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廊道空间格局识别与分级评价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城镇、村落及其日常生活之中。节庆、技艺、戏曲与民俗，各自依托特定的地方环境，也通过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形成联系。将这些分散的资源组织成具有文化主题的旅游空间，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受到关注的问题。

《地理研究》2025年发表的这项研究，以非遗旅游廊道为对象，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哪些地理条件影响非遗旅游空间联系，潜在的廊道可以怎样识别，以及不同廊道在整个网络中承担怎样的结构与文化功能。研究将机器学习、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空间句法结合，形成从空间条件评价到廊道分级分类的分析过程。

论文中的非遗旅游廊道，是围绕非遗资源及其文化联系形成的线性旅游空间，包含资源节点、连接通道与沿线服务。评价中既考虑游客到达和旅游组织，也关注不同非遗类型怎样形成主题联系。这样，廊道的选择便同时涉及自然条件、文化分布和旅游服务基础。

研究范围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13个省级行政区。这一范围依据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的区域确定，包含多种地貌和文化区域，分析尺度跨越沿海城市群、内陆盆地和高原地区。

按照论文整理的资料，研究区包含92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覆盖全部10种非遗类型，另有139项由区内多地联合申报的项目。共同申报与类型分布，为理解地方之间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材料，也使跨区域的资源组织具有具体对象。

研究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整理资源节点，并进行地理编码。为了描述非遗旅游联系所依托的空间条件，论文建立自然环境、文化空间、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四类评价因素。初始指标共13项，经过共线性检验剔除餐饮指标后，使用其余12项进行模型分析。

自然环境包括高程、坡度、土地利用及距河流的距离等条件；文化空间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文物保护单位；交通设施反映铁路、公路等通达条件；旅游服务则涉及住宿与景区等接待基础。各类资料统一转化为1千米分辨率栅格，便于在大范围内进行空间比较。

模型训练使用2018年4月至2024年12月官方发布的非遗与旅游融合典型案例及线路节点资料，将样本按80%与20%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论文比较支持向量机、极端梯度提升和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据预测表现选择模型，再据此确定不同空间因素的权重。

随机森林模型的决定系数为0.871，高于对照模型中的极端梯度提升模型，其决定系数为0.847。选定模型后，研究构建综合阻力面，衡量不同位置对廊道连接的相对阻碍程度，并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节点之间的潜在连接路径。

这一处理形成的是模型识别的候选廊道。1千米栅格适用于跨区域比较，落到具体街区、村落和游览线路时，还需要道路通行、开放时间和接待设施等更细的资料。论文随后从整个网络的结构出发，对候选路径进行分级。

图1从空间阻力评价到廊道分级分类的技术路线。来源：原论文图2，保留完整原图。

随机森林结果显示，高程在模型中的特征重要性为53.91%，坡度为6.80%，土地利用为5.53%，三者合计66.24%。在本文的变量体系、样本与模型设定下，自然地理条件占据较高权重，表明大范围廊道连接受到地形差异的明显约束。

这些权重衡量各因素对模型预测的相对重要性。高程权重较高，反映其在区分不同空间条件时具有较强解释能力。理解这一结果，需要结合研究区横跨多级地形阶梯的背景，以及变量之间已经进行的相关性处理。

文化与旅游资源同样参与了廊道格局的形成。相关景区、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的特征重要性分别为9.65%、8.14%、6.47%。这些地点为非遗旅游提供展示、体验与停留的空间，也成为潜在路径连接的资源基础。

综合阻力面呈现由东向西增强的总体变化，青藏高原东缘等地形变化明显的地区阻力较高。沿河谷与交通通道分布的相对低阻力地带，为连接西部文化资源提供了条件。阻力分析因此把资源分布与到达条件放到同一框架中进行考察。

图2综合阻力与累积阻力的空间分布。来源：原论文图5，保留完整原图；原图底图审图号为GS(2019)1697号。

潜在廊道总体呈现东部稠密网状、中部分散网状、西部沿河谷和通道串联的格局。东部的资源节点与服务基础较为密集，节点之间存在较多连接选择；中部形成跨区域联系；西部则更明显地依托地形允许的通道，表现为线性串联。

这种差异体现在网络形态，也体现在旅游组织条件。密集网络便于组合不同主题和长度的线路，沿河谷展开的线性结构则更依赖节点间的交通衔接与停留安排。论文据此进一步比较各条廊道在整体网络中的位置，避免只凭长度或资源数量确定等级。

图3模型识别的非遗旅游潜在廊道。来源：原论文图6，保留完整原图。

等级评价采用连接度、选择度和整合度三个空间句法指标。连接度描述路径与其他路径的直接联系；选择度反映其承担网络通行的程度；整合度衡量从某条路径到达其他部分的便捷程度。三者共同用于识别骨干联系、区域联系与地方联系。

评价结果形成“3+5+N”的梯度结构，即3条一级廊道、5条二级廊道和多条三级廊道。一级廊道为镇江至荆州至湘西、湘西至甘孜、湘西至安顺三条联系，承担跨区域连接功能。这里列出的名称，是模型识别与分级后的空间组织结果。

五条二级廊道分别为宿迁至镇江至杭州、宜昌至荆州、安顺至红河、安顺至大理、西宁至甘孜至日喀则。它们连接各区域内部的文化资源与旅游节点，并与一级廊道衔接。三级廊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方性的非遗聚集区，为更具体的主题路径提供基础。

图4非遗旅游廊道的等级划分。来源：原论文图7，保留完整原图。

从分析顺序看，阻力模型先确定空间上较易形成的联系，空间句法再比较这些联系在网络中的位置。两步处理分别回应路径形成与网络组织问题。位于多条联系交汇处的路径，以及便于到达网络其他部分的路径，会在等级评价中得到相应体现。

廊道等级确定后，论文叠加不同非遗类型的核密度分布，分析各条廊道沿线的文化内容。结果显示，廊道等级与非遗类型的丰富程度存在对应关系。一级廊道平均涉及约5类非遗，二级廊道约4.4类，三级廊道约1.7类，体现出跨区域综合联系与地方专题联系的差异。

据此，一级廊道被归为综合性文化走廊，适合组织多类文化资源之间的跨区域联系；二级廊道对应区域性主题廊道，强调某一区域的文化特色与资源组合；三级廊道对应专项文化路径，便于围绕某类技艺、表演或民俗形成更集中的游览和体验。

图5结合非遗类型分布识别的廊道文化功能。来源：原论文图8，保留完整原图。

这套分级分类方法，为跨省文化旅游资源整合提供了空间分析依据。具体应用可以从骨干廊道衔接、区域主题组织与地方体验节点三个层次展开，再根据传承活动、村落生活和接待条件，确定线路的实际范围与服务安排。模型结果所承担的是规划参考功能。

非遗活动还具有时间性。节庆在特定时段集中，技艺展示依赖传承人与生产生活安排，游客的到访节奏也随季节变化。本文采用的资源节点与空间阻力，主要描述相对稳定的空间条件。将节事日历、游客轨迹和地方参与情况纳入后续研究，有助于检验候选廊道的实际运行条件。

论文的研究过程依次回答了空间连接条件、潜在路径、网络等级和文化主题四个问题。对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这样的大范围区域，这种逐层分析既保留总体联系，也区分不同地方的资源特色，为进一步开展实地调查与线路论证提供了具体对象。

地方线路的文化主题，也可以依据类型分析继续细化。综合廊道包含多类非遗，适合呈现区域间的联系；专项路径的类型较集中，更便于解释一项技艺或一种地方文化的来历、传播与生活环境。不同层次的内容安排，需要与沿线资源的真实分布相适应。

图片使用说明：正文图件来自原论文。封面为武汉长江大桥实景，摄影Yumeto，来源Wikimedia Commons，采用CC BY-SA 4.0许可；仅作比例裁切。

责任编辑：徐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