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40年 | 崔凤军:是旅游和《旅游学刊》,“召唤”我回归学术

我与《旅游学刊》的最初“相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跟随陈传康教授就读旅游地理博士。那时，我经常受陈先生派遣，手里拿着陈先生写好的文章，去位于北京旅游学院的《旅游学刊》编辑部，将这些文章送给主编刘德谦先生。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旅游界的前辈刘先生。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刘德谦老师为人谦和、善良，愿意提携后学，善于指导学生，经常给我提供一些论文技术上的指导，并且多年后还一直关心我的研究。而编辑部的年轻女编辑们，譬如吴巧红、宋志伟、付蓉等，个个貌美如花、花开万象，性情开朗、爱岗敬业。因为年龄相近，而且当时那个时代专门研究旅游的青年学者是稀缺之物，顺理成章的，我便与她们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

在我即将获得博士毕业之前，很荣幸地发表了自己在旅游学刊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获得了不少的引用率。之后，又陆续撰写过一些文章。可以说，我学术的起步阶段得益于学刊给予的机会，让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之后，我与《旅游学刊》一直保持联系。即便是在1999年我担任泰安市旅游局副局长、正式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之后，这种联系也没有间断过。因此，虽然我的很多精力放在了具体的行政事务工作上，努力将博士阶段研习到的旅游学术思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学术理想，经常回顾王恩涌先生、郭来喜先生（当时陈传康先生已经仙逝），以及师兄保继刚、吴必虎等的嘱托，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不忘结合实际撰写一些文章。2000年底，我来到人间天堂杭州担任副局长（副主任），旅游的天地更大，实践成果更多，思考的问题更加前沿。所以，我在旅游系统工作的八年时间里，发表在《旅游学刊》等各类杂志上的学术文章达数十篇。

后来，又是连续不断的工作岗位转换。2006年进入下城区政府，之后又到了省发改委担任副主任、湖州市的副市长、市委常委，一干就是10年。这个10年时间，我严重地脱离了理论界，与学术界的同道们联系越来越少，但依然与《旅游学刊》编辑部保持着不频繁的联系。

这个时间段虽然脱离了我熟悉的旅游研究领域，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基本无用武之地，但让学者从政的我真正了解到了党和政府机关运行规则，补上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现实一课，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在这十年里，写的东西不少，学到的东西更多，但正儿八经写旅游学术论文的机会越来越少，自己深感越来越变得不那么“学术”了。好在我一直订阅《旅游学刊》，并担任编委之职，经常看稿、审稿，这样，作为旅游学者的内核没有丢失。

脱离了学术的我，内心自始至终有一股声音，催促我重返旅游学界。后来我才感受到，我内心一直保存着旅游情结、教师情结、学术情结、学刊情结。这些情结的力量是那么强大，以至于有时会彻夜难眠。后来，还是学刊的同仁点醒了我，促使我下定决心向组织提出申请到高校工作，这样可以让我心无旁骛地、正大光明的开展旅游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终于到2017年底，组织安排我到台州学院担任党委书记。

也就从那时候起，我重新开始重点关注旅游学术界研究进展。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离开学术“江湖”10年，我已经大大地落后了：旅游学术界的人才开始涌现，学术研究规范也实现了向工商管理学科的转型。这让立志“做点好学问”的我焦虑不安。再加上繁重的党委书记岗位工作，所以深感无力。但此时的《旅游学刊》编辑部没有忘记我、放弃我，在2018年的学术年会上安排我做演讲。虽然因为脱离学界已久，那次演讲很不成功，但却成功激发了我的创作欲。回去后迅速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学术团队，并在2019年确立了文旅融合这个主题，之后承担了多个省级科研项目和十多个地方应用型课题，出版了著作，发表了论文，也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使我的旅游学术研究重新走上正轨。

我深知职场上的一个规律：你工作的第一个5年塑造了你的文化价值观，并在你今后的职场生涯中不断深化、强化和演化。路自己选的，放弃熟门熟路的从政之路，我从没有后悔过。回想40年的工作生涯，教师和旅游一直是我的精神主线，而《旅游学刊》既是我的精神导师，又是我发表学术的平台阵地，所以我对《旅游学刊》一直深怀感恩。

非常感谢《旅游学刊》对我多年以来的不离不弃、关心关爱，也祝福有40年办刊史的《旅游学刊》能够在未来的100年再放异彩。也期许旅游学术共同体和学界的同仁们加油，更加倾力支持《旅游学刊》发展，让新生代旅游学者利用这个好老师、大平台，推动旅游学科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