祀翁衮，祈求鬼神保佑。
在蒙古族的传说中，勇敢的苍狼与美丽的白鹿生下了伟大的蒙古民族。也因为这则传说，苍狼成了蒙古勇士的别称，而温柔坚强的蒙古女子则被比作白鹿。蒙古民族当真是狼的子孙吗?这则传说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真相呢?在特·官布扎布、阿斯钢翻译的白话文版《蒙古秘史》译者序言中，有这样的话：“蒙古族人来自哪里?他们的祖先究竟是谁?关于这一点，一句明代译文似乎影响了人们几百年的认识。不知什么缘故，明代译者把本为‘成吉思汗的根祖是苍天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的句子译成了‘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由此，有人就把蒙古族人与狼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又提出了‘我们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的荒唐考问。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二词的汉译对应词虽然为苍狼和白鹿，但是把它当做人名(本来就是人名)来理解的话，关于《苍狼白鹿》的蒙古族人之起源传说，也就不再成为传说了。”这就是说：一、传说中，成吉思汗的根祖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是苍天降生的，不是狼降生的；二、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是人名，虽然赤那、阑勒的词意分别是狼和鹿，但绝不等同于使用这样名字的人就是狼和鹿；更不等同于“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韩儒林主编《元朝史》转述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纠纷，终于诉之战争……活下来的只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尔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从这段文献可以知道，至少在中古波斯文献中，孛儿帖赤那是蒙古部落祖先的人名，这一点明确无误。上述误译说明，明代的译者对于图腾与姓氏起源乃至民族起源的关系缺乏了解，因而对蒙古族人祖的解释望文生义。按照现代学者的研究，图腾名称与古姓氏密切相关，最早的姓氏、人名、地名、官名都是在图腾名称基础上产生的。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中原汉文化中，凤为风姓的图腾，羊为姜姓的图腾，偃、姬等十二古姓分别由鼠、麒麟等十二个图腾演化而来。而这种情况在上古民族姓氏起源中很常见，其他非中原民族中也是如此。如古夜郎人以竹为姓，满族姓氏中的古姓多为图腾，如“尼玛哈”是鱼，“钮钴禄”是狼，绰罗是桃子等。古彝族多无姓氏，以图腾为氏族名，如绿斑鸠族、白鸡族、猪槽族、鼠族、蜂族、鸟族等。这种现象在白族、纳西族、阿昌族等民族中都存在。先有图腾后有姓氏，是古姓名起源的一个普遍规律。了解了这一点，前人关于蒙古族人祖之为苍狼白鹿之误译的荒谬就显而易见了。姓氏从图腾产生，不能等同于其氏族祖先从图腾产生。第二节 祭祀仪式
蒙古人敬天，敬地，敬人，他们以本民族独特的祭祀方式表达深深的敬意，也为本民族的未来祈祷。蒙古族的祭祀有多种，主要的有两种：祭天仪式和敖包祭祀。敖包祭祀和祭天仪式是对自然对象崇拜的代表性祭祀。克什克腾旗祭祀的白音敖包是旗札萨克敖包，是具有代表性的敖包祭祀之一。(祭祀仪式已经在卷一《瑰伟雄奇——克什克腾景观文化》中，做过了详细的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除此之外，还有天、地、火、星星以及尚西(树神)等祭祀，每一种祭祀都展现着蒙古民族的虔诚和民族特点，内容丰富多彩。祭天在元代时候是国祭，蒙古帝王亲自参与祭祀。祭天分为“白祭”和“红祭”。“白祭”是指用奶制品祭祀天，“红祭”是指宰杀牛羊祭祀。一般人家是在查干萨日(除夕晚上)祭天。古代蒙古人祭天的仪式，选用四五米高的松木或桦木干，蒙古语称作“玛尼杆”,玛尼杆上缠满了彩色的经幡。经幡，又叫做“禄马风旗”,是喇嘛教特有的一种祭祀用品。旗子用绸布制作，旗面中央绘着一匹飞马，飞马肋生双翅，神态威武；四角上的龙、凤、狮、虎或夭矫，或华美，栩栩如生；佛八宝、十二生肖、日月、八卦以及佛像、藏文经字等图案密布在旗上，整面旗威武庄严，灵动飞扬。选取洁净的肉悬挂在玛尼杆上，向天洒香醇的马奶和饱满的谷物，并对天祈祷。在蒙古族百姓的心目中，玛尼杆是神圣的，杆上有神灵驻守，可以通过它向天神转达愿望。祈祷时所求的事，想达成的愿望，萨满或年长者会以使者的身份传达给人们。祭天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在四月、八月、十二月。在天旱的时候，也会进行祭天求雨。在盆里盛满清水，水中放上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子，然后焚香跪拜，默默祈祷。日常生活中，蒙古人对天的敬意处处有所体现。节日宴请，举杯祝酒之前都要先向天弹洒，以示敬意，然后才开始宴席。蒙古人认为天有天神，赋予生命；地有地神，保佑人畜平安。因此天神、地神，都被格外地受到尊崇。对祖先神灵的祭祀，蒙古族人民十分重视。祖先是蒙古人的族神，可以保佑自己的族系平安如意。详尽清楚的族谱记录着祖先的世系传承，每一个族人都要熟知自己的族谱。在所有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中，成吉思汗祭祀是最富有游牧文化特色的。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的途中溘然长逝，按照古老的族规，他的遗体将被“密葬”。人们从骆驼额头上取下一把绒毛，放在成吉思汗的鼻子边，吸收了成吉思汗最后一口气后，密封在宝盒里，放进白银打造的灵柩里，安放在白色宫帐里进行供奉。从此这些白色的毡包就有了神圣的意味。它不但供奉有成吉思汗的遗物，也是成吉思汗灵魂的象征。忽必烈时期，这些祭祀宫帐有了专门的名字叫“八白宫”。守护“八白宫”和负责祭祀的，是草原上的达尔扈特人。此后八百多年来，“八白宫”的圣火从未熄灭，传承至今。
成吉思汗祭奠，每年有大祭四次，分别为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查干苏鲁克祭，五月十五日的淖尔祭，九月十二日的禁奶祭，十月初三的皮条祭，这四大祭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此被称为四时大祭。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查干苏鲁克大祭在春天的阳光里如期举行。这是蒙古族人民最为隆重、崇高的祭典，也是草原人民的荣耀。红漆闪亮的供桌在香烟缭绕中更加神圣，彩绘的巨龙喷云吐雾，夭矫灵动。桌上和周围放着八十一只膘肥体壮的全羊和一匹全马，这是敬献给天之骄子丰盛的祭品；醇厚的奶油、美酒，浓香的砖茶堆得高高如山；代表纯洁虔诚和神圣的白色和蓝色哈达在供桌旁飘拂，酥油灯火熠熠跳动，闪烁不熄，映照着供桌后面一字排开的成吉思汗“八白宫”灵包。
明黄色的绸缎搭成的灵包，金色的宝顶闪着柔和的光彩，那是成吉思汗和夫人的灵柩及成吉思汗遗留的圣物，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作为守陵人的达尔扈特部，他们把守陵看作至高无上的荣耀和神圣无比的使命。八个雅木特德(专门执掌和从事成吉思汗祭祀的八个门户的代表)世代承袭祭祀职责，一丝不苟地履行着祭祀圣职。
熏香燃柏，袅袅的香烟净化着圣主陵前的空气。一片肃穆中，成吉思汗的后裔——鄂尔多斯济农、当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要员、知名人士、民间重要人物代表，整肃衣冠，端端正正地跪在供桌前朱红的地毯上，恭恭敬敬地向圣祖成吉思汗灵包深深叩拜三次，然后奉上洁白的哈达，冉冉的香灯、肥美的全羊、醇美的圣酒，让圣主享受人间丰盛的祭品，接受虔诚的祭拜。古老的祭词响起来了，悠长的声音缭绕在整个大殿上，一片庄严。
查干苏鲁克祭祀，是一年里最大的一次祭祀，按传统惯例必须由鄂尔多斯济农来主持祭祀，他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人，有着尊贵的身份和神圣的使命，而所有参加祭祀的必须是男性。此刻，济农跪到供桌前的空地上开始进行牲羊祭，守陵人牵来一只健壮的绵羊，济农抚摸着绵羊，在绵羊的耳边叮嘱着要对圣祖说的话，绵羊低眉顿首，似乎在默默地记诵。雅木特德手拿着白酒和鲜奶，浇透羊背，羊轻轻地颤抖着，这表示圣祖已经接受了祭祀。绵羊被当场宰杀，它的魂灵将会在天界向圣祖转达人们祈求太平安康的心愿。牲羊祭礼后，展开了一系列的祭灶等活动。祭祀中，吟诵着一段段的祭词，娓娓叙述着黄金家族的神奇光荣，赞美和缅怀成吉思汗一生丰功伟绩。悠长的吟诵结束后，达尔扈特人分别站在灵位前，拜祭的人们恭恭敬敬地立在左右两边。在嘹亮高亢的祭歌声中，在马头琴深沉的节奏中，守陵人恭敬地接过济农敬献的圣酒，分十二次向神圣的成吉思汗英灵敬献甘醇的美酒。达尔扈特人用肩上搭着的哈达穗头饱蘸美酒，分别洒向灵包、灵柩，向圣主表达隆重的拜祭。
分享圣酒是祭祀的尾声。达尔扈特人把刚刚祭过成吉思汗的圣酒，缓缓倒入济农手中的银杯里。一旁的守陵人双手捧起古老的马头板，将马头伸入酒中，轻沾酒水以示敬意。然后，所有的参祭者面向灵包，虔诚地低下身躯饮尽杯中的美酒，共同分享神圣的福分。圣酒洒入手心，轻轻地抹在头顶，象征用圣酒为自己洗礼，洗清污浊和秽气，为自己带来一年的福运。
祭祀用的全羊被卸成大块，作为有福的圣物，给大家分食，这是圣主成吉思汗给予的福祉。参与祭奠的每个人都品尝着充满福气的羊肉，又悄悄地留下一点包裹好，留给那些没能前来的家人分享。
祭祀仪式就要落幕了，人们饮酒吃肉，带着微微的醉意，放声唱起了《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悠长深沉，起伏婉转的歌声带着人们又回到了成吉思汗统率千军万马征战东西，奠定乾坤的历史画卷中，激励着人们产生勇猛搏击的斗志和大无畏勇往直前的精神。
①本段摘自成陵祭祀祭词《伊金颂》,是守卫成陵的达尔扈特人的必修课。达尔扈特部的祖先原是成吉思汗的警卫部队。成吉思汗死了以后，由原来的五百户警卫部队守卫成吉思汗陵寝。他们的任务是专门管理成吉思汗的陵寝和有关祭奠工作。达尔扈特部遵照成吉思汗的遗训，永不担任任何官职，也不负担官差徭役。达尔扈特的男人，一生只能做有关守卫成陵和祭祀的事情。父亲教给儿子关于祭祀和管理的各种仪式和方法，学会《伊金颂》、《苏勒定颂》、《窝奇特经》。这是他们的专门事业，这项事业代代相传。每年农历六月十九举办，地点选在西拉沐沦河源头，今好鲁库境内。主要内容：祭拜潢源敖包，观赏潢源美景，品潢源水，开展文体活动，旨在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造福百姓。这是自清朝康熙年间驻会下来的一种民间祭祀活动，也曾一度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皇帝的公祭之地。地点是克什克腾旗西南部芝瑞镇境内的塞罕坝上，南与河北省围场毗邻。塞罕坝古称跸林，为匈奴的祭祀地，唐代称为松漠，清代称为大兴安岭。《汉书·匈奴传》记载：“秋，马肥，大会跸林，课教人畜计。”意为：每到水草丰美的秋天，匈奴及鲜卑北方少数民族聚集于此，骑马射猎，围林绕树而祭。《克旗旗志》记载：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秋，仁宗皇帝爱新觉罗·颛琰登上塞罕坝赋诗云：并下诏：“晴雨应时，聿昭顺佑，命乱臣酌仪祀典，以隆望轶。奠时回镇之仪，春秋致祭。”其后于此，再堆垒塞罕坝敖包，建敦仁镇远山神庙，塑塞罕佛，春秋典祭。相传康熙皇帝率满、蒙、汉诸大臣和八旗将士，离京师，出古北口，经热河，来到塞罕坝行围打猎。当大队人马离塞罕坝下十二华里的“三星潭”时已经中午，这时晴朗的天空突然飘来一片乌云，顿时黑云滚滚，电闪雷鸣。瓢泼大雨越下越大，行进队伍受阻，这时先行大臣催马来到康熙跟前禀告：“万岁，您看这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找个地方避雨，天晴再走吧。”康熙不听劝告，指着水罐子似的天空，生气地说：“它就是下红雨，朕也继续赶路!”话音刚落，果然就下起了红雨。康熙很奇怪，放眼望去，只见一白发苍苍、个子矮小的老翁跪在眼前，康熙生气地问老翁要做什么,老翁说：“我就住在这里，红雨就是我弄的，我让它停它就停，让它下它就下。”康熙听了，即刻顿悟，笑着说：“好，既然你拦路讨封，朕就封你为塞北灵验佛吧!”顿时雨过天晴，老翁也不见了。这时，只见三星潭里出现一个巨大的三足蛤蟆，康熙会意地点点头。于是，当地百姓每年农历六月十三，到塞罕坝祭“灵验佛”,祈祷风调雨顺，百业平安。塞罕坝又是成吉思汗封的五大海日罕之一，后又有了“塞北灵验佛”,是以民间信仰为主的群众性活动和民间经贸活动，临时民间香会和商家云集于此，为香客提供祭祀服务。以“虔诚上山，带福回家”为原则，以行善助善为宗旨，形成了“朝拜、上香、挂彩”等活动程序。
农历六月十一，首先上山做前期准备的是香会。搭建悬挂彩帐(红布)的架子，清理浮石，填平坑洼，划定摊点位置。六月十二午夜生活在塞罕坝一带数百个村庄的蒙古、回、汉、满等人民，携带祭祀用品来祭拜“塞北灵验佛”。
初次祭拜拿三尺三寸红布，上面写上自己的心愿——求财、求官、求健康等，一家一户或亲戚朋友把三尺三寸红布系在一起，顺时针绕佛转三圈，逆时针绕佛转三圈，然后把布挂在敖包或搭起的架子上。一般从六月十二夜十二点就开始陆续挂彩膜拜，至六月十三日十二点前完毕。祭祀有三年之说，头一年有三尺三之说，第二年六尺六，第三年九尺九。虔诚的祭客还拉上活牛活羊上山许愿还愿。
(资料来源：李振刚.克什克腾旗旗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第三节 宗教信仰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蒙古族的宗教以萨满教和佛教为主，是以萨满教为基础，以藏传佛教为核心，以其他宗教等形式作为补充的多元化宗教。萨满教是蒙古族最为原始的宗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着蒙古“国教”的地位。一代天骄铁木真就是个虔诚的萨满教徒，“成吉思汗”这个封号就是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大萨满的阔阔出敬献的。在蒙古族人眼里，阔阔出能直接与神对话，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的授意和神的指示，因此，他被人们称为“帖卜·腾格里”(通天使的人)。据说有人曾经看过阔阔出骑着一匹灰白斑点的马走到天上和天使对话。可见，人们对于萨满的信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建立蒙古汗国。萨满阔阔出就在开国大典上以天(即天帝)的名义确认铁木真拥有“成吉思汗”这个无比尊贵神圣的称号，并为这位蒙古帝国皇帝加冕。萨满教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成了万民景仰的“国教”。萨满是北方民族原生的宗教体系。不同的民族叫法并不同，蒙古族人称萨满教为“博教”。男萨满称为“博、博额”,女萨满称为“亦都罕、巫都干”。博教维系着各部落之间的关系，起到团结民众的作用。成吉思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蒙古族人对萨满教的忠诚信仰。成吉思汗对“博”非常推崇，征战之前一定要请“博”占卜吉凶，得胜宴也要由“博”来主持庆典。在他的军队里，能征善战的勇将同时也有着“博”的身份。在萨满教盛行的时候，喇嘛教也传入了蒙古地区。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喇嘛”一语是藏语，意为“上师”。1207年，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入西藏境内的时候，发现西藏的萨迦教派势力非常强大，拥有非常强大而稳固的信徒集团。为了达到征服西藏的目的，成吉思汗着手在喇嘛中培养自己的力量。窝阔台时期，随着萨迦教派的萨迦班弟被封为蒙古国师，喇嘛教的萨迦派传入蒙古地区。1260年，忽必烈即位，在宗教上完全倾向喇嘛教，为了表达自己对喇嘛教的推崇，忽必烈为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大开绿灯，并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将萨迦班弟的侄子八思巴尊为“帝师”,封为大宝法王。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表示从此忽必烈得到了佛祖的慈悲和护佑。此后，喇嘛教的地位尊贵无比，喇嘛教也日益昌盛。而作为蒙古原始宗教的萨满教在喇嘛教盛行后，几乎受到了灭顶之灾。从俺答汗(阿拉坦汗)时期，所有与萨满有关的祭祀活动一律禁止。1640年，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对禁止萨满教做出了严厉的规定，萨满为非法，必须杀戮清除。
元朝灭亡以后，喇嘛教依然是少数蒙古上层王公贵族的信仰。在这个时期，景教、伊斯兰教、萨满教、道教、白莲教等陆续传入蒙古地区，但这些教派都没有能够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北元建立后，为了和新建的大明王朝对抗，同时也为了应付外来势力和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北元王朝急需一种宗教信仰来巩固民心，统一思想。西藏的黄教恰好满足了这个需求。黄教是青海圣僧宗喀巴创立的一个教派，起初叫做“格鲁派”,因为这一派的教徒穿着黄色的衣帽，被称作“黄帽派”,也称作“黄教”。黄教创立初期，在政治上并没有地位，经常被其他教派压制和打击。站稳脚跟是黄教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取得西藏教政的统治地位则是这个教派的宏大愿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格鲁派积极争取其他民族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只要能壮大自己，格鲁派都会去主动示好，建立联系。经过努力，格鲁派取得了大明王朝和蒙古封建主的支持。恰巧在这个时候北元王朝急需宗教思想来统一教化人民，格鲁派就在这个时候向北元王朝抛出了橄榄枝，开始向蒙古地区发展。
黄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得到了蒙古上层的支持和拥护。大明王朝为了巩固政权，采取扶持黄教发展的政策，用以安抚与之对峙的蒙古军队。清朝时期，黄教更加盛行起来。清政府斥巨资修建寺庙，召集僧侣，展开大规模的佛事运动。克什克腾旗的庆宁寺、赤峰宁城的法轮寺等，都是黄教传播的结果。
从最初的萨满教到今天的黄教，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走过了漫长的征程。黄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对蒙藏汉族人民思想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也对蒙古民族文学、艺术、医学、数学、哲学、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宗教必定有自己的局限性和唯心主义思想，需要我们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
牛角可以制作酒杯、奶瓶，瓶口镶嵌银、铜等纹饰图案，牛角还可以制作牛角梳子等工艺品。羊角羊角可以制作刀柄，羊头骨(或牛头骨)去肉连角，可制作工艺品。俗称“搭拉板子”,用肩胛骨占卜是蒙古族古老的预测方法。卜法：将绵羊肩胛骨煮熟后去肉投火中去烧，通过观察骨面燃烧中出现的裂纹，以此推算走失的牛、羊、马的方位，凶吉及是否能找到。解法：肩胛骨柄头为“陶高”,宽面中央为“浩特”,烧后手抓陶高面对浩特面观看，纹路自中央裂向某一方向即为被走失盗物的方向。裂纹复杂为难找，反之易找。如果裂纹中有横纵纹交错，即为失物不易寻找。如果裂纹只在浩特，未裂向周边，即被盗之物并未走远，反之寻找大费周折。裂纹如果从外向内为没有内线，反之为有，到顶端如两纹相接，则盗贼已将盗物转手他人。就是羊后腿连接部位上的一块小骨头，俗称“骨头节儿”,蒙古语“嘎拉哈”,蒙古族不管大人小孩都玩嘎拉哈，1个到900个不等，一个人到四个人玩。利用嘎拉哈占卜：取一个嘎拉哈，持在手中，从蒙古包天窗抛出去，如果窄凸面朝上落在地上，自家的马群就会出走，否则没有。嘎拉哈有四个面，宽凸面叫“好尼”(代表绵羊),宽凹面叫“牙码”(代表山羊),窄凸面叫“毛日”(代表马),窄凹面叫“乌和日”或“特模”(代表牛或骆驼),沙嘎正立的叫“翁高”,侧立的叫“通高”。每年正月初一，手握四个嘎拉哈抛在地上，观察立面，占卜五畜兴旺。传说，攒够1000个嘎拉哈，用毡口袋装起来，埋进自家的牧场里，经过若干年，就会成金银财宝。(资料来源：刘长江.克什克腾民俗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