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旅游学界“诺贝尔奖”的中大学者,书房如何“装下世界”?

【栏目介绍】阅读,是学者最日常的仪式,但这个仪式发生的场所,远不止于书斋一隅。对各学科学者而言,书房、实验室、办公室乃至田野山林,都是知识的诞生地,思想的实验场。
中山大学自创校以来,名家辈出,文脉绵长。一代代学者在各自“方寸之间”,不仅阅读经典,也阅读数据、图谱、标本;他们与先贤对话,也与未知对弈。
中大官微不定期推出“方寸之间”系列报道,走进中大学者的学术天地。我们期待,这一方方小小的空间,能成为一扇扇敞开的窗,让社会看见学术的尊严、思想的温度,以及那些闪光的人与灵魂。
在这里,书房无定所,阅读有回响。愿你我一同漫步其间,感受方寸之间的辽阔天地。
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东北侧,古榕蔽日,光影斑驳。掩映在绿荫深处的,是一幢静谧的三层红砖小楼。
这里面积不大,却装得下一个辽阔的世界。这是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所在地,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的书房也坐落于此。作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旅游地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3年,保继刚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尤利西斯奖”。该奖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旅游知识创新方面的唯一奖项,被誉为旅游学界的“诺贝尔奖”,保继刚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学者。

2023年,第25届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上,保继刚教授佩佩戴尤利西斯奖章留影

对保继刚而言,这方天地既是藏书之所,也是他规划田野、指导学生的“指挥部”。在这里,书本知识与现实问题不断碰撞,最终转化为扎根大地的学术实践。
一间书房,装下世界



保继刚教授
保继刚的书房,是一方装得下世界的天地。
二楼书房,放着七组半书架。有些是精读过的经典,有些是泛读的册子,有些是复印本,有些是手稿、油印稿、旧地图和幻灯片。时至今日,他依旧保存着自己1980年入读中大地理系时的课本。在他看来,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是靠一本书一本书建构起来的,所以他的书从不轻易清理。
40多年来,这些泛黄的教材跟随他辗转广州、北京、昆明,又最终在康乐园落脚。它们连同保继刚出版的期刊论文、编写的教材,记录了一个学者如何从自然地理出发,走向旅游研究,又走向乡村、贫困与区域发展。

保继刚教授在他的书房。点击图片,了解更多学者故事
他写的第一本书,也是教材。1990年,26岁的保继刚受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编写《旅游地理学》第一版。彼时,中国在旅游地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草莱初辟阶段,保继刚等人就成为这一学科的探路者、先行者。1990年至1992年间,在中大南校园原地环大楼,有间办公室曾在六百多个白天夜晚长开不闭。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影响三十多万学子的经典教材。
从保继刚二楼书房拾级而上,三楼阁楼则陈列着2018年“阿者科计划”启动以来的书籍、信件、照片与展板,把千里之外的彩云之南拉到眼前。
旧教材和阿者科展板,像一个人学术轨迹的两端:一端记录他从何处出发,一端标注着他抵达何处。

中山大学南校园329栋三楼,陈列着阿者科计划的部分成果
一次转向,走向人心


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复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陆续引入。其中重数据、重模型、重实证的“理科道路”,与传统的文史哲路径截然不同。保继刚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开启了旅游研究的探索。
“我最初做旅游研究,采用理科的方法,对游客抽样寻找规律。当时这些规律确实契合旅游者的选择行为,这种研究方法让我早期受益良多。”保继刚回忆道。
1999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境内的龙胜梯田调研时,保继刚发现,自己此前自己用“理科思维”做的研究“做不下去了”。
那时,龙胜梯田的旅游开发已经起步,游客增多,也有门票分成的方案,一切似乎都可以量化。但走进寨子后,保继刚发现,数字之外还有层现实——村民对收益分配各有说法,对开发方式各有诉求。政府、村民和企业之间,远比数据复杂。
“数据能算出游客量、收入与分成比例,却算不出公平,算不出政府、村民与企业之间如何达成共识。”保继刚说,“那时发现,自己需要的是一个价值体系的重构。这些与数学无关,而和价值观有关——这关乎贫困、可持续与人心。”
一个信奉“用事实说话”的理科生,此时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无法独自说话的领域。正是这个冲突,成为他学术生涯转向的引擎。
19年后,2018年,保继刚在家乡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的阿者科村,开启自己服务脱贫攻坚的计划——在这个旅游减贫与遗产保护项目中,村民以梯田、民居等资源入股村集体旅游公司,按传统民居、耕作、居住、户籍等维度分红。项目设计初衷是既保护哈尼梯田遗产,又让村民持续增收。

2020年1月阿者科第三次分红现场,保继刚和村民在一起交谈
如今,分红大会已成为村里的大日子:账目现场公布,现金当场发放,村民结伴前来,全村沉浸在喜庆氛围中。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阿者科已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分红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万余元。今年“阿者科计划2.0”正式启动,标志着该村从单一“分钱增收”正式转向构建长效共富体系的新阶段。
一条道路,扎根中国


2018年5月,元阳梯田旅游战略研究项目的团队内部会议上,保继刚突然对他的硕士生杨兵说了一句话:“准备派你到阿者科驻村一年,去当‘旅游村长’。”
杨兵的第一反应是懵的。师门里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他后来回忆,“都有一种相同的意味——同情”。他把这件事在电话里告诉家里,父母的判断很直接:“肯定是你哪里得罪了导师,不然不会被安排一个人去山里。”父母甚至说,如果真得罪了导师,干脆退学重考。
那年暑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杨兵一个人拎着行李箱去了云南,直接住到了村支书家里。他在阿者科待了十四个月。
保继刚没有给学生讲太多道理。他把人放到村子里,剩下的让学生自己去面对。此后八年间,阿者科计划先后派出16批、32名硕士生、博士生驻村,辅助旅游公司运营。这些学生要在村里算账、开会、跟村民解释分红规则,也要下田、背东西、和村民一起干活。村民最初的态度是“犹豫彷徨”,后来变成“自发参与保护”。
在一众师生努力下,“阿者科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2024年,阿者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并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等多项荣誉,从昔日藏在深山的贫困村寨,蝶变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

杨兵与阿者科村儿童,点击图片了解更多故事
在保继刚看来,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真谛在于:学者必须将自己、将学生、将时间,真正融入一个具体的场域。在中大任教的三十七年间,他既扎根中国贫困地区一线调研,亦在国际学术舞台与西方学者对话。他愈发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国家制度,皆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学者若不扎根于某一地域,便难做出有影响力的工作。

2026年7月,保继刚在云南迪庆州德钦县雨崩村调研。
“在旅游规划这个与实践紧密相连的领域,中国学者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可能比国外同行更密切——这不是本事的大小,而是扎根的深浅。”保继刚表示,自己做的规划、写的论文,并非书斋里理论的搬运,而是从大地里长出的问题,再回到大地去寻求解答。
回望曾在保继刚指导下的这段驻村经历,杨兵真诚说道:“如果没有去阿者科,我永远不会如此深入田野,更没有机会培养做研究的现实关怀,更不可能走上旅游减贫与乡村振兴的学术道路。追求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意义,是我从导师那里学到的正义观和治学态度,我相信余生都将受益无穷。”
从书房到大地,再从大地回归书房,保继刚的人生与学问,便在这样的往返中不断生长。

2026年7月7日,元阳县新街镇爱春村委会阿者科村举行第十四次旅游发展分红大会,这是“阿者科计划2.0”正式运行后的首次完整兑付。图为保继刚和阿者科村孩子们合影。
在这间书房里,保继刚曾与无数学生促膝长谈,帮他们确立博士论文选题,指引他们田野调查的方向。这栋红砖小楼里,除了满架藏书,还有一届又一届学生从这里带走的“问题”与“方法”。
保继刚坦言,书房本身无法传承,但知识结构可以在课堂上、在田野里、在一代代学生的追问中延续。这或许便是这里最有价值的所在:它收藏的不是书,而是一个人如何将书读成路。那条路的起点,是一个年轻学者相信世界可以被测量;而如今,他更深刻地明白,测量之外,还有公平、价值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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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
记者:崔文灿
排版: 学生记者 郑紫今
一读:李建平
初审:刘俊鹏
审核:闫凯
审定发布: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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