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有点感觉”:巴西纳塔尔旅游性经济中的“外国佬之爱”

原文: “I Have to Feel Something”: Gringo Love in the Sexual Economy of Tourism in Natal, Brazil (Th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Anthropology, 2017)

作者: Marie-Eve Carrier-Moisan (Carleton University)

本文以在巴西东北部纳塔尔开展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考察了与外国男性之间的爱情——我称之为“外国佬之爱”（gringo love）——如何在年轻、低收入、黑人或混血巴西女性中逐渐形成一种可辨识的情感范式。本文将“外国佬之爱”置于当地种族化的爱情政治经济之中，指出这种爱情延续了历史上借助爱情与性建立互惠关系、以实现经济与社会上升的模式，同时也标志着跨种族性实践在尺度与意义上的转变。人们通常将爱情中的情感劳动与异化联系起来，而对于这些女性而言，“产生某种感觉”能够为她们与外国男性交往提供正当性，并体现出她们塑造自我的主体性计划。因此，“外国佬之爱”使女性得以将自己重新塑造为能够实现社会向上流动与空间流动的主体，同时也为打破地方既有的等级秩序提供了可能。

“有时候，我会跟朋友说，我每次都会坠入爱河。” 28岁的巴西女性佩尔拉（Perla）这样说道。当时，我们正在谈论她在巴西东北部纳塔尔市的旅游区蓬塔内格拉（Ponta Negra）与外国男性之间发生的性-经济交换。当地普遍将这一地区视为异性恋男性性旅游的场所。我认识佩尔拉已有两个月，也经常在各种与同外国男性（即 gringos，外国佬）做交易有关的地方见到她：白天，她会待在海滩上，与一群外国游客一起喝饮料、晒太阳；晚上，她则出现在面向外国人营业的酒吧和夜总会里。

采访前一天，她刚刚送别一位西班牙游客；此前我曾见过她与他相处过一段时间。当我问起这个男人时，她一下子兴奋起来，笑着告诉我自己有多么想和他在一起。她说自己感到 apaixonada（坠入爱河）。在2007年12月中旬的一次访谈中，她解释说，在他们真正发生关系之前，她已经连续两年看着这个男人在蓬塔内格拉来来去去：

我已经看了他两年了。整整两年，可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两年！我以前总说：“我还没跟他在一起呢。”每一年我都会想，他会几月份来？这个月会来吗？今年我就说：“这次他逃不掉了。”他想躲开我，可我一直坚持，到第三天，我们就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

从此前的交谈中我知道，佩尔拉属于少数会将自己认定为 profissional do sexo（性工作者）的女性。更多女性通常会使用 garota de programa 这个称呼，一般指陪侍女郎，或从事中产阶级卖淫活动的女性。我问佩尔拉，她和这位西班牙游客之间是否更像是 namoro（恋爱交往）。她解释说，这其实正是她一贯的做法：在对方度假的整个期间，她只陪伴他一个人，并以此换取金钱补偿，有时钱会在假期结束时支付。佩尔拉对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外国男性颇为挑剔，她会选择那些自己喜欢、愿意与之相处，和／或觉得有吸引力的男人。即便面对自己非常喜欢的男性，她也从不会 de graça（免费）陪伴，而且对于陪伴所接受的金额有相当严格的标准。与此同时，“有感觉”又是她与外国男性发生性-经济交换的前提：“我必须有点感觉；如果没有，我就不做，我不会做。”

佩尔拉并非个例。许多其他巴西女性也表达过类似看法，并声称，要爱上外国男性，或者至少对他们“有点感觉”，比如产生好感或吸引力，是她们与这些男性发生有偿性关系的必要条件，即便现实中并非每次都能如此。事实上，对许多女性来说，与外国男性建立浪漫关系是一项重要的人生愿望；很多时候，这甚至构成她们参与性-经济交换的核心动机。

研究性旅游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界定何谓性旅游十分困难，也对其中的模糊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包括亲密关系与金钱彼此交织的复杂方式 (Babb 2010; Brennan 2004; Cabezas 2009; Cohen 1982; Frohlick 2009; Padilla 2007)。在巴西，研究性旅游的学者考察了游客与当地居民如何追求超出单纯“以钱换性”关系之外的亲密相遇。这类相遇可能带来对中产阶级消费方式的接触、社会与经济流动、跨国旅行与迁移，以及持久的情感关系、社会关系与亲属纽带的形成 (Blanchette and da Silva 2010; Cantalice 2011; Carrier-Moisan 2015; Mitchell 2011; Piscitelli 2007, 2011; Williams 2013)。学者尤其指出，外国佬（gringos）被卷入复杂的情感动力之中，其中包括各种价值等级；性工作者会据此区分“好的”外国佬与“坏的”外国佬 (Blanchette 2011)。外国佬也可能被纳入性工作者的亲属体系。Mitchell在一项持续五年的研究中发现，一些自我认同为男性和异性恋者、同时与同性恋游客发生有偿性关系的性工作者，会让外国佬扮演“教父”的角色 (Mitchell 2011)。

本文通过考察我所谓的“外国佬之爱”（gringo love），进一步推进上述研究。我在2007至2008年于纳塔尔市旅游社区蓬塔内格拉开展有关性旅游的田野调查时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外国佬之爱”指向一种与外国男性，尤其是欧洲男性相关的、具有特定集体性、社会历史性与情感特征的情绪表达。在这里，我将“外国佬之爱”具体作为“情绪”（emotion）来讨论，而没有将其置于“情动”（affect）的分析框架中，原因有数点。我并不关心情绪是否构成某种真实自我的本真表达；我关注的是，与我交谈的女性如何有意识地表述“外国佬之爱”。因此，我也希望避免将其意义与近来关于情动的理论混淆，后者常将其理解为一种游移于身体之间、尚未被言说的强度 (Wissinger 2007)。近年来，人类学对于情动已展开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Dave 2012; Stewart 2007)，以此理论化性旅游同样可能产生许多富有成效的路径。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外国佬之爱”如何存在于一套文化性的情绪剧目之中；这些情绪被规定、被接受，有时甚至具有规范性，并能够通过话语明确表达。换言之，本文考察的是，与外国男性之间的爱情如何逐渐构成一种可以被辨认、同时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情感范式。此外，我也希望与有关情绪的经典研究保持对话与延续，其中包括以这一术语框架展开的巴西东北部爱情研究 (Rebhun 1999; Scheper-Hughes 1992)，以及下文将讨论的、有关性工作语境中爱情与劳动的研究。

本文延续了女性主义长期以来对于爱情中情感劳动的关注，其中也包括性工作与性旅游语境下的相关讨论（Brennan 2004）。有关性工作的情感劳动研究常常预设女性会努力在私人自我与职业自我之间划出清晰界线 (Hoang 2010)，或承受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的情感劳动概念所预设的情感异化；我所访谈的女性并没有呈现出这样的倾向。按照霍克希尔德最初的概念化，情感劳动这一概念预设了私人领域中的情绪工作与公共领域中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情感劳动之间存在明确区隔，同时也预设了以营利为目的管理情绪会产生某种异化感。文章开头关于佩尔拉的民族志片段显示，这种区分并不一定适用于像她这样的女性。

佩尔拉以及蓬塔内格拉的许多其他女性，往往试图把客户转变为男朋友，并将短暂的交易发展成长久关系，由此建立持久的亲属关系与社会纽带。正如佩尔拉的话所显示的，“有点感觉”是她与外国男性发生关系的前提条件，并非一种为了获利而必须展示出来的情绪。对于佩尔拉和其他女性而言，爱情的商品化也涉及她们自身的自我塑造计划。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有感觉”为她们与外国男性建立关系赋予了正当性；与此同时，这类关系当然也可能涉及向男性客户出售一种看似“真实”的亲密体验，也就是一种“女友体验” (Bernstein 2007)。

然而，渴望嫁给一位欧洲外国男性的愿望既非巴西所独有，在当地也并非全新的现象，尽管人们很容易把“外国佬之爱”视为一种独特实践。事实上，它一方面呼应了不同地点与社会语境中跨国界展开的现代爱情实践 (Bloch 2011a; Cheng 2010; Constable 2003; Faier 2007; Hirsch and Wardlow 2006; Kelsky 2001; Patico 2009; Schaeffer-Grabiel 2004)，另一方面也延续了当地长期存在的一种模式，即借助爱情、性与亲密关系建立互惠关系和相互义务，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上的提升 (Furtado 2009; Goldstein 2003; Rebhun 1999; Scheper-Hughes 1992)。

由于历史性的经济脆弱地位，巴西女性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爱情的物质性，其中也包括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爱情关系。不过，在旅游业的性经济中，这种借助爱情的物质性建构亲属关系的做法出现了新的表达形式。因此，“外国佬之爱”展现了巴西女性在政治经济发生转变、经济不稳定加剧的背景下作出回应的一些新方式，同时也显示出跨种族性实践在尺度与意义上的变化。蓬塔内格拉的性旅游催生了新的关系形式与主体性，而“外国佬之爱”作为一种规范性实践的出现，也进一步表明，爱情与金钱之间的区隔具有社会建构性，并会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移动。

因此，本文将与外国人的爱情置于巴西东北部爱情政治经济的脉络之中，考察年轻、低收入、黑人或混血巴西女性如何试图与外国男性建立持久的互惠关系。通过分析多位巴西女性的叙述，我提出，“外国佬之爱”使我所访谈的女性得以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体面、现代、符合社会规范、能够实现社会向上流动与空间流动的主体，并使她们获得原本难以接触的中产阶级消费形式，同时也为扰动地方既有的等级秩序创造了可能。它为她们提供了一条逃离既有生活的路径，也就是她们经常所说的 sair dessa vida（摆脱这种生活）。这一说法指向她们在不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压迫性的性别、阶级与种族关系中体验到的异化与排斥。

我还考察了为什么对外国男性“有感觉”或爱上外国男性，会在蓬塔内格拉的巴西女性中获得如此重要的意义。通过呈现细致的民族志语境，本文希望为有关历史特定形式的爱情情绪如何介入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性别化经验这一研究领域作出贡献 (Bloch 2011b; Cheng 2010; Padilla 2007; Padilla et al. 2007)。

本文基于在巴西东北部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纳塔尔开展的民族志田野调查。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期间，我居住在纳塔尔的旅游区蓬塔内格拉，并在当地被视为外国男性游客与巴西本地女性相遇场所的多个地点进行参与观察，其中包括餐厅、酒吧、夜总会和海滩。我对27名试图在蓬塔内格拉结识外国男性的巴西女性进行了正式访谈。访谈以葡萄牙语进行并录音保存；与此同时，在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交往中，我还与数十名女性进行了非正式交谈。

我访谈的大多数女性都曾在某个阶段与欧洲男性建立过较为认真的关系；她们当中有人曾迁居欧洲，有人结婚后又分居或离婚，也有人与外国男性育有子女。关于“外国佬之爱”的故事在这些女性之间不断流传，许多人会把自己对外国佬的爱情放在追求 sair dessa vida 的愿望中加以理解。正如许多女性所说，蓬塔内格拉代表着一个过渡性的空间，是她们期待向前流动、同时前往别处的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中转地带。这个空间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与种族动力，本文将在下文加以考察；这些动力也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女性为何渴望结识外国男性，并与他们建立持久的社会纽带。

纳塔尔：白人与中产阶级的享乐之城

与巴西其他州府城市相比，纳塔尔规模相对较小，人口为803,811人 (IBGE 2010)。与巴西东北部邻近地区类似，北里奥格兰德州长期被视为贫困且经济发展不足，其特征包括严重干旱、人口向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南部和东南部迁出、土地分配不均，以及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直到20世纪70年代发现石油，以及80年代巴西东北部大规模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发展之前，该州经济长期依赖渔业与农业生产。旅游基础设施的发展，本身也是缓解经济衰退影响的一项尝试。在这一时期，纳塔尔开始被塑造为旅游目的地，最初被设想为某种“地方版科帕卡巴纳”（local Copacabana）(Lopes Junior 2000:39)。到2000年，纳塔尔在象征意义上已经成为一座服务于中产阶级休闲与国内旅游的享乐之城，而蓬塔内格拉则成为其“明信片” (Lopes Junior 2000:56)。

新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了纳塔尔城市景观的变化。2000年，一座连接纳塔尔与欧洲主要城市的国际机场投入使用。由于纳塔尔是巴西距离欧洲最近的州府城市，它很快发展为欧洲游客的重要目的地。2007年，抵达纳塔尔的国际游客中，超过98%来自欧洲 (Ministerio do Turismo 2008)。因此，纳塔尔，尤其是蓬塔内格拉地区，迅速迎来了大量游客，其中多数来自欧洲，并伴随着相应的城市转型。与此同时，这一地区也开始吸引来自内陆农村地区的贫困移民劳工，以及来自城市较贫困区域的劳动者。随着这些人口流动而来的，还有一些希望通过跨国婚姻碰碰运气的女性，以及试图通过与外国人进行有偿性交易谋生的女性。

不过，到了21世纪初，随着新闻报道不断将纳塔尔与性旅游联系起来，这座城市原本作为休闲之城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随后展开了大规模反性旅游干预，这进一步巩固了蓬塔内格拉作为异性恋男性性旅游场所的形象，使其进入地方、全国乃至跨国层面的社会想象之中 (Carrier-Moisan 2013)。

在2007至2008年间，蓬塔内格拉的巴西女性与外国男性之间的关系普遍容易受到怀疑，尤其当关系中的一方是年轻、低收入、混血或黑人巴西女性，另一方则是肤色更白、年龄更大，并被假定为更加富有的外国男性时。与此同时，当地又逐渐形成了一套情感系统，其中，与外国男性，尤其是欧洲男性之间的浪漫爱情，可以被视为文化上可接受，甚至具有规范性的关系形式。

事实上，通过爱情的语言与实践，像佩尔拉这样的巴西女性能够将原本看起来可疑的跨国关系转化为具有正当性、并可在文化上获得接受的关系。下一节将考察巴西东北部的爱情政治经济，以说明与外国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嵌入一段漫长的跨种族爱情史与亲密依赖史，同时又如何体现新的主体性，并揭示新的社会不满形式。

巴西东北的爱情政治经济学

在巴西，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塑造出一种以不平等依赖关系和互惠关系为特征的亲密等级秩序 (Furtado 2009; Goldstein 2003; Rebhun 1999; Scheper-Hughes 1992)。几个世纪以来，爱情一直被用于尝试跨越阶级与种族边界。像希卡·达·席尔瓦（Chica da Silva）这样的获释奴隶，便体现了巴西女性通过与更富有、肤色更白的男性建立婚姻或伴侣关系，从而重新塑造自身的悠久历史 (Furtado 2009)。18世纪时，身为奴隶女性的希卡·达·席尔瓦通过与一名钻石承包商建立长期伴侣关系而获得自由，这使她得以减轻种族与奴隶身份所带来的污名，并取得一种处于边界位置的身份，成为一名富有且受人尊重的女性，拥有自己的房屋和奴隶 (Furtado 2009)。

在更当代的语境中，戈德斯坦（Goldstein）记录了里约热内卢贫民区低收入黑人女性中流行的 golpe de baú（“财宝箱骗局”）实践，其中包含一种幻想：通过诱惑一名 coroa——即年纪更大、肤色更白，并因此被设想为更富有的男性——来实现经济与社会流动，而这种做法在当地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正当性 (Goldstein 2003)。戈德斯坦指出，这种幻想并不具有民主性或平等主义色彩，尽管人们广泛认为，跨种族性关系能够证明巴西是一个“种族民主”的社会。不过，根据她的研究，这一幻想其实并不容易实现；它所揭示的是，女性如何试图借助跨种族性关系，超越自身有限的社会经济机会，以及构成其生活结构的阶级与种族障碍。

巴西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东北部地区的变化，也重塑了当地的爱情政治经济，由此改变了跨种族性实践的尺度与意义。事实上，随着大众旅游业在该地区兴起、巴西逐渐转向消费资本主义，以及浪漫爱情理想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年轻、低收入、混血或黑人巴西女性的“想象可能性领域”发生了转变 (Appadurai 1990)。她们重新塑造并赋予 拜金婚姻（golpe de baú） 新的意义。

我在2007至2008年田野调查期间观察到，这一实践通常涉及外国男性，其中最常见的是欧洲男性，其基础在于一种潜在可能：通过在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中的双重移动，跨越本地阶级与种族边界。因此，这种实践建立在一种想象地理之上，它将现代性与特定空间联系起来 (Trouillot 2003)。在2007和2008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注意到，尽管巴西南部与东南部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家想象中占据现代性空间的位置，lá fora（国外），尤其是 Velho Mundo（“旧世界”，指欧洲），在纳塔尔和巴西东北部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被想象为现代性的空间。那里被视为“事情发生”的地方：时尚潮流从那里开始，技术在那里被开发，经济在那里繁荣，人们也能够在那里重新塑造自己，实现经济与社会流动。

因此，这种尺度变化涉及“全球性自我塑造”计划 (Faier 2007)：外国的空间，更确切地说是欧洲，成为个体自我得以实现的场所，使女性能够跨越与其“法外”性工作者身份，以及低收入、混血或黑人女性身份相关的污名。

此外，“外国佬之爱”也意味着爱情作为“一种社会归属情感” (Rebhun, 1999:17) 的重新配置方式发生了变化。正如多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巴西东北部，爱情在历史上一直与物质恩惠紧密相连，无论是在恋人、亲属、朋友之间，还是在庇护关系的语境中 (Ansell 2014; Rebhun 1999; Scheper-Hughes 1992:479)。许多研究都记录了这样一种地方理解：只要物质恩惠被置于礼物经济的逻辑之中，也就是建立在互惠关系和相互义务之上的交换，它通常会被视为强化社会纽带，而不会损害这种关系 (Cole 2013; Rebhun 1999; Scheper-Hughes 1992)。

在关于巴西东北部爱情政治经济的民族志研究中，雷布恩（Rebhun）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城市化、现金经济扩张以及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共同造就了一种模糊的经济秩序。在这一秩序中，礼物经济的逻辑与市场逻辑同时存在，无论是在纵向关系还是横向关系之中 (Rebhun 1999)。同样，南希·谢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在20世纪80年代对同一地区开展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匮乏的环境中，庇护关系常常按照相互依赖、人格化互惠与交换的逻辑来理解；与此同时，亲属关系、友谊、性关系与浪漫爱情等亲密纽带也通过地方社会对亲密等级与依赖关系的理解来运作，并明确展现出其工具性 (Scheper-Hughes 1992)。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7至2008年的这次田野调查之间，许多事情已经发生变化。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95–2003）与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即卢拉（Lula，2003–11）执政期间，巴西发展为新兴国家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力量，成为所谓的金砖国家之一——尽管此后巴西又陷入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与社会骚乱，并伴随着腐败丑闻和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

随着经济新自由主义化、消费资本主义受到愈发强调，以及21世纪头十年旅游产业的发展，消费逐渐成为自我塑造的重要场域，也成为所有巴西人进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记，其意义已经超越中产阶级自身 (De Castro 2006)。然而，人格化互惠关系和亲密等级秩序依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Ansell 2014)。以互惠、恩惠、相互义务和礼物为基础的经济互动依旧重要，同时又更加充分地与一种建立在个体化消费实践之上的经济共存。

浪漫爱情成为这种张力得以集中表达的一个关键场域。因此，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异性恋伴侣关系里，当地男性往往被期待成为可靠的供养者 (Rebhun 1999:83; Scheper-Hughes 1992:475–479)，与此同时，女性也可能追求某些浪漫经验，通过这些经验将自己标示为体面、有价值且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主体。正如伊卢兹（Illouz）所指出的，浪漫爱情包含一种核心矛盾：它一方面推动个体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浪漫爱情相关的消费实践制造阶级区分 (Illouz 1997)。浪漫爱情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日益居于核心位置，由此改变了巴西东北部爱情政治经济的整体场域，其变化方式已超出雷布恩与谢珀-休斯当年的预见。

此外，性旅游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商品化，也进一步改变了纳塔尔的爱情政治经济。情感依恋与物质交换仍然持续被理解为彼此构成，但在我田野调查期间观察到的性旅游语境中，两者之间的分离也变得更加突出，礼物与商品之间的区别似乎获得了更强的重要性。一方面，由于性旅游中存在严格的以钱换性的交换，礼物与商品之间被划出更加明确的界线；另一方面，蓬塔内格拉的巴西女性又试图模糊这一界线。

这种局面给那些参与与性旅游相关实践的年轻、低收入、混血或黑人巴西女性带来了复杂处境。事实上，在本研究所涉及的社会语境中，巴西女性会借助人格化互惠、亲密等级和 ajuda（帮助）关系这些较为古老的模式，建立社会归属关系，并创造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 (Cole 2013; Piscitelli 2011)，由此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有价值、体面、中产阶级、现代且具有世界主义气质的主体。

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女性有意保持自己与外国男性之间关系意义的开放性与模糊性，使这些关系能够按照地方社会关于物质交换能够强化社会纽带的逻辑来理解；与此同时，她们也会遵循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观念，将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关系与建立在金钱或工具性基础上的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中，宣称“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些关系区分出来：像佩尔拉那样表达对这些男性的感情，是使这种关系进入规范性、并在地方文化中获得接受的社会纽带的一种方式，也使其能够脱离性工作的范畴来理解。

物质恩惠则成为各种焦虑汇聚的场域。它既可能被理解为爱情的标志，也可能被视为一种会腐蚀关系的因素，因此，围绕物质恩惠的交换往往需要经历复杂的协商。

持久纽带的形成

通过“外国佬之爱”成为另一个人

蓬塔内格拉的巴西女性经常将 gringos（外国佬）与 brasileiros（巴西男人）加以对比，并把前者视为理想的浪漫爱人、供养者和绅士。她们认为外国男人更加体贴、有感情，恋爱时也更忠诚，对女人更好，通常长得更英俊，也比巴西男人更能承担供养责任。相较之下，巴西男人常常被以动物化的方式描述，被认为具有攻击性、受性欲驱动，其价值几乎只体现在床上。尽管女性会区分“好的”和“坏的”外国佬，也会区分不同国籍的男人，但总体而言，她们倾向于认为外国佬，尤其是欧洲男性，比本地男性更好。

弗拉维娅（Flavia）24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曾在意大利生活七年，并嫁给一名意大利男人，当时正准备与他离婚。2008年3月我采访她时，她用非常简洁的话概括了我从大多数女性那里反复听到的看法，其中也包括那些曾在国外有过负面经历的女性：

巴西男人非常、非常 animais（像动物一样、野蛮），他们就是些吃软饭的。而 estrangeiros（外国男人），尤其是我嫁的意大利男人，他们特别温柔，非常体贴。他们把女人当公主一样对待，你知道，这不仅仅是给你物质上的东西，他们也把你当一个人来看。他们更加重视你这个人；巴西男人给你的［价值］就少得多。

同样，35岁的莉萨（Lisa）当时正在与一名法国男人交往。2008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她说道：

这也是我跟外国男人相处以后逐渐发现的一件事。巴西男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真正看看巴西男人是什么样：一个巴西男人，他结婚了，妻子给他生了孩子，家里有一个伴侣，外面有一个情妇，可他还是会继续找别的女人……［外国男人］就浪漫这方面来说，他们更加浪漫、更有感情、更体贴，也更忠诚。

这些女性经常用“浪漫”来讨论外国男性的不同，而这种浪漫又与全球化的中产阶级消费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外国男人会带她们去中产阶级餐厅，请她们到附近的海滩旅行，在酒吧和夜总会给她们买昂贵的饮料，邀请她们去自己入住的高级酒店房间，还会送给她们数量惊人的礼物，包括珠宝、衣服、iPod、私立学校的英语课程，甚至一张前往欧洲的机票。女性认为，外国男人能够让旅行与中产阶级式的休闲体验变得更加可能。

因此，作为一种集体情绪，“外国佬之爱”构成了新的爱情方式。这种爱情方式与现代的、全球化的伴侣关系理想相契合，而这种理想强调一种没有私利的相互之爱。正如赫希（Hirsch）和沃德洛（Wardlow）所言：

这种现代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培养一个更加个体化的自我——一个拥有特定风格、特定品味和特定关系组合的自我，而这些关系未必以亲属关系为基础；最后，它还包含一种浪漫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承认另一方的独特性。 (Hirsch and Wardlow 2006:15)

在蓬塔内格拉的性旅游语境中，浪漫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与成为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的、具有流动能力的主体这一愿望紧密交织在一起。

因此，巴西女性将外国男性视为这种愿望的象征：他们代表着资本、现代性、全球流动以及个体自我实现。我将这一种族化想象过程称为“外国佬的恋物癖”（the fetish of the gringo）。

这里，我借鉴凯尔斯基（Kelsky）在分析日本“国际主义”女性的话语实践时提出的“白人男性的恋物”（the fetish of the white man）这一概念。所谓“国际主义”女性，是指那些希望赴海外工作或学习，并与西方男性发展恋爱关系的中上阶层日本女性。凯尔斯基指出，正如“东方女性”的身体一样，西方白人男性的身体也在全球范围内被商品化，并被赋予种族化与性化的意义。他们的身体象征地位与财富，并成为“全球经济中向上流动的商品标记” (Kelsky 2001:187)。

与此类似，在蓬塔内格拉，外国佬的白人身份与欧洲身份也象征着流动性、现代性和世界主义。因此，蓬塔内格拉的巴西女性在与外国男人的关系中看到了“成为另一个人”的潜在可能。这些男人能够为她们提供通往欧洲的机会；她们想象自己可以在那里获得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同时逃离自身既有的人生轨迹，也就是逃离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族、阶级与性别不平等。

摆脱这种生活

巴西女性经常表达她们对塑造自身生活的地方等级秩序的不满。她们在“外国佬之爱”中看到了逃离严酷社会经济处境的一种可能，并使用 sair dessa vida（摆脱这种生活）这一带有空间意味的说法，同时表达自身的异化与疏离感，以及对更好未来的期待。女性有时会用 sair dessa vida 来指离开性交易行业，但更多时候，这一表达是对她们整个生活处境的一种概括，其中包括有限的社会经济机会、支配其生活的各种等级秩序、父权意识形态的持续存在，以及她们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巴西国家所承诺的经济收益之外。因此，sair dessa vida 主要具有隐喻意义，唤起一种从既有生活中离开的空间移动。“外国佬之爱”由此构成一种逃离路径，使她们从一个常被认为 sem futuro（没有未来）的地方离开，进入欧洲——一个在想象中，有时也在记忆中，被视为没有疏离感的空间。下面拉丽莎（Larissa）的故事体现了这种逃离自身人生轨迹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又以复杂方式与重新塑造自我的期待共存，并且这种重新塑造还必须符合当地能够接受的形式。

拉丽莎28岁。2007年8月，我在蓬塔内格拉一家面向游客营业的夜总会里认识了她。此后几个晚上，我们常常聊天，直到2007年12月我正式采访她。她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一边通过性交易赚钱，一边寻找浪漫爱情。她留着黑色短发，不化妆，戴眼镜，穿一条及膝黑裙；相比之下，当时多数女性穿着更加暴露。她在纳塔尔经济衰败的城市边缘地区北区（Zona Norte）长大。她不喜欢那里，也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地方。她坚持说，这并不是因为自己遭遇了“暴力”或“酗酒”，而是因为她觉得那里不够高贵（nobre）：“［我］就好像真的不适合这个地方。”

她最初是在电视上听说蓬塔内格拉的，后来她把那里想象成“这将成为我的未来”。去蓬塔内格拉——一个她说自己“能够把自己认作一个人”的地方——逐渐变成一种“抱负”：

我一直都对外语很好奇。我一直很喜欢英语。我一直都有这种幻想，这种梦。后来我就来这里工作，在蓬塔内格拉海滩的一家餐厅里……我是服务员。所以对我来说，这里特别美，这里很有魅力［o glamour］。我当时只看到了海滩好的一面。

后来，拉丽莎开始出入那些夜总会。最开始，她只是陪一个朋友一起去，但很快便被朋友的生活所吸引：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她总是在说自己过着公主、女王一样的生活。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她告诉我，我不应该过现在这种生活，我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所以通过她，我开始知道了那些做卖淫生意的夜总会。

于是，拉丽莎决定在夜总会里做“公主”，希望自己也能够过上“公主”般的生活。等到我们正式采访时，她已经有了更多经验，也开始意识到她所谓的“硬币的两面”，也就是“魅力与堕落”。对拉丽莎而言，卖淫不好的一面来自出售性的行为本身。她因此觉得自己“很脏”，也由此认为自己的未来没有多少值得期待的东西：

我的前夫，我女儿的父亲，他对我说：“你已经被玷污了［manchada］。”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把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人生弄脏了。那么今天会发生什么？我已经28岁了，劳动力市场要的是更年轻的人——23岁、24岁、25岁——而我是一个……如果我去找工作，老板会认识我，会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所以这些事情一直在我脑子里，这种负面的东西。对我来说，就好像这条路已经［停顿］……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能看到的未来就是晚上出去，遇到一个人，也许，谁知道呢，结婚？至于工作……

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继续说道：

正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做一个妓女、一个 应召女郎，虽然我并不……因为我其实并不大胆［ousada］，我不是……我甚至觉得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不会主动去追［那些男人］。我就是自己待着［eu fico na minha］。我等着别人来找我，等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他之间有那种调情。因为我已经这么脏了，我希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方式能够……嗯……更美一点。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我的脑子里，事情必须有这个过程，要有调情，要有眼神交流，然后这样的事情才会发生。

2008年我离开纳塔尔之前，拉丽莎已经怀孕四个月，却仍然希望能够遇见一个外国男人，与他结婚，然后一起搬到欧洲生活。她对“美好”的渴望，一部分是在应对卖淫所附带的污名，同时也来自她希望把这种关系转化为持久且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关系。她对自己在巴西的未来几乎不抱希望，并认为逃离现有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与一个外国男人建立浪漫关系。对她而言，产生吸引之情本身构成一种值得追求的情感伦理，并不必然是某种服务于资本或父权制的情绪资源，这与常见的情感劳动概念化方式有所不同。

本文考察了2007至2008年巴西东北部性旅游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爱情的政治经济如何运作，并分析了在纳塔尔，与外国男性之间的爱情如何逐渐成为巴西女性中一种可辨识的情感范式，而这种情感范式又与她们塑造全球化、现代化、中产阶级自我的计划产生了特殊共鸣。我提出，可以将爱情理解为一种情感交换形式，它未必必然或单纯带来异化，也不需要以某种纯粹而真实的自我为基础，尽管部分情感劳动研究往往作此预设。这些研究发现表明，“有点感觉”能够为女性与外国男性建立关系提供正当性，并构成一种值得追求的情感伦理，使女性能够与自身所期待的某些主体形象相契合。换言之，蓬塔内格拉的巴西女性对外国男性怀有复杂情感，这些情感超出了为了获利而表演爱情以及与这种表演相伴的异化。

将“外国佬之爱”视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伦理，并注意到它已经成为当地具有规范性、可以被社会接受的社会纽带之一，有助于我们理解巴西东北部女性如何持续通过与肤色更白、更富有的男性建立伴侣关系来重新塑造自己。在纳塔尔性旅游的语境中，女性与外国男性之间的交往展现出复杂的能动能力：她们试图推动自己走向一个位于“别处”的未来，超越她们在巴西所感知和亲身经历的种种限制。

因此，“外国佬之爱”表达了女性希望让生活重新流动起来的愿望。她们同时将其想象为逃离自身既有生命轨迹、重新塑造自我的路径，而这一重新塑造将在一个她们想象或记忆为与巴西异化生活相反的空间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国男性“有感觉”表达了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情感伦理，使女性能够以一种当地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跨越自己作为性工作者所具有的“法外”身份。

在大众媒体、国家主导的干预行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宣传活动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始终存在，即年轻、低收入、黑人或混血巴西女性需要从性游客手中被“拯救”，而这些性游客则常被想象为变态者，或可能跨境贩运人口的人。按照这种预设，这些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主要来自性工作本身，或者来自她们对于外国男性的“盲目爱情”；这种爱情据说使她们无法认识到自己正在遭受剥削。

然而，本研究的发现显示，这些女性所体验到的异化感，主要来自有限的社会经济机会，以及持续存在的性别、种族和阶级不平等。她们关于外国男性吸引力的叙述确实使用了一种可能会将所有巴西男性本质化的语言，但这些叙述所揭示的，是女性对自身生活处境的深刻不满，以及逃离、sair dessa vida（摆脱这种生活）的强烈愿望。

相比将问题归结为某一个外国敌人，对国家与市场中排斥性的实践进行处理，以及从根本上改变那些将众多女性推向外国空间和外国男性身体的社会条件，显然更加困难。而在有关消除性旅游的公共讨论和干预实践中，这一层面往往被抹去。

本文付梓时为2016年2月，当时巴西仍在经历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动荡。从本研究开展的2007至2008年至今，巴西东北部的爱情政治经济再次发生了剧烈变化。首先，巴西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并没有带来许多人曾经期待的经济繁荣。

2014年，我再次前往纳塔尔停留两个月，在世界杯之前、期间与之后开展一个相关但主题不同的研究项目。与2007至2008年相比，当时集体情感伦理发生的变化令我印象深刻；此前那种情感伦理曾表现得极其强烈。2014年与我交谈的巴西女性，对于通过与外国男性相遇来实现人生转变的可能性，似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乐观。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游客也明显减少，世界杯比赛日除外。到那时，纳塔尔的欧洲游客数量已经持续下降，这可能是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之一。

在国内，巴西当时也陷入政治经济危机，其中包括经济衰退、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和社会骚乱；此前关于世界杯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承诺也已经落空。与此同时，围绕奥运会长期遗产的争议仍在持续，加之大规模腐败丑闻，以及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遭到弹劾，这场危机仍在延续。

在这样持续变化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中，“外国佬之爱”本身也可能发生转变，而这会对那些试图通过与外国男性之间的爱情来改变自身的女性产生重要影响。欧洲如今可能已经不再如此强烈地代表一个充满未来可能性的地方，而巴西则可能更加强烈地被体验为一个 sem futuro（没有未来）的地方。

因此，这些变化提示我们，应当关注新的规范性伴侣关系与现代爱情表达所具有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并考察它们如何与政治经济彼此交织。对于这些关系形式的稳定性也必须保持谨慎，因为随着经济机会与限制不断变化，它们本身很可能也会持续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